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甲骨文是一種成熟的、系統的文字，按照漢字演化邏輯，甲骨文之前必然還有一種較為系統的“初熟文字”。如果初熟文字的存在時間為1000年的話，那麼初熟文字的源頭大約就在黃帝時期，倉颉造字的曆史就可能真實存在。

但從文獻記載來看，倉颉造字的曆史又的确讓人懷疑，原因也很簡單，倉颉造字最早出現于戰國《荀子》一書，即“好書者衆矣，而倉颉獨傳者壹也”，意思是當時造字的人很多，唯獨倉颉造的文字傳了下來，這一記載倒是更符合考古結果，因為不少5000年以上的遺迹中都有零星的文字，說明漢字起源很早，且很多部落都在造字。但問題在于，荀子距離倉颉時代，大約相差了2300餘年，中間無人記載倉颉了這個人以及他的造字行為，到了戰國時代荀子突然就知道了倉颉造字，誰信？總不至于荀子逆時光長河而上，親眼看到了倉颉造字吧。

既然如此，那麼倉颉造字到底存不存在呢？筆者認為，曆史上有沒有倉颉不好說，但在黃帝時期中國文字極有可能發生了一次革命性的進化，不信且看三皇五帝反常的形象變化！

河北泥河灣遺址考古發現，距今200萬年時在中國已有古人類生活，甚至發現他們分食大象時達到了敲骨吸髓的程度，這一遺址的出現對人類起源于非洲的理論提出了重大挑戰。從泥河灣古人類到黃帝之前，在這漫長的200萬年時間内，古人類與天鬥、與地鬥、與獸鬥、與人鬥，慢慢地将中華民族推進了文明時代，但在這一過程中隻有寥寥數人被後人記憶，即有巢氏、燧人氏、伏羲、女娲、神農等，其中有三人被稱之為“三皇”。

由于三皇屬于口傳曆史，所以司馬遷沒有特别記載，隻在《秦始皇本紀》中提及“天皇、地皇、泰皇（或人皇）”，也沒有指出三皇具體是哪三個人，後世漢朝《風俗通義》中說是“伏羲、女娲、神農”·，《尚書大傳》說是“燧人、伏羲、神農”，不一而論。

讓人費解的是，無論《風俗通義》還是《尚書大傳》記錄的三皇中，基本上都是“非人形狀”，除了燧人氏沒有“獸化”之外，伏羲與女娲是人首蛇身，神農炎帝是牛首人身（見上圖）。我們都知道，在現實世界中不存在人首蛇身或牛首人身，那麼他們這些“非人類”的形象從何而來？

更為奇怪的是，到了黃帝時代，黃帝突然變成了正常“人形”，而且黃帝之後的颛顼、帝喾、帝堯、帝舜、大禹等都是正常人形。當然，黃帝時期也有“獸化”形象，最典型的是蚩尤，傳說“獸身人語，銅頭鐵額”，或者“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劍戟，頭有角”，一幅标準的怪獸形象。但總體而言，黃帝之後的名人基本都是正常人形，不再走“獸化”路線了。

那麼，三皇五帝形象反常變化的背後有什麼原因呢？如果說是因為伏羲、神農等圖騰崇拜而留下獸化形象，那麼黃帝以及後來很多部族都有圖騰崇拜，為何他們卻是正常的人形？原因其實很簡單，與對結繩記事的翻譯有關，也與文字有關。

100萬年之前，人類開始使用語言，結繩記事出現之前，一些重要的事情隻能依靠語言代代相傳。随着時代的發展，上古人類發現可以通過結繩來記錄一些重要的事情，于是結繩記事出現了。《易·系辭下》中記載：“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至于如何結繩如何記事，文獻記載是“事大，大結其繩；事小，小結其繩， 之多少，随物衆寡”，根據事件的性質、規模或所涉數量的不同結系出不同的繩結。

當然，實際上可能要複雜得多，比如：伏羲在秋收之時與東方十天路程的某個部落交易了九隻羊，神農炎帝在寒冬之時讨伐西方三天路程的某個部落，該如何用結繩記事來表達？這裡涉及到部落名稱、時間、方位、距離、交易種類、戰争、數量、重量等，很多内容很難用結繩來表達，因此想要相對完整的表達就需要輔助工具，比如在人名或交易種類旁邊插一個牌子，畫上部落圖騰、交易物品的圖像等。

但結繩記事也有一個逐步完善與成熟的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起初隻是單純的結繩，後來發展到插牌畫圖輔助結繩等，而文字極有可能是從當初的輔助工具中演化出來的。這就必然導緻一個問題，即起初結繩所記錄的事情，由于結繩極為簡單，沒有輔助圖畫，後人很難解讀出來，于是後人就根據口傳曆史，反而将有巢氏、燧人氏解讀為正常人類，而有了刻畫形象的插牌輔佐物之後，結繩記載的事情就相對容易解讀，但輔助的插畫也容易造成誤解，比如崇拜牛的炎帝可能被解讀為“牛首人身”，崇拜蛇的伏羲可能被解讀為“人首蛇身”等“非人類”形象。

文字出現之後，由于其超高的表達效率、精準的表達效果，很快得到上古人類的認可。更為重要的是，相比結繩記事，即便初期的文字也很難造成上述的誤解。

根據文獻記載，黃帝時期史官倉颉造字，讓中國進入了文字時代。無論從文獻記載，還是從考古發現上看，倉颉造字都讓人懷疑，但如果從三皇五帝反常的形象變化上看，倉颉造字還真可能存在。由于倉颉造字後，上古人類逐漸放棄了結繩記事，以文字來表達黃帝，自然就很難被後人誤解為“非人類”，而蚩尤部落可能還在使用結繩記事，于是蚩尤的形象就被誤讀了。但黃帝之後随着文字表達逐漸成為主流，于是之後的帝王全是正常人類形象。五帝之後，大禹從黃龍身體中化出，商朝始祖契由母親吞神鳥之卵孕育而生，周朝始祖後稷因母親腳踩巨人足迹孕育而生等等，按理說他們都含有“非人類”或“非常人”的基因，但事實上他們都是正常人類形象。

因此，黃帝恰好有别于三皇成為正常人類形象的原因，恐怕就在于倉颉造字。當然，倉颉存不存在不知道，是不是大規模造字也不确定，但黃帝時期可能認識到了文字的巨大作用，掀起過一場文字革命，讓文字代替結繩成為記事的主要工具。

最後，看一看學者丁再獻研究出來的“炎字”與“黃字”的演變史，其中從右到左分别是骨刻文（比甲骨文更早）、甲骨文、金文、篆書、隸書。

骨刻文炎字的形象一言難盡，按理說“炎”代表火，應該是火光的形象，但骨刻文中的炎字上部有兩根角，下部像是身體中部的樣子，這就難免讓人聯想到“牛首人身”的炎帝形象。或許，結繩記事翻譯成文字時，人們誤譯了炎帝，将他描述成了這一形象。

骨刻文黃字是一個人的半身像，臉部看起來慈祥溫和也有威嚴。毋庸置疑，黃字加這個半身像，不得不讓人想到黃帝這個人。盡管如今還無法确定骨刻文黃字是誰的圖像，但這個字無疑表達出一個明确的正常人類的半身像，不可能讓人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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