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顔陽天，浙江大學城市學院英語專業2011屆畢業生。在校期間曾榮獲第14、15屆“外研社杯”全國英語辯論賽三等獎、首屆“中譯杯”全國口譯大賽華東大區（六省一市）決賽優秀獎等多項榮譽。2011年6月從學院畢業後，顔陽天進入英國杜倫大學攻讀英語語言教學碩士，曾是杜倫大學辯論協會（Durham Union Society）會員 ，“Inkapturing”文學寫作班成員。

在學風嚴謹、要求嚴格的杜倫大學，有25%的同學不能按時拿到學位，而顔陽天不僅獲得了二級一等榮譽（Degree with Merit），這是僅次于一等成績的第二高成績。同時，他的碩士畢業論文《二語學習焦慮及應對策略：中國學生的實證研究》還取得了年級第一的好成績，獲英國杜倫大學優秀畢業論文稱号。

歸國後，顔陽天曾在國内某教育科技公司擔任語言專家，為移動英語學習産品的語音識别和機器評測功能提供語音學、音系學和測試學支持。2014年起任上海立信會計金融學院教師，2015年獲上海市屬高校新教師試講評比第一名。

一轉眼，距離上一次向戴老師交稿已經快十年了。那時，我是學院宣傳辦的攝影記者，并不會寫稿子，可那天偏偏所有文字記者都去考四六級了。于是，我的第一篇新聞稿就這樣出來了。所以說，有時候事情并非都如預先計劃，總是旁逸斜出地有些驚喜。

畢業之後亦如是。比如，以前我想當一名口譯員，為此拿了CATTI二級口譯證書，但之後卻陰錯陽差地和一群理工男在一起當了幾年僞碼農。比如，念書時一直不太喜歡理論語言學，覺得枯燥乏味且脫離實際，但實際工作後卻恨不得當時能夠再多學一些、多問一些。比如，以前我一遍遍地打磨口譯筆記符号，但就在本周，前老闆工作過的微軟亞洲研究院說，他們的機器新聞翻譯算法已經接近專業譯員水平——這一時間點相比先前預測整整提前了七年。

七年——七年前我還在北秀吃着蓋澆飯呢！

世界變化得如此之快。尤其是之前所學的那些工具性、職業性的知識和技能，正在以飛快的速度淡出視野，甚至被機器取代。七年前的我一定想不到，鄰桌可敬的科學家們可以讓口語人工智能機器自動打分的可靠性超過劍橋雅思考官的平均水平。那麼七年後呢？雅思考試會不會也像培生 PTE 考試那樣完全采用機器批改？記得剛進團隊時，請教一位曾經在科大訊飛工作的科學家：“深度神經網絡對于你而言是否就是一個‘黑箱’（black box）？”當他給我肯定的答案時，我内心與其說是“驚喜”不如說更多是“驚吓”。

面對這樣的時代，不禁讓我思考在大學四年究竟學到什麼：哪些很快會過時，哪些卻曆久彌新？哪些以為自己學會，但其實學的并不紮實？而哪些以為沒學，卻早已深入骨髓？

某年，随意翻看高考招生志願填報指南，偶然發現母校的“院校性質”一欄是“理工”（而我一直以為是“财經”，畢竟商學院人數多）。于是就問自己：“我身上有理工男的特點嗎？” 好像四年下來還真沾染一些理科生的影子。比如畢業論文和工作都和計算機語料庫有關，似乎不是那麼典型的文科生。比如雖然在英語專業，但我們大一大二仍要學《高等數學》《Visual Basic 編程》和《大學物理》。當時覺得“通識教育”“大類培養”不過是修辭，但是在工作後發現有之前的那些課程基礎還是有很大幫助。雖然好像現在生産環境裡也沒什麼人用Visual Basic，但是思想方法在其他語言中也都能看到，在實際工作時不會那麼發怵。

可是在人文方面，我覺得自己并沒有什麼的天賦，很多東西總是學得很遲鈍。徐杭平學長曾經問學弟學妹：“什麼是人文？為什麼城院需要人文？人文和就業有内在關系嗎？”我也很想知道答案，但是答案似乎并不簡單。我不敢說學了詩歌、戲劇、小說、演講、辯論就立刻具備了人文精神，它們似乎隻是某種載體而非人文精神本身，機器也許在将來的某一天也能創作它們。

人文精神其實很難描述，但是卻能真實感受到。舉個例子，我在英國讀書的大學在成立130多年的時候，經曆了一次大分裂。學校最大的住宿制學院（college）另立門戶，帶走了最好的校區、全部理工科系部、全部的實驗儀器和總人數三分之二的學生。梅贻琦曾說：“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而當一所大學失去了“大樓”“大師”和“大學生”，還能剩下什麼？在“大師”“大學生”和“大樓”之外，似乎還有什麼因素也是大學的一部分——而隻要這個因素還在，大師走了可以再請，大樓送了可以再建，大學生走了可以再招，學校便不至于衰頹。

我想，這個因素可能就是人文的精神。它告訴我們，世界可以變化得很快，但有些東西不會變化。

在城院的時候，我也無時不刻受到老師們人文精神的影響。不必說 Dr. May 佘去媚老師時常分享她的人生故事，可以汲取力量對抗自己的懦弱；劉育文老師治學嚴謹，時常督促勉勵；查葉娟老師敏捷銳利，還總是那麼美麗；潘恩安老師陽光開朗，總有各種金句；洪一鳴老師幾乎永恒的自我反思，以及他的皮膚保養秘方……單就說畢業以後，我喜歡抽空回去看看他們或是一起參加學術活動。其實每次去心裡往往都是帶着困惑和問題的，但是見了面臨到嘴邊卻說不出口。最後就是在閑話家常中，但看到他們自己心裡也有了答案和力量。而這種力量，哪怕世界變化得再快，也是在那裡的。

而在科技飛速發展的今天，我們比以往更需要人文精神。在線教育領域，目前最大的困難不是有沒有優質資源放到網上，而是如何提高學生完成課程的自覺性。根據Coursera 的平均數據，能夠完成課程的學生占總學生人數的比例也僅僅8%左右。目前解決方案的一個趨勢是，純粹使用程序教學的機構越來越少，而越來越多的機構通過增加真人溝通提高學生的粘性。科技和人文，永遠都不應該完全割裂。

記得曾經在北京參加一個研讨會，讨論一款教育科技産品。某産品經理自豪地介紹說，為了幫助老師把學生從課堂刷手機中拉回來聽講，APP 可以根據教師要求一節課推送二十幾個問題，每個問題都最終折合成一定分數計入期末總評，于是學生都必須在手機上忙于作答而不是刷朋友圈。對于這樣“美好”的産品設想，我總是持保留态度。在這樣的設想中，學生仿佛成了富士康流水線上的工人，和我曾經在大學四年中享受的那種自由很不一樣（曾經逃課的ZUCCer裡就有徐杭平，他跑去圖書館看《經濟學人》）。我懷疑在強制和機械的雰圍中，是否能讓學生獲得自主的學習動機和真正的好奇心。随着科技的發展，我們周圍會有越來越多的發明，但是這些發明也越來越多需要人文精神的審視。缺乏人文精神的科技發展是可怕的，最典型例子應該就是德意志第三帝國吧。

我感到非常幸運的是，母校擁有孕育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土壤。ZUCC雖名為“學院”，但是豐富的專業設置俨然可以媲美一所綜合性大學；我曾經加入“英語辯論隊”，它的隊員來自傳媒、計算機、建築、法學、醫學、商學等多個領域。班主任何潔老師曾和我說，我們這一屆比我優秀的同學還有很多，我也不屬于那種最聰明的學生。但就我個人而言，教育的偉大之處在于，有老師幫我這樣的學生“扶上馬、送一程”。

來源/宣傳辦公室 文字/顔陽天 版式/楊沁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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