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本史書都有特定的文本結構，在唐人劉知幾的《史通》中就劃分出了六種體例，一曰《尚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記》家，六曰《漢書》家。其中，《尚書》家也叫記言體，《國語》家則叫國别體；而《春秋》與《左傳》兩家則合稱為編年體，前者發展為年譜、年表，後者則是編年史的代表；《史記》家和《漢書》家合稱為紀傳體，前者是通史，後者是斷代史，他們是隔代修史時的首選體例。

随着時代的發展，記言和國别兩家逐漸消亡，大部分史書要麼采用編年體，要麼采用紀傳體。一般而言，編纂本朝的國史會采用編年史，例如《明實錄》、《清實錄》等；而隔代修史則喜歡采用紀傳體，例如乾隆欽定的二十四史。

《史記》作為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它的體例對後世正史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作為紀傳體的開山之作，司馬遷創立了本紀、表、書、世家和列傳的體例，形成固定的書寫格式。但他也不是憑空做出這種創新的，而是借助了前人的成果。在司馬遷之前，秦國人呂不韋主編的《呂氏春秋》就分為十二篇紀、八篇覽和六篇論，成為《史記》中“本紀”的來源；淮南王劉安編的《淮南子》裡，有專門記載天象的《天文訓》，專門記載地理的《地理訓》，有《史記》中《天官書》和《河渠書》的影子。可見，司馬遷也是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進行體例創新的。

根據《漢書·司馬遷傳》的說法，東漢人所見到的《史記》共有十二篇本紀、八篇書、三十篇世家和七十篇列傳，總計一百二十篇，有十篇内容殘缺，“有錄無書”。

後來，又有許多史學家對《史記》進行注解，如裴骃有《史記集解》、司馬貞有《史記索隐》、張守節有《史記正義》等。人們把《集解》、《索隐》和《正義》附入《史記》的正文中，形成三家注的版本，這個版本的内容較原書更詳細。

今本《史記》的結構是這樣的：開頭是十二篇本紀，從黃帝時代一直記載到漢武帝時期，基本算是一篇完整的編年史，而且越到近世越詳細；在本紀的後面是十篇表，分為年表與人物表，通過表格的形式将編年的内容再次梳理清楚，以供查閱；之後是八篇書，涉及禮樂、天文、曆法、地理、經濟等；然後是三十篇世家，包括東周時的諸侯和漢初的侯王以及孔子、陳涉等；最後是七十篇列傳，涉及古代及當世的名人。

這樣，《史記》就通過嚴格的寫作格式，逐漸由簡變繁來呈現曆史。例如合縱連橫、長平之戰、遠交近攻等事在本紀與世家中都隻簡單提及，而到列傳裡才詳細記載。讀者在閱讀《史記》時，不僅感覺到時間次序，還意識到邏輯次序，實現了邏輯與曆史的統一。

《史記》僅用五十二萬字便叙述完三千多年的曆史，這得益于它的體例優勢。假如要用《左傳》的編年體來記載三千餘年的曆史，這是不可想象的。因為随着時代的流逝，許多事情的年月已經遺失無考了。而且三千餘年的編年史，讀起來将毫無頭緒，不僅作者難寫，而且讀者也難讀。

因此，後世的史學家都看到了《史記》在體例方面的優點，故而大多都喜歡采用紀傳體來寫作。班固的《漢書》是第一部模仿之作，它也像《史記》一樣有紀有傳還有表，隻是将書改成了志，并且時間跨度限制在西漢，沒有延伸到作者生存的東漢初年。之後的《三國志》《後漢書》《宋書》《魏書》等基本按照《漢書》的格式來寫。到了唐朝時，李白藥父子覺得魏晉以後的朝代繁多，而且互相并立，斷代難以界定。所以又恢複《史記》通史的辦法，分别編訂了《南史》與《北史》，前者跨越宋、齊、梁、陳、後者則囊括魏、齊、周、隋，之後這種記傳體例的通史也見于《舊五代史》和《新五代史》，宋朝後逐漸廢棄。

後世的正史延續了《史記》的體例，但也有創新，這是根據時代的需要來決定的。例如東晉時，北方有五胡十六國，它們在主權上并不屬于晉朝，所以史官在《晉書》中增加了“載記”這種體例，用來記載與晉朝并列的其它政權。東周時出現許多諸侯并立的局面，所以《史記》将它們全部收入世家裡；五代時也出現十國紛立的情況，故而歐陽修也恢複世家這種體例，不過他認為這些紛立的小國都是僞政權，所以将其貶竄到末尾，以附錄的形式出現在《新五代史》中，而不是像《史記》那樣接于本紀之後。

《新唐書》也對《史記》的體例進行了創新，它将志提到了表的前面，這種編排被《宋史》、《元史》等所采納。其他一些史書的改動則是因當時的實際情況，而非有意創新。例如魏收寫的《魏書》将志部分放在了全書的末尾，這是因為這部分的内容是最後才寫成并上奏朝廷的，并非他覺得志應該挪到最後面才這樣做。

正史的主體部分是記載，但每篇内容的後面都會有史官的評論，這也是司馬遷首創的。在《史記》中這部分一般以“太史公曰”來作為開頭。《漢書》改為“贊曰”，《三國志》為“評曰”，《後漢書》則在論的後面加上一段贊，《宋書》改為“史臣曰”，其他史書皆如此。唯歐陽修的《新五代史》則用“嗚呼”來作引語。有些史書有論有贊，一些史書則無論無贊，不盡相同。

古人所說的官方正史有兩種，一種是當朝人編的實錄，另一種是本朝人為前朝編的史書。例如唐朝時，韓愈寫的《順宗實錄》就是一本正史，一般也叫國史；而唐朝人為之前的朝代編寫的《陳書》《隋書》《晉書》也是正史。不同的是本朝的實錄采用編年的體例，而為前朝寫的正史則采用記傳的形式。編年體講究的是記載下重要的事情以及重要的言論，一般作為最原始的史料來呈現；紀傳體則是對前朝曆史的總括，具有整理概括的性質。

當一個朝代滅亡之後，史館裡所保存的史料将被後一個朝代所接管。例如明朝滅亡之後，皇宮中的《明實錄》就被滿清皇室所接管，保存在内閣大庫中。但是清朝人要了解明朝曆史，卻不能直接通過閱讀《明實錄》，因為這部書太過繁蕪，讀起來将毫無頭緒。除非從頭到尾把《明實錄》完整讀完，否則無法認清明朝首尾二百餘年的全貌，然而這部1600多萬字的書是難以讀完的。假使一個人隻想了解明朝的軍事制度，而暫時不願涉及明朝經濟、禮制等問題，那麼他去翻閱《明實錄》就得不償失了。

所以，後人有必要在《明實錄》的基礎上編寫一部既具有邏輯性，又顯得較為簡淨的《明史》。在《明史》的開頭部分，便通過二十四卷本紀，将整個明朝的曆史呈現了出來，記載下這二百多年中發生的大事件，讀者隻需要花幾天的功夫便可讀完。接着又是七十五卷的志，分門别類的介紹了明朝時期的禮樂制度、天文曆法水平、地理疆域、法律和兵役制度等等，另有專門的《食貨志》來介紹明朝的經濟，各領域的曆史概況一覽無餘。之後再通過二百二十卷的列傳，将明朝時期的重要曆史人物介紹完，通過人物的事迹來講述曆史，形成網狀結構，讓讀者從不同角度、不同角色去認識某一重大的曆史事件。

顯然，紀傳體的《明史》在可讀性方面要比《明實錄》強，因為它不僅從時間維度來講曆史，而且還加入了邏輯維度。某一曆史事件可能會跨越好多年，如果單單從時間維度來叙述，讀者将在讀完幾百頁的内容後才看到事件的結尾，顯得不連貫；而在紀傳體的列傳中，這件事的始末将完整的呈現在裡面，讀起來非常清晰。這是紀傳體相對于編年體的一大優勢。

總的來說，紀傳體這種體例集合了六家之所長，它用本紀的形式來采納《左傳》家，用表的形式來采納《春秋》家，用世家與列傳的形式來兼容紀言家和國别家，變成了集大成者。一部《史記》，開頭便是一小本編年史，接着是幾張年表，然後是幾本書，之後是諸侯的國别史，最後才是曆史人物的傳記。三千年的曆史，看上去毫無頭緒，卻被它如此工整的羅列入其中，讀起來絲毫不覺得混亂。我們可以從本紀和年表中讀懂曆史大趨勢，從世家裡看明白國家的興亡，從列傳中認識到個人的命運沉浮，又從志裡了解各領域的曆史。《史記》首創的體例，實編史之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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