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晉永嘉年間（公元307-311年），中原雲擾，北方士人大量遷移至江南地區；公元317年，司馬睿在建康（今南京）即晉王位，東晉建立。随着政治、文化重心的雙雙南移，此後百餘年，中國古典詩歌開始在山清水秀的江南地區沿着自身的内在理路發展演進，其于題材選擇上一變為玄理，由此形成了玄言詩；次變為山水田園，至東晉末、劉宋初年，山水田園詩産生。詩歌描寫疆域的空前開拓、不同創作風格間的内在張力與東晉、劉宋世風、士風之浸染相互交織，讓本時段的詩歌創作異彩紛呈，其間的代表詩人、詩作對國人的審美情趣、行為習慣、文化心理均有深遠影響。

01

玄言詩、山水田園詩的興起與魏晉崇自然

尚清談的玄學之風息息相關

占據東晉詩壇統治地位的是玄言詩，其興起與魏晉玄學及清談之風息息相關。玄學本是魏晉士人對“三玄”——《老子》《莊子》《周易》的研究和解說，其主要話題有“名教與自然之關系”“有無孰為根本”“聲音有無哀樂”“言意之辨”等。随着郭象“性分”“獨化”論和支遁“逍遙義”的提出，上述問題基本得到解決，玄學亦由哲學思辨衍為展現名士風流的清談。世風浸染之下，東晉重臣如王導、庾亮、桓溫、謝安皆屬意清談，文人、高士、名僧更津津于此，影響及于文學，則流為玄言詩。玄言詩以說理為主，風格樸實、簡單。

試觀孫綽《答許詢》曰：“遺榮榮在，外身身全。卓哉先師，修德就閑。散以玄風，滌以清川。或步崇基，或恬蒙園。道足匈懷，神栖浩然。”全詩大抵以四言形式演繹老莊“外其身而身存”“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閑”等道家理論，“淡乎寡味”“平典似道德論”。不過，盡管玄言詩對平淡詩風的嘗試尚有缺憾，但作為東晉“一代之文學”，它為後世說理詩創作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當我們讀到白居易《放言五首》“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蘇轼《題西林壁》“不識廬山真面目，隻緣身在此山中”、朱熹《觀書有感》“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等成熟的唐宋說理詩時，不應當忘記玄言詩的筚路藍縷之功。

玄學同樣促進了山水田園詩的興起。魏晉玄學解放了人們被壓抑的個性和感情，“使士人走向任情，走向審美，走向高雅閑适”，有了審美意識的覺醒，方有司馬昱入華林園“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的欣喜，顧恺之“千岩競秀，萬壑争流，草木蒙籠其上，若雲興霞蔚”的佳對，王獻之“從山陰道上行，山川自相映發，使人應接不暇”的贊美，自此，祖國的壯麗河山、田園美景成為文學家獨立的審美對象。此外，在晉宋士人心中，山水田園是證悟玄理的媒介，所謂“方寸湛然，固以玄對山水”，故文人清談宴遊多在風景秀美之地，這也是山水詩勃興的重要誘因。以永和九年（公元353年）3月3日王羲之發起的蘭亭聚會為例，與會者所撰的37首詩，或徑寫賞玩山水之樂，或由山水直接體悟玄理，“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詩歌發展脈絡已十分明晰。蘭亭之會是文人精緻生活的典範，對國人生活情趣有深遠影響，後世的雅集無論如何變遷，山水、清談和詩酒風流都是核心内容，文人雅集亦成為中國文化的獨特景觀。

02

謝靈運的山水詩為中古詩運一大轉關

更為後世山水詩作者開無數法門

當大自然進入詩歌畛域後，因作者人生境遇與人生志趣的不同，二水中分，在謝靈運為山水詩，在陶淵明為田園詩。山水作為意象出現于詩歌之中，可遠溯至先秦時期，但彼時尚不具備獨立的美學價值，現知中國詩歌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詩《觀滄海》要遲至東漢建安年間才出現。真正大力創作山水詩并做出傑出貢獻的是晉末宋初的謝靈運。

謝靈運放情自然，“出郭遊行或一日百六七十裡，經旬不歸”。由于有充分的時間和精力，謝氏“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岩嶂千重，莫不備盡”，其山水詩像是一篇篇精美的旅行日記。試觀其《于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雲：“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舍舟眺迥渚，停策倚茂松。側徑既窈窕，環洲亦玲珑。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灇。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豐容。初篁苞綠箨，新蒲含紫茸。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撫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

首聯叙述出遊，中間七聯寫見聞，最後三聯抒發感想，結構十分明晰。而在寫景布局上，由于江南山水曲折深秀，詩歌呈現出在移步換景、探徑尋幽中領略山水之美的特點。謝靈運一方面追求大全景式的構圖，仰觀俯察，寓目辄書，如“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灇”“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風”，當真是“大必籠天海”；另一方面，他又善于細緻入微地描摹山水景物，營造清新自然的畫境，如寫嫩綠的初篁、鮮紫的新蒲，正如白居易《讀謝靈運詩》所說“細不遺草樹”。更有趣的是，如果我們細玩詩意，會發現《于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前五聯無不保持着某種平衡與對稱，朝暮、山水、南北、俯仰、高下、聽聞，這顯然源于華夏文明特有的陰陽觀念，至此，“山水詩的結構基形不僅僅是一種文學現象或者技術手段，而是反映了中國人認知世界時的基本觀念與根深蒂固的空間美感意識”。

謝靈運的山水詩工于錘煉、注重辭彩，故頗多佳句，像《過始甯墅》的“白雲抱幽石，綠筱媚清漣”、《入彭蠡湖口》的“春晚綠野秀，岩高白雲屯”、《石壁精舍還湖中作》的“林壑斂暝色，雲霞收夕霏”，無不對仗工整、聲韻和諧；至若《初去郡》的“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意境空靈，已隐約可見唐詩風神；《登池上樓》的“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精選南方春天特有的景象，輔以“生”“變”兩個動詞，生動地描繪出江南的盎然春意與詩人沉疴初起的喜悅，語言自然清新，有若天成，被後人譽為“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

謝靈運的山水詩在内容上極貌寫物、窮辭追新，風格兼具富豔精工與清麗自然，為中古詩運一大轉關，更為後世山水詩作者開無數法門。自此，山水詩卓然成為中國詩壇一大流派。方薰《山靜居詩論》說“山水之奇，不能自發，而靈運發之”“有靈運然後有山水”，允為千古不刊之論。

03

陶淵明不僅開創了“田園詩”

并以其人格魅力垂範後世

晉宋詩壇的另一位巨擘是被譽為“古今隐逸詩人之宗”的陶淵明。陶淵明及其詩歌對中國文化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開創了“田園詩”這一中國古典詩歌的新流派。陶淵明田園詩的内容極其廣泛：或寫得返田園之樂，“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或寫鄉村景色之恬美，“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檐，桃李羅堂前。暧暧遠人村，依依墟裡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颠”；或寫躬耕之辛勞，“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或寫作物生發之喜悅，“山滌餘霭，宇暧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或寫雨天獨酌之靜谧，“霭霭停雲，濛濛時雨……靜寄東軒，春醪獨撫”；或寫賓朋到訪之快意，“談諧無俗調，所說聖人篇。或有數鬥酒，閑飲自歡然”；或寫家人相處之溫馨，“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複樂，聊用忘華簪”。

當然，陶氏的田園詩也并非總是優遊容與，《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寫自然災害造成農作物減産，“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歸田園居》雲“徘徊丘壟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更是直接感慨晉末農村的凋敝，寄寓了作者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在中國文學史上，隐居田園、躬耕自資，且以自己的田園生活為基礎大量創作詩歌，廣泛反映農村的景色與生活風貌，陶淵明是第一人。

其二，陶詩将日常生活詩化，将枯燥的說理情趣化，平淡中見警策，樸素中見绮麗，代表了魏晉古樸詩歌的最高成就。陶淵明的田園詩“純以質語真語勝”，引《歸田園居（其一）》為例，此詩讀來初覺平淡，然細細品味，正如明代詩人黃文煥《陶詩析義》所言，“地幾畝，屋幾間，樹幾株，花幾種，遠村近煙何色，雞鳴狗吠何處，瑣屑詳數，語俗而意愈雅，恰見去忙就閑，一一欣快，極平常之景，各生趣味”，當真是“豪華落盡見真淳”。

又如，陶淵明《飲酒》其五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語言雖極質樸，然詩意已趨化境，末二句雲“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深合莊子“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的原旨，不落言筌。與此類似，陶淵明的詩歌大都是将生活中的體驗提煉到哲學的高度，如“落地為兄弟，何必骨肉親”“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正如潘德輿《養一齋詩話》中所說，“任舉一境一物，皆能曲肖神理”，這就突破了東晉玄言詩“詩必柱下之旨歸，賦乃漆園之義疏”的創作傳統，進一步推進了閑适詩與說理詩的發展。

其三，陶淵明以人格魅力垂範後世，成為曆代中國士人的精神家園。陶淵明一面強調“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一面“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這種“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俯仰終宇宙，不樂複何如”的生活方式對國人影響深遠，後世服膺“耕讀傳家久，詩書繼世長”觀念者大多翕然宗之。陶淵明“不為五鬥米折腰”的高尚操守鼓舞了曆代堅持正義、有所不為的中國知識分子，當他們遭受不公正對待又不願與世俗同流合污時，則“轉憶陶潛歸去來”，感慨“須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凜然生氣。吾侪心事，古今長在”。而每當強權、外侮侵淩，陶淵明“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精衛銜微木，将以填滄海。刑天舞幹戚，猛志固常在”等“金剛怒目”之作更是激勵了無數仁人志士堅守氣節、頑強鬥争，《讀山海經》中那意欲填平滄海的精衛鳥與猛志常在的刑天早已成為不屈不撓的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

◎本文原載于《中國紀檢監察報》（作者劉成紀），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權，請聯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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