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榦來到漢陽不久，就遇到了激烈的和籴之争事件。當時江漢諸郡大旱，各地官府皆忙于四處招徕米商，和籴糧米，用于平抑米價，供應民衆生存所需。

然而，鄂州官方居然派出吏卒進入漢陽軍境内，攔截載米舟船，阻撓糧米運入漢陽。

黃榦對此憤慨不已：“到此百怪皆有，真不成世界······其行遣之間可怪可笑。”由于湖北路級權力機構的暗中扶持，兩地之間的稻米價格戰在鄂州官方的幕後操控下也悄然打響。

漢陽軍實力不濟，落入下風，生存空間遭受不斷地擠壓。

早期，漢陽軍嘗試與鄂州方面就米價問題進行過溝通，建議兩州确定統一的區域市場和米價，有利于維護市場的穩定。

“漢陽小國寡民······則之西州。”然而，鄂州方面卻不以為然，堅持以高價招徕米舟。“一聽客人之高價······欲奪而有之。”

鄂州以鄰為壑，不顧漢陽商旅的死活，企圖通過擡高米價壓制漢陽軍吸引米舟。它的短視和貪婪卻造成了江漢各地米價集體暴漲的惡果，前往漢江下遊的漢陽軍的米舟反而就更少了。

為此，鄂州甚至不惜動用公權力幹涉漢陽軍的糧米交易。“蓋鄂州米價原不同于漢陽······如此隻得多遣舟船于漢口以上守等可也。”

攔米事件發生前夕，鄂州、漢陽軍兩州都已經等不來米舟。于是，自恃權勢強悍的鄂州方面開始了明火執仗地跨境攔米。

根據黃榦的指控，當時指使攔米事件的主謀正是鄂州主官吳勝之（1154—1224）。甯宗嘉定六年（1213），吳勝之為湖北運判，兼知鄂州。

為此，黃榦專程向湖北轉運司進行控訴，強烈譴責鄂州對漢陽軍的粗暴行徑。

“攔米一事······假令漢陽郡之官吏于金口攔鄂州米，可乎？”本來，作為商品的屬性，糧米在市場上可以自由流通，米舟流入漢陽而不去鄂州，是市場經濟作用下的結果。

鄂州的做法顯然既違背了商品經濟的客觀規律，也破壞了國家法則、規矩。然而，從黃榦提及的言語中，我們可以大概了解到，可能當時鄂州方面給出的解釋理由為：攔米是執行湖北轉運司的意見。

黃榦對此又繼續揭發、質問道：“況名為攔米而實為攔稅······何向不可！”黃榦從法理和現實兩個層面上否定了鄂州的說辭，也以決絕的态度要求湖北使台對此事給出公正的裁決：

一方面，鄂州與漢陽軍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且長期争執不休，作為上級的湖北轉運司理應保持客觀公正的立場，不偏不倚地平息兩地的争端，而不應當默許甚至支持鄂州跨境攔米的做法；

另一方面，鄂州盡據各地米舟，等于斷絕了漢陽軍的糧食生命線，漢陽軍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若此番争執無果，黃榦也就心灰意冷，漢陽軍百姓也将食不果腹。黃榦之所以發出這般情緒化的言詞，不僅是對以吳勝之為代表的鄂州官方表達憤懑之情，更流露出了其對于湖北路一級政府偏袒、庇護鄂州之态度的失望和不滿。

應該看到，鄂州敢于公開跨境攔米，底氣從何而來？簡言之，鄂州挾湖北使台之威，以權勢壓制漢陽，公然動用公權力來争奪稅收利益。

至此，我們可以發現南宋時期鄂州與漢陽軍之間激烈的利益競争以及鄂州背後矗立着湖北路級權力支持的身影。然而禍不單行，鄂州才派人到漢陽攔截米舟，位于漢江上遊的京湖制置司為确保極邊州郡的糧食安全，防遏糧米外洩，也嚴禁米舟運糧至漢陽。

甚至，也公然派兵到漢陽境内搜捕。

“今制司以極邊為念······豈複更有粒米前來。”這裡存在一個核心的問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為什麼京湖兩路乃至南宋朝廷對漢陽軍奉行類似于冷遇、壓制，甚至盤剝的策略？

依我之見，根本原因仍然還是南宋王朝“以南制北”“愛極邊而不愛次邊”等思想在隐隐作祟。每一任漢陽知軍都在反複強調漢陽軍地緣的重要性，而真實的情形卻是京湖地區主政者乃至朝廷眼裡的漢陽軍并非那麼重要。

漢陽軍官方的陳情籲請，并不能求得朝廷的額外垂青，更也折射出了當時資源分配不均的殘酷現實。

黃榦就漢陽軍和籴之事引申開來，進一步闡述了當時湖北當局對漢陽軍的種種不公現象：“而旱亢如此······又何以安人心而固吾圉耶！”湖北轉運使治所為鄂州，京湖制置使駐地在襄陽。

前者關照江南之鄂州，後者青睐極邊之安、複，而介于二者之間的漢陽，号為次邊，必然兩頭不讨好，地方利益得不到保障就成為了不可避免的事實。

基于當時惡劣的政治環境，黃榦主政下的漢陽軍被迫隻能據理力争，竭力捍衛應有的權益。既要頂住來自開阃襄陽之制置使的壓力，又要與坐鎮鄂州的轉運使抗争。

多年以後，黃榦在回顧自己的宦海生涯時，曾總結道：“倅安豐則得罪于太守，守漢陽則得罪于監司。”對吳勝之等鄂州主官之流，黃榦不惜撕破臉面，與之針鋒相對。主政漢陽時期的黃榦，内心的苦悶與絕望也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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