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安徽淮北農村“接受再教育”的那一年，我們三個同校不同級的上海知青，小宗、大傑和我，合住一間草頂泥牆的土屋。

開初，三個插兄種的是一塊地，吃的是一鍋飯，睡的是一間屋。由于生活上不适應，加上幹農活勞累，大家無暇顧及其他，并無雜念萌生。可是，不等那垛柴草燒完，青年人的精力、活力和适應性漸次擡頭，頂掉了“集體戶”那方無形的面紗。生活，開始呈現其本來的面目。

每天收工回屋，打發掉一頓晚飯，我就坐到那塊擀面條的案闆前，或讀點書刊，或信筆塗鴉。而同屋的小宗則喜歡吹奏笛子，并且起首曲必是《大海航行靠舵手》。那笛聲雖不悠揚，倒也勁挺。可他吹奏的時分正是我伏案的時分，他一吹“大海”，我這邊便把不穩舵。另一位大傑呢，想必是誠心誠意要與貧下中農打成一片，一撂下碗筷，就串門走戶去了，而且往往要串到半夜才回來。我的如許好夢常常被他的開門聲切割。

有一天夜裡，我上半夜耳朵内灌足“海水”，下半夜又被開門聲弄醒，結果再也無法入睡。隻得躺在床上輾轉反側，胡思亂想，腦際跳出了不知從哪兒讀到過的兩句詩：“衆香國裡誰能到，容我書呆屋半間”。我當時的心境絕無前一句那般優雅，卻有後一句那種向往。我進而考慮到：小宗有每天記日記和記賬的習慣，買兩張郵票和一包“大鐵橋”煙都要上賬，屋内有他人能自在麼？而大傑又炒得一手好菜，我嘗過他的“螞蟻上樹”，沒得說的，看得出他想自個兒開小竈。明擺着，分屋居住，對大家都有好處。

分隔土屋的念頭剛發芽，我還沒有跟任何人說過，生産隊長就來找我了。他問我願不願意将屋子一隔為三。我好生奇怪，反問他怎麼會冷不丁提出這個問題。隊長透了底：小宗前一陣子就向隊裡流露出這個意思了，這兩天大傑也暴露了分隔土屋的想法，并且希望連鍋竈也分。天哪，我已經落後了。不承望同一屋檐下的兩位插兄與我“所見略同”，而且那種“分X到戶”的“革命思想”遠比我徹底。我求之不得，一連用淮北話答了三個“管”（“行”和“可以”之意）。

那毛估估有二十多平方的土屋，一分為三，中間砌起兩道牆。說是“牆”，實際上是兩道秫稭箔（去掉穗的高粱稈編成的簾子），隻不過上面再糊上了泥巴而已。一人三分之一，還不到半間呐。不過，小半間與半間還算接近。

屋子分隔了，應該說是遂了各人的心願，可我卻感到不是味兒。各得其所之後，以往那種表面上的融洽和談笑風生都沒有了。彼此相見，隻是象征性地打個招呼或點點頭，有時甚至視同陌路。我想望得到的那些，并不是這樣的呀！

“牆”上的泥巴不久就剝落了，聲音、油燈光以及燒柴火時産生的煙氣，毫無顧忌地往“隔壁”跑。那兩道牆還原成一間大屋子裡的兩道稀疏的簾子，透明度很高，倒是應了樣闆戲裡的那句台詞：“不拆牆也是一家”。

沒料到，“廣闊天地”的住房也并不寬舒。其實，我隻要有原先那樣的屋子的半間——用真牆分隔的關起門來能自成天地的半間，就知足了，可惜我沒有。

第二年，小宗被招工上調了。第三年，大傑病退回滬了。那一大間空蕩蕩的屋子全歸我了。可我怎麼也靜不下心來做點什麼。我自個兒也說不準我究竟需要多大房屋。

後來，我告離了那個地方，才幡然解悟：我着意覓求的那半間屋子，不在别處，就在我自己的心域。

回眸往事，自知比起古人“甯靜緻遠”的境界來，相去不可以道裡計。（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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