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所寫漢史?作者：張巍（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今天小編就來說說關于蔡邕所寫漢史?下面更多詳細答案一起來看看吧!

蔡邕所寫漢史

作者：張巍（華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

李白在《古風五十九首》中曾經寫下這樣的詩句：“自從建安來，绮麗不足珍。”對盛唐詩人而言，建安文人是他們心目中的創作典範，建安風骨對盛唐氣象有着重要啟迪，這早已成為文學史上的常識。那麼，對中國文學史上第一個重要的文人群體——建安文人而言，他們的創作典範又會是誰呢？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建安文壇的創作隊伍呈現出高度的集中性，其核心成員就是三曹七子一蔡這十一人，距離他們時代最近且成就最大的作家當屬蔡邕。三曹七子中孔融生年最早，生于漢桓帝永興元年（153），此時蔡邕二十一歲，在年歲上相當于建安文人的師輩。蔡邕對漢末文壇産生過巨大影響。《蔡邕别傳》中講道：“東國宗敬邕，不言名，鹹稱蔡君。兖州、陳留，并圖畫蔡邕形像而頌之曰：‘文同三闾，孝齊參、骞。’”足見時人對其文學和德行的推崇。《三國志·王粲傳》亦載，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可以說已成為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蔡邕和建安文人交往頗多，最為突出者有以下四點：其一，曹操之密友。曹丕《蔡伯喈女賦序》中說：“家公與蔡伯喈有管鮑之好。”其二，七子中數人之師友。孔融和蔡邕為好友，王粲是蔡邕藏書的托付者，阮瑀是蔡邕的學生。其三，蔡文姬之父。蔡文姬的《悲憤詩》是建安詩歌中重要的鴻篇巨制。其四，路粹之師。總體看來，建安文人對蔡邕普遍持一種尊崇的态度，在蔡邕身後的五十年裡，他的文學光芒如終存在。例如孔融在碑文創作上就明顯效仿蔡邕，《文心雕龍·诔碑》雲：“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

張衡生于漢章帝建初三年（78），對建安文人而言，他是近百年前的知名作家。建安文人對張衡也很崇敬。曹植在其《七啟序》中就稱贊枚乘《七發》、張衡《七辯》等“七”體之作是“辭各美麗”，并且寫道：“餘有慕之焉，遂作《七啟》，并命王粲等并作焉。”唐鈔《文選集注》陸善經注曰：“時王粲作《七釋》、徐幹作《七谕》、楊修作《七訓》。”此外尚有劉劭《七華》，或許也是同時所作。祢衡在《吊張衡文》中更是充滿深情地寫道：“南嶽有精，君誕其姿。清和有理，君達其機。故能下筆繡辭，揚手文飛……河水有竭，君聲永流。”這篇吊文高度稱頌張衡的文才與聲名，并為他的政治遭遇而慨歎，類似于賈誼的《吊屈原文》，祢衡也堪稱張衡的隔代知音。在文末祢衡特意強調：“餘生雖後，身亦存遊。士貴知己，君其勿憂。”表明自己效法學習張衡文章道德的意願，這可以說是充滿建功立業情懷的建安文人的共同心聲。

張衡和蔡邕被建安文人視為創作方面的偶像，這在曹丕《典論·論文》中有明确的表述。《典論·論文》中說：“（王）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徐）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這是現存文獻記載中首次将張衡與蔡邕并稱為“張蔡”，并将他們當成創作的标杆和典範。

關于蔡邕與張衡的關聯，《殷芸小說》中有這樣一則耐人尋味的記載：“張衡死月，蔡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雲邕是衡之後身。”（《太平廣記》卷一六四引）從史實的角度看，這當然是小說家言。因為張衡卒于漢順帝劉保永和四年（139），此時蔡邕年已七歲。蔡邕被視為張衡後身，最根本的原因還是才華相似，《文心雕龍·才略》就說過，“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張衡是東漢後期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音樂書畫之藝，方技博弈之巧”，“罔不該羅其情，原始要終”（夏侯湛《張平子碑》），在多個領域都有突出貢獻。他精通天文曆算，長期擔任太史令職位，曾著《靈憲》一書總結當時所知的天文學知識，并創制渾天儀、地動儀。蔡邕也堪稱博學多能。《後漢書·蔡邕傳》記載：“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

其二，在文學創作上，張衡和蔡邕有前後相承之處，表現出了東漢後期某種創作傾向的延續，并共同成為建安文人效法的楷模。劉躍進在《蔡邕的生平創作與漢末文風的轉變》中指出：“從文學風尚的變遷來看，東漢前期文學還多少繼承着西漢以來莊重典雅的傳承。其後，由清峻而華麗，從通脫到壯大。這種轉變，在蔡邕的《青衣賦》《述行賦》等創作中，已經表現得比較明顯。”（《文學評論》2004年第3期）毫無疑問，這種轉變絕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曆了一個長期的漸變過程，而張衡在這個過程中具備起始意味。張衡《歸田賦》的出現，表明了漢賦對《詩》、騷抒情文學傳統的複歸，這一創作傾向為後來蔡邕所繼承，而至建安文學得以發揚光大。從這個意義上說，蔡邕正好是從張衡到建安的一個關鍵性的樞紐環節。

題材的拓展也從側面體現出文學的發展進程。女性題材是西漢詩賦中較少涉及的内容，蔡邕卻作《青衣賦》極力表現對一位婢女的愛慕，辭采極為豔麗，時人張超出于傳統的文學觀念，還寫了《诮青衣賦》來譏諷他。但事實上張衡在《同聲歌》中，早已有了更趨于豔體化的描寫。聯系三曹七子筆下叙寫女性的作品，例如曹植的《美女篇》等，再觀察此後的宮體詩賦，也可看出其間有隐然的承繼關系。

講求辭采、用典、對仗、聲律，追求文學形式之美，也是建安文學的重要特色。在這一點上，張衡和蔡邕同樣是他們的先導。張衡詩賦和蔡邕碑文中多用骈偶句，劉勰《文心雕龍·麗辭》對此稱道說：“自揚馬張蔡，崇盛麗辭，如宋畫吳冶，刻形镂法。”此外，張衡、蔡邕學識淵博，文中都長于用典，《文心雕龍·事類》亦雲：“至于崔班張蔡，遂捃摭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

從張衡到蔡邕所代表的創作傳統，為建安文學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是建安文學的重要淵源所在。六朝文人将張衡、蔡邕與三曹及七子中成就最突出的曹植、王粲并稱，形成了“張蔡曹王”的說法，将他們視為有機的文學序列。例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中就誇張地說聲韻之妙“張蔡曹王，曾無先覺”。這種并稱充分反映了建安文人與張衡、蔡邕之間的内在關聯。可以說，建安文人最終也和他們的偶像一起，共同成為後世文人的偶像。

《光明日報》（ 2021年01月04日13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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