商湯滅夏，是所有傳世文獻中一個無可置疑的曆史事實，不僅如此，經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多年來的考古發現，也完全證實在商朝之前，的确存在一個文化面貌不同于商文化的青銅文明政權，這就是以崇山南北為中心的二裡頭遺址。

按照史書記載的脈絡，商之前的朝代叫做夏（或夏朝），既然考古已經發現了二裡頭，那麼我們理所當然的認為這個有着廣域王權特征的政權就是夏朝。

但問題在于，二裡頭考古數十年來并沒有發現自證文字，所有關于“商朝前的朝代叫夏”的說法，最早都來自于周朝。這也是考古工作者仍以“二裡頭”而非“夏都斟鄩”稱呼它的原因。

舉個例子，我們都知道三國是魏、蜀、吳，但其實三國時期是沒有“蜀”這個國家的，當時正統的叫法是漢，隻是西晉建立後，《三國志》作者陳壽出于正統需要，用“蜀”這個郡名來貶稱劉備所建立的大漢，唯有如此，才能表明魏承襲自漢（東漢），而晉又承襲自魏的合法性。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比如周人稱呼商朝既有“商”這個叫法，也有根據都城所在的殷而稱其為“殷（衣）”的叫法，這就會給後世造成錯覺，認為盤庚遷殷以後，商朝的國号是“殷商”共用，但實際上，商朝人隻會自稱商，而不會自稱殷或殷商。

所以，商朝之前存在一個朝代，但這個朝代到底叫什麼，目前還沒有100%的證據确信它一定叫夏。

那麼作為繼任者的商朝，總應該知道被自己取而代之的朝代到底應該叫什麼吧？

《尚書》曾提到“惟殷先人，有冊有典”，這說明商朝是官修史書的，可惜目前還沒有發現。不過，由于商朝有着濃郁的占蔔和祭祀傳統，所以，幸運的是另一套記錄系統—甲骨蔔辭流傳了下來。

從1899年甲骨文被首次發現到如今，已出土和收集的甲骨片約15—16萬片，約4500字，内容涵蓋商王世系、祭祀、戰争、農業、手工業、漁獵、教育、周邊方國等内容。

但奇怪的是，甲骨文中卻并沒有提到過夏朝。值得一提的是，甲骨文中是有“夏”這個字的，但字義卻和政權、方國、甚至族群無關，意指人在烈日之下。

目前的解釋大概有三種：第一種認為甲骨文目前隻釋讀出1000多個，還有很大一部分沒有破譯；第二種解釋認為甲骨文隻是商王占蔔和祭祀用的，并不是記錄曆史事件的史書，沒有提到夏朝很正常；第三種解釋認為殷墟甲骨文是盤庚遷殷以後殷商中晚期的載體，距離夏朝滅亡已經過去數百年，完全沒有必要時時提到一個已經消亡很久的政權。

甲骨蔔辭雖然隻是一種祭祀文字，但我們要知道，商朝人是極度崇拜祖先甚至将祖先奉為神靈的群體，所以甲骨蔔辭中會屢屢出現成湯和伊尹等先君重臣名号。

也正因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幾乎記錄了所有的商王名諱，并且與《史記》等傳世史書所記載的商王世系基本吻合，從而從考古學角度印證了殷商王朝的存在，徹底否定了疑古派所謂“商朝是虛構出來”的言論。

不僅如此，甲骨文中對商王朝開國君主湯的稱謂有：成、湯、唐、大乙、天乙多種，而且祭祀規格頗高，這說明，即使是到了商朝中晚期，對于遠祖湯依然有着頻繁的祭祀。

讓人疑惑的是，甲骨文中隻能看出有個叫湯的商王地位極高，但至于他具體做了什麼，卻沒有記錄。按照史書記載，商湯是推動商從邦國向王朝變革的關鍵人物，與上甲、主癸這些先君相比，商湯的最大功績顯然是滅掉夏朝。

既然如此，那為何甲骨文裡體現不出來任何的湯滅夏的記錄呢？難道真的是上文提到的三種解釋，甲骨文隻是占蔔和祭祀用的，沒有必要提到與夏朝和夏人有關的任何記錄嗎？

顯然并非如此，因為在陝西岐山周原考古出土的周人甲骨蔔辭中，除了周的事迹外，還提到了湯、太甲、文丁等商朝君主的名号，而且在述及商王時，皆稱“衣（殷）王”、“商王”，這不僅說明周原甲骨的确是出自周人之手，而且也表明本朝蔔辭中提到前朝的事迹十分正常。

那麼接下來我們再回到剛才的疑問，為什麼甲骨文裡沒有提到夏朝呢？

首先是出土的春秋青銅器《叔夷鐘》上發現了下面這樣一段記載：“隙成唐，又嚴在帝所，溥受天命，删伐夏司，敗厥靈師，以少臣惟輔，鹹有九州，處禹之堵。”更早的《詩經·商頌》則說：“昔有成湯……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

這說明，雖然西周以後對商朝前面的朝代稱“夏”，但這個叫法并不固定，也常會用“禹”來指代這個政權。換言之，“夏”可能真的隻是周人的叫法，在此之前，對“夏朝”的叫法有多種。

其次是甲骨文的印證。甲骨文中曾頻繁記錄殷商中晚期的曆代君主在祭祀一個叫“西邑”的地方，但甲骨文中卻沒有出現“東邑”“南邑”，結合上下文可知，“西邑”與此時的商朝并無任何往來，但卻被商王奉為神靈，擔心它作祟為害。

顯然，西邑恐怕絕非是一個單純的地名，而是有着指代祖先神靈的意思。此後，清華大學收錄了一批出土的戰國竹簡，經釋讀發現記載伊尹事迹的《尹诰》《尹至》篇中有如下記載：“尹念天之敗西邑夏”，“湯往征弗附……自西翦西邑，戡其有夏”。

“夏”和“西邑”的相關聯表明，甲骨文中的西邑就是夏，區别在于，商朝的稱呼是“西邑”，而戰國時加入了“夏”字，改稱“西邑夏”。

這種叫法并非孤證。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山西陶寺遺址曾出土朱書扁壺，上寫“文邑”二字。

事實上，考古發掘顯示，二裡頭文化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1750年—公元前1520年，也就是相當于夏朝中晚期，而在公元前2000年前後，即禹、啟為首的夏朝中前期階段的200年左右時間裡，考古發現的中原地區各類群體間互不統屬，戰亂頻仍，考古學上看不到此時存在一個跨地域文化傳播的廣域政權。

這意味着，夏朝作為新石器時代向國家文明過渡的承前啟後式政權，仍然帶有濃郁的氏族邦國遺存，它的禮制、政權建設甚至标準的國号稱謂，都需要在漫長的過程中逐漸摸索和完善。

所以，夏朝這個稱謂其實是自周朝才有的，夏朝人的自稱并非夏，而更可能是“大邑”、“文邑”或“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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