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館秘閣是兩宋内府庋藏古籍書畫的機構。為防止圖籍蠹毀，宋代館閣每年于夏秋之際舉行曝書會，并宴請群臣縱觀圖籍，這對難以目睹内府藏品的士夫鑒藏家來說無疑是難得的過眼機會。本文将曝書會放置于宋代公私收藏盛行的大背景中，梳理曝書會上展示的書畫作品，關注士夫鑒藏家在曝書會上的鑒賞行為，并進一步思考觀覽内府收藏會對士大夫的書畫鑒藏活動造成怎樣的影響。

一、史實摭拾及文獻回顧

宋代公私收藏特盛。開國之初，分散于南唐、後蜀、吳越諸國的圖籍即歸宋内府，到了太平興國年間，太宗诏令天下郡縣搜求曆代名迹，又通過進獻、購買、搜訪等渠道獲得了大量名筆，随後的真宗、仁宗、神宗皆有鑒藏行為。至徽宗朝，内府的書畫收藏已達極盛，僅見于《宣和書譜》《宣和畫譜》著錄的便有法書 1248 軸、名畫 6396 軸。南渡之後，法書名畫多有散失，但在以高宗為首的南宋諸帝的訪求保藏之下，仍然具有一定的規模。收藏法書名繪、四部古籍及本朝著述的機構即所謂的“三館秘閣”，其中尤以肇建于端拱元年（988）的秘閣為收藏書畫之主要機構。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書畫也成為當時文人的雅好秘玩。然而内府扃鎖封存，難以觀覽，少數權宦之家可以借閱、乞賞等手段一覽内府所藏，大量鑒藏者又如何能夠得窺天府之秘？唐張彥遠曾雲“常恨不得竊觀禦府之名迹，以資書畫之廣博” [1]，梅堯臣亦有“世間難有古畫筆”的慨歎，或可為衆多私人鑒藏家的心境作一注腳。在此背景之下，一年一度的館閣曝書活動無疑成為士大夫寓目内府收藏的重要渠道之一。

曝書這一防止圖籍蠹毀的活動古已有之，宋代館閣亦延續此傳統，于每年夏秋之際在内府舉行曝書會，并宴請群臣縱觀圖籍。據宋人詩文筆記記載，早在太祖朝，内府已有曝書觀畫之舉，随後諸朝皆有零星記載。然而直到《神宗正史·職官志》中才有“歲于仲夏曝書” [2]的明确記錄，每歲曝書成為定制當在此時或此前。《蓬山志》對北宋曝書情況進行了簡述：“秘省所藏書畫，歲一曝之，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罷。是月，召尚書、侍郎、學士、待制、禦史中丞、開封尹、殿中監、大司成兩省官暨館職，宴于閣下，陳圖書古器縱閱之，題名于榜而去。凡酒醴膳羞之事，有司共之，仍賜錢百缗，以佐其費。”[3]南渡之後，曝書活動曾有短暫的停滞，後于紹興十三年（1143）七月八日恢複。《南宋館閣錄》對當時曝書盛會的記載較為詳細：“秘閣下設方桌，列禦書圖畫。東壁第一行古器，第二、第三行圖畫，第四行名賢墨迹，西壁亦如之；東南壁設祖宗禦書，西南壁亦如之。禦屏後設古器琴硯。道山尚堂并後軒、著庭皆設圖畫。開經史子集庫、續搜訪庫，分吏人守視。早食五品，午會茶果，晚食七品。分送書籍《太平廣記》《春秋左氏傳》各一部，《秘閣》《石渠碑》二本，不至者亦送。” [4]總而言之，曝書會為非館閣職員的群臣提供了遍覽秘閣收藏的寶貴機會。

有關宋代館閣曝書活動及其文化意義，前人已有論述。方建新的《宋代圖書展覽會——“曝書會”考略》[5]、成明明的《宋代館閣曝書活動及其文化意義》[6]分析了曝書會在兩宋曆朝的沿革，以及曝書會在優寵儒臣、促進社會人文氣象方面的文化意義。二文所引材料不同，可互補缺漏。彭慧萍的《兩宋宮廷書畫儲藏制度之變：以秘閣為核心的鑒藏機制研究》對曝書會中的書畫略有涉及，她提出的“皇帝視察、藏品旬點、曝畫賜宴是宋代秘閣三種對外開放的時機”這一觀點頗具洞見。[7]楊軍的《北宋皇家書法展覽——“曝書會”研究》注意到了曝書會中展示的書法作品。[8]然而此文舉例較少，并未涉及繪畫，論述也多與史實相抵牾。考證不實之處，已由丁政的《〈北宋皇家書法展覽——“曝書會”研究〉駁議》一文進行批駁。[9]此外，一些書畫鑒藏史研究專著也對曝書會問題進行了關注，如張冰、範麗娜的《從雅好秘玩到流動的博物館：中國古代書法鑒藏與交易》即單列“曝書會”一節，然而所論較為簡略。[10]本文完稿後，又見馬邦樂的《北宋書畫鑒藏風尚研究》一文對曝書會有所論述，引述與議論皆較為詳細。[11]有關館閣曝書活動中所展出的書畫作品，以及士大夫于曝書會上的書畫鑒藏活動，仍有待進一步深化與研究。

作為一睹秘府收藏的難得機會，這場設置于三館秘閣的盛大展覽，在助長兩宋士夫階層鑒藏風氣方面的作用，應當是不言而喻的。本文将梳理曝書會中展示的書畫作品，關注士夫鑒藏家在曝書會上的鑒賞行為，并進一步思考觀覽内府收藏會對士大夫的書畫鑒藏活動造成怎樣的影響。[12]

二、曝書會上所見書畫

梅堯臣《二十四日江鄰幾邀觀三館書畫，錄其所見》一詩記錄了多件曝書會上的展品 [13]：

五月秘府始暴書，一日江君來約予。世間難有古畫筆，可往共觀臨石渠。我時跨馬冒熱去，開廚發匣鳴鑰魚。羲獻墨迹十一卷，水玉作軸光疏疏。最奇小楷《樂毅論》，永和題尾付官奴。又看四本絕品畫，戴嵩吳牛望青蕪。李成寒林樹半枯，黃筌工妙白兔圖。不知名姓貌人物，二公對弈旁觀俱。黃金錯镂為投壺，粉障複畫一病夫。後有女子執巾裾，床前紅毯平圍爐。床上二姝展氍毹，繞床屏風山有無。畫中見畫三重鋪，此幅巧甚意思殊。孰真孰假丹青模，世事若此還可籲。

這則材料向來為史家重視，在相關著述中也被頻頻引用。詩中記載，皇祐五年（1053）的曝書會上展示有王羲之、王獻之墨迹十一卷，其中最為驚豔的當屬小楷《樂毅論》。[14]此卷為王羲之名作，褚遂良《晉右軍王羲之書目》記有“四十四行，書付官奴” [15]，正與梅堯臣所述相合。《宣和書譜》著錄此卷為王羲之真書第一件，可見其在北宋内府收藏中的重要性，而群臣在曝書會中得以觀覽此帖，不可謂不幸運。至南宋初，《樂毅論》墨迹已佚，樓鑰引梅堯臣詩談及此帖，言辭中頗有感歎豔羨之情：“豈承平時此論猶有真迹耶？” [16]

除羲獻父子法書外，梅詩中提及的四件畫作同樣值得關注，它們是戴嵩《鬥牛圖》、李成《寒林平野圖》、黃筌《白兔圖》和佚名《重屏會棋圖》。最末一件畫意與今故宮博物院所藏傳為五代周文矩的《重屏會棋圖》相同，故宮本為北宋摹本已是學界共識，梅堯臣所見可能為其祖本，當然也不排除所見即為今故宮本或同類摹本的可能。黃筌《白兔圖》或即“蜀主常懸座側”之圖 [17]，《麟台故事》論秘閣所蓄書畫，特意點出了戴嵩牛與黃筌《白兔圖》，并稱其為“内府所藏一時之妙”，可見其在秘閣藏品中的地位。[18]

同屬内府所藏一時之妙的，還有韓幹馬、東丹王李贊華《千角鹿圖》及梁令瓒《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圖》，這些圖繪同樣在館閣曝書會上為文人士大夫所見。元豐元年（1078，戊午），宋敏求、劉摯、劉攽、王珪、劉敞、蘇頌等人參與了當年的曝書活動，并一同觀覽了以上諸圖。蘇頌《和宋次道戊午歲館中曝書畫》中即雲[19]：

鴻都清集秘圖開，遍閱真仙暨草萊（注：是日諸公觀畫，尤愛梁令瓉題吳生畫《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又謂淳化豐稔，《村田娶婦圖》曲盡田舍佚樂之意态）。氣韻最奇知鹿馬，丹青一定見樓台 [ 注：韓幹馬、東丹王《千歲鹿》（筆者按：應為《千角鹿》之誤）、荊浩山水屋木皆為精絕 ]。宴觞更盛華林會，坐客鹹推大廈才。久事簿書抛翰墨，文林何幸許參陪。

值得注意的是，曾于禦府曝書會上觀覽名迹的蘇頌，本身就兼有士大夫和鑒藏家的雙重身份。據記載，蘇頌家曾藏有《蘭亭》拓本[20] 和唐人臨智永《千字文》半卷[21]，蘇頌本人還曾從史實、筆法、裝裱等方面對褚遂良《枯樹賦》進行考證，又有對張籍、楊凝式等人書迹與唐五代書風的點評，可見是精鑒賞之人。

與他一同觀畫的宋敏求則在《春明退朝錄》中雲 [22]：

秘府書畫，予盡得觀之。二王真迹内三兩卷，有陶榖尚書跋尾者尤奇。其畫梁令瓒《二十八宿真形圖》、李思訓着色山水、韓滉《水牛》、東丹王《千角鹿》，其江南徐熙、唐希雅、蜀黃筌父子畫筆甚多。

宋敏求時任史館編修，本身即可出入館閣，觀覽秘閣書畫的機會當遠遠不止每年一度的曝書會。但他特意提及的梁令瓒、東丹王所繪之圖，又恰恰是與蘇頌等人在曝書會中一起目睹的，因此不能排除他在曝書會中才得見上述書畫的可能。宋敏求亦出身鑒藏世家，其父宋绶家藏甚夥。宋绶逝世之後，收藏分歸二子宋敏求（字次道）、宋敏修（字中道）所有。宋敏求見諸記載的藏品僅有顔魯公《與夫人帖》一件 [23]；其弟宋敏修則是博雅好古的大藏家，劉敞詩雲“宋公好古天下聞，法書奇畫多求真”，梅堯臣曾在其家見到鐘王真迹、歐褚遺墨、唐代名賢法書、顧恺之《列女圖》等名迹。[24] 由此推想，宋敏求的收藏應當遠不止顔書一件。

論述曝書會與秘閣藏品最為詳盡的，當數薛紹彭的《秘閣詩帖》。此帖除去對“芸台高議開賓筵”的曝書宴場景有所叙述，亦提及二王法書、《萬歲通天帖》、虞世南《發願文》等名迹，甚至對于秘閣藏品的紙張、印鑒也進行了詳細記載。[25]薛紹彭的書法與鑒藏可與米芾比肩，時人稱“米薛”或“薛米”，《唐拓硬黃本蘭亭》及孫過庭《書譜》都是他收藏、摹刻過的重要法書。

此外，蘇轼曾于曝書會上見王羲之名作《青李來禽帖》[26]，《辨法帖》中又言：“餘嘗于秘閣觀墨迹，皆唐人硬黃上臨本，惟《鵝群》一帖，似是獻之真筆。”有可能也是在曝書會上目睹。《寶繪堂記》中，蘇轼自雲年少時“薄富貴而厚于書，輕死生而重于畫”，後視藏品聚散如煙雲過眼，他在書畫及鑒藏方面的影響更不待言。與其相交至笃的錢勰，則借館閣曝書的機會過眼顧陸、鐘王的名迹。[27]錢勰，字穆父，書學歐陽詢，有魏晉人筆法。他與蘇轼、黃庭堅、米芾、王诜等人都有交往，自身也藏有不少名迹，《書史》記載，其家重要的法書藏品有題作蕭子雲《史孝山出師頌》、唐人書《白樂天詩》、唐人勾填顔魯公帖、顔真卿《寒食帖》墨迹、懷素二帖。他還将分藏于範堯夫、王晉卿、範中濟三家的王獻之草書《洛神賦》合摹于一卷。看來，錢勰不僅着意鑒藏，更精于此道。

梳理以上史料，不難發現那些在詩文筆記中留下曝書會觀書觀畫線索的蘇頌、宋敏求、薛紹彭、蘇轼、錢勰，竟然人人都有明确的書畫鑒藏行為。而梅堯臣，雖然沒有足夠的證據表明梅堯臣曾涉足鑒藏，但從其《觀邵不疑學士所藏名書古畫》《觀何君寶畫》《觀楊之美畫》《同蔡君谟江鄰幾觀宋中道書畫》等詩中來看，他到藏家府上觀畫之事時而有之，而《宣和畫譜》轉引梅堯臣對荊浩的評論，也間接證明了其觀畫眼力。如此觀之，上述文人皆與書畫鑒藏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一方面令人感歎宋代鑒藏風氣之盛、鑒藏行為之廣泛，另一方面也引人思索——這場讓群臣得以縱觀圖籍、一飽眼福的曝書會，又為士夫收藏家的鑒藏行為和鑒定眼力來了怎樣的影響？

三、館閣曝書與士夫書畫鑒藏

對古書畫進行鑒考的關鍵在于“目鑒”，即憑目力觀察識别某一書畫作品的真僞。而“目鑒”的先決條件，便是要目睹大量的書畫真迹，并由此在腦海中形成某一畫家筆墨風格的标準面貌，作為以後辨别該人書畫作品的依據。從中可見寓目真迹對于鑒定書畫的重要性。對士大夫來說，一年一度的館閣曝書會無疑是一睹内府所藏銘心絕品的大好機會，除去大飽眼福之外，士大夫還可以名家真迹為參照，對私家藏品進行鑒考，其眼力的增長是可以想見的。

此處試舉一例。李成為宋初山水大家，畫不輕與人作，至北宋末，米芾自雲僅見到兩本真迹，而僞作卻有三百本之多，因而“欲為無李論”。米芾所言或有誇張之嫌，但也可以說明北宋末李成畫作在民間真迹絕少、赝作橫行的局面。在此背景下，内府所藏無疑為士夫鑒藏家了解李成面目提供了重要依據。北宋末年的宇文時中曾在曝書會上觀覽李成山水，随後對私家所藏頗有不屑一顧之态 [28]：

宣和禦府曝書，屢嘗預觀李成大小山水無數軸。今臣庶之家，各自謂其所藏山水為李成，吾不信也。

宇文時中，字季蒙，曾官直秘閣[29]成都府路轉運判官、直徽猷閣知潼川府、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直寶文閣知湖州。他是一名士夫鑒藏家，鄧椿記其家藏有《水墨花禽圖》，王維《雪山圖》，杜措（一作杜楷）《佛圖》，董奴子《雞冠花圖》，李伯時《高僧圖》《嘶骧二馬圖》《明皇八馬圖》《水晶宮明月館圖》《退之見大颠圖》，江貫道《飛泉怪石圖》《江居圖》。[30]周密則寓目舊藏其家的《李伯時摹盧鴻草堂圖》一卷，此卷有李伯時自書歌一篇，後有秦少遊、朱伯原書，另有陳景元（碧虛）、仲殊、僧道潛（參寥子）等名僧道題跋，其餘題跋者皆是一時聞人。[31]可見其家收藏不乏精品，而在曝書活動中親見包含李成畫作在内的内府收藏，對其鑒藏目力的助益應是不言而喻的。

除此之外，史籍中還記載了于曝書會現場鑒賞、考訂書畫的故事。如《宋朝名畫評》即記載了陶榖請黃居寀于曝書會上品鑒《秋山圖》[32]：

黃居寀，字伯鸾，亦事孟昶為待诏，随筌赴朝，亦受真命。陶尚書榖在翰苑，因曝圖畫，乃展《秋山圖》令品第之，居寀斂容再拜曰：“某父所畫也，孟昶時以答楊渥國信，彌縫中有某父子姓名當在。”裂之，如居寀言。詢諸庫吏，乃朱梁開平中，楚将張浩殺楊渥，籍沒此圖。榖命居寀追寫父真，所為當時愛重。

按《宋史·陶榖傳》，陶榖卒于太祖開寶三年（970），可見早在太宗重建館閣之前，内府已有曝書觀畫活動，隻是未成規制。此事在《圖畫見聞志》和《益州名畫錄》中都有相似記載，但郭若虛認為事件發生在太平興國年間[33]，其時陶榖已下世多年，定不能在内府觀畫，郭氏記載其實是有誤的。《益州名畫錄》則稱 [34]：

克蜀之後，居寀赴京，頗為翰長陶尚書榖殊禮相見，因收得名畫數件，請居寀驗之，其中秋山一圖，是故主答淮南國信者畫，絹縫之内自有銜名。陶公雲：“此是淮王所遺。”看之果符其說。

在這裡，追溯源流者從庫吏變為陶榖，《秋山圖》也由内府所藏變為了陶榖家藏。其實黃筌、黃居寀父子合作的《秋山圖》不止一件，孟蜀與楊吳交好之時，後主孟昶曾命黃氏父子繪《春山》《秋山》等圖贈予吳主楊溥，然而送出之時，《秋山圖》尚未及畫，孟昶隻得從府庫中取出舊藏以答淮南國信，又命黃氏父子别畫一幅。[35]如此看來，黃氏父子至少繪有兩本《秋山圖》。至于禦府與陶榖家中是否各藏一本，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但無論如何，這兩則史料都指向了黃居宷的品藻故實，以及陶榖對書畫鑒藏的興趣。

黃居寀不獨畫技為世所重，品鑒眼力也得到了太宗皇帝的賞識。太平興國年間，太宗曾命他與高文進搜訪名蹤，铨定品目。真宗朝權臣丁謂曾獲賜《袁安卧雪圖》，其上有黃居宷題“臣黃居寀定到神品上”，便是一證。值得注意的是，上引三種著錄雖有分歧，但在陶榖請黃居宷品鑒《秋山圖》上卻是十分一緻的。雖然我們并不能排除陶榖認出黃氏風格在先，故而請黃居宷品評舊作的可能，但從措辭來看，陶榖在黃居寀品第之前，似乎并不知道此圖出自黃氏父子之手，而僅僅是出于對鑒藏巨眼的請教。由此觀之，曝書會同時也是北宋文人鑒藏家的交流盛會，在這一場合，他們不僅可以切磋琢磨，更可向巨眼如黃居宷讨教一二。

再來關注作為鑒藏家的陶榖。除去宋初大儒的身份外，陶榖也是一名收藏家，其府上所藏不乏名作。前引《春明退朝錄》中提及内府所藏二王真迹中有陶榖題跋者尤佳，雖不知這些墨迹是否原為陶榖所藏，但也可證其眼力不俗。梅堯臣曾于何君寶家觀戴嵩畫牛，見卷末有陶榖小字題跋，并稱陶榖愛畫，購藏不惜金帛，可惜子孫不能守，将其收藏售之于市，其家舊藏戴嵩牛遂歸何氏所有。[36]黃伯思《東觀餘論》、米芾《書史》俱載陶榖收藏并題跋了王羲之《破羌帖》，此帖後歸蘇易簡（958—997）所有，藏品轉移的時間當在陶榖下世之後，情況或與上述戴嵩牛圖相仿佛。

此外，《黃素黃庭經》也是陶榖的舊藏，上有二跋，其一為：

山陰道士劉君以群鵝獻右軍，乞書《黃庭經》，此是也。逸少真書此經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神賦》皆行書，其他并草書也。草十行敵行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真書一字耳。

其二為：

此乃明州刺史李振景福（892—893）中罷任，過浚郊，遺光祿朱卿。朱卿名友文，即梁祖之子，後封博王，王薨，予獲于舊邸，時貞明庚辰（920）秋也。晉都梁苑，因重背之。中書舍人陶榖記。是日降麻，以京兆安彥威兼副都統。

貞明庚辰秋，陶榖獲此卷于朱溫養子朱友文的舊邸，此時他年僅十七，收藏起步不可謂不早。查《舊五代史》，陶榖任中書舍人的時間是後晉開運二年（945）六月，安彥威充北面行營副都統的時間是開運三年（946）春二月壬午 [37]，陶榖題跋時間當在同日，重新裝背則在此前不久。

米芾稱此二跋為“陶榖漢時書” [38]，但此時後晉尚未亡國，後漢尚未建立，米芾所說其實是有誤的。

在這兩段題跋中，陶榖不僅關注了《黃素黃庭經》本身，對書法與書體進行了品評，還重點梳理了《黃素黃庭經》在唐末五代的流傳經過。這種作品與遞藏并重的鑒藏思想，在請黃居宷品鑒《秋山圖》時也有體現。

比起其他官員，館閣職員自然更有機會一睹内府名迹，然而對于他們來說，館閣曝書同樣是值得一提的鑒畫機會。如董逌在《廣川畫跋》中曾提及一幅《優缽羅花圖》[39]：

秘閣有圖，畫花異甚，世不能名，自昔号陀羅花。考索賬目，自大中祥符六年，京兆府進入，下之秘閣。崇甯三年，曝書庑下，出其圖考名識之。

董逌對此圖早有耳聞，并通過考索賬目摸清了它的入藏經過，但還是要等到館閣曝書展出此圖時，才能一睹真迹，對此圖所繪内容進行鑒考。

最後需要提及的是，曝書會的影響不僅僅停留在宴會現場，也經由口耳相傳，影響到其他文人鑒藏者。米芾《龍真行帖》中雲[40]：

龍真行為天章待制林公跋書雲：秘府右軍書一卷，有一龍形真字印。故作。龍形真字芸香裡，伏日道山聊一啟。媪來鵝去已千年，莫像癡兒收蠟紙。蕭衍老翁食無肉，錦質繡章能獨侈。不知劫火付冤家，卻誤頑仙求令史。文皇有金無鑒目，賴取穹官齊押尾。徐生小黠辨茅檐，不道天真難力緻。晩薄功名歸一戲，一奁尤勝三公貴。牡丹不語人能醉，墨光覺勝朱鉛媚。與身俱生無術治，又染膏肓劉巨濟。芾自命此書為跋尾書，惟題于家，真迹不寫以遺人。

道山為秘書省别稱，“龍形真字芸香裡，伏日道山聊一啟”所指無疑是曝書會。此帖提到了兩位人物，其一為龍真行，他曾于内府曝書中見右軍書上有龍形真字印，并特意寫在題跋之中；其二為天章待制林公，此人即林希林子中，米芾《蜀素帖》即是為他所作。天章閣待制是補外貼職，并無館閣職權，《宋史·林希傳》中稱：“（元祐年間）以集賢殿修撰知蘇州，更宣、湖、潤、杭、亳五州，加天章閣待制”，任此職時林希正在南方為官。

林希與米芾、蘇轼等人交往甚密，家藏有李成《雪景》六幅、唐代設色《竹圖》一幅 [41]，陶隐居小楷《大洞真經隐訣》卷後也有林希父子的題跋 [42]，看來也是雅好書畫鑒藏之人。《書史》中記載了一件趣事 [43]：

……餘先于唐垧處易得右軍《尚書帖》，雲得于僧清道。亦有貞觀印印文，遂複合，仍帶元截紙痕一條，故一物也。林希見餘家此軸，嗟歎雲：“秘府所有，殆不過是。希嘗見閣下一卷，貞、觀字印，相去五寸許，不相連。若真印，印則四枚，理無平勻；若僞雕，必隻一鈕，用皆齊一也。”餘聞之愠甚，懶展閱，愠極試取視之，左右上下無一相連者，疾呼輿過林，語所以。公擊節曰：“公此書愈妙也。”此公精思如此。

看來，林希也曾寓目内府收藏，并對于古書畫上的鑒藏印既有關注，又有所悟，難怪龍真行要将曝書會中見到的龍字真行印特意告知在外任官的林希，這一消息後來又輾轉為米芾所知。與其他鑒藏家交流在曝書會中的所聞所見，想必不隻這一例，私家鑒藏者雖未能目睹真迹，但也可以借此機會從側面了解内府藏品的印鑒、題跋等内容。由此看來，曝書會對書畫鑒藏的影響，或許不僅在廟堂之高，更在江湖之遠。

餘論

關于宋代内府與私人收藏，學界已有較多論著，然而二者并非兩座孤島，它們之間的此消彼長、交往聯系與相互影響同樣值得予以關注，本文探讨的館閣曝書會即可看作是溝通二者的一座橋梁。除此之外，無定期的賜宴觀書活動同樣是士夫鑒藏家窺見内府秘藏的途徑之一，這在《玉海》卷二七《帝學·觀書篇》中有豐富記載；周密《齊東野語》中則提及了其在德祐元年（1275）蓬省旬點之時，随秘丞黃汝濟進入秘閣，親自展閱内府圖籍之事。以上二者，前引彭慧萍、馬邦樂文中已有論及，此處不再贅引。

注釋：

[1]張彥遠：《曆代名畫記》卷二，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第 298 頁。

[2]徐松：《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中華書局，1957，第2755 頁。

[3]羅畸：《蓬山志》，載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卷三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第 399 頁。按《蓬山志》成書于徽宗朝，現已佚，江少虞将此則材料輯錄在嘉祐七年三月内閣賜酒之後，意在羅列内閣賜酒史實，每歲曝書之事則未著年月。因此不能将“嘉祐七年三月”作為每歲曝書的時代下限。

[4]陳骙：《南宋館閣錄》，張富祥點校，中華書局，1998，第 68-69 頁。

[5]方建新：《宋代圖書展覽會——“曝書會”考略》，《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 年第 35 卷第 5 期。

[6]成明明：《宋代館閣曝書活動及其文化意義》，《社會科學家》2008 年第 5 期。

[7]彭慧萍：《兩宋宮廷書畫儲藏制度之變：以秘閣為核心的鑒藏機制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05 年第 1 期。

[8]楊軍：《北宋皇家書法展覽——“曝書會”研究》，《中國書法》2007 年第 5 期。

[9]丁政：《〈北宋皇家書法展覽——“曝書會”研究〉駁議》，《中國書法》2008 年第 1 期。

[10]張冰、範麗娜：《從雅好秘玩到流動的博物館：中國古代書法鑒藏與交易》，廣東教育出版社，2018，第79-80 頁。

[11]馬邦樂：《北宋書畫鑒藏風尚研究》，博士學位論文，中國美術學院，2011。

[12]值得指出的是，館閣曝書會中同時展示了大量宋代君主所作的禦書翰墨、禦制圖畫等，這在宋代史籍和詩文中都有不少記載，然而由于篇幅所限，這一部分并不在本文的論述範圍之中。

[13]梅堯臣：《宛陵集》卷一八，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9 冊，第 134 頁。據《梅堯臣集編年校注》，此卷作于皇祐五年。

[14]梅堯臣所觀墨迹本可能不是右軍親筆，而是出自馮承素、諸葛貞等供奉拓書人的響拓本。另，有學者認為“永和題尾付官奴”指的是《官奴帖》，但《宣和書譜》未載此帖，米芾《寶章待訪錄》及《書史》則記載其在私人藏家手中。梅堯臣此處應當僅指《樂毅論》，而非《官奴帖》。

[15]張彥遠：《法書要錄》卷三，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第 140 頁。

[16]樓鑰：《攻媿集》卷七六，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53 冊，第 233 頁。

[17]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二：“黃筌……又寫白兔于缣素，蜀主常懸座側。”又《東原錄》載，蜀主孟昶卯年生，故黃筌每誕辰即以《白兔圖》獻，這是他的擅長題材，當時應有多本傳世。見龔鼎臣：《東原錄》，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2 冊，第 574 頁。

[18]程俱：《麟台故事》卷四，清十萬卷樓叢書本。

[19]蘇頌：《蘇魏公文集》卷一〇，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2 冊，第 190 頁。

[20]桑世昌：《蘭亭考》卷六，清知不足齋叢書本。施宿題跋稱曾于蘇頌家得蘭亭一本，可與祖武本争雄長。

[21]米芾：《寶章待訪錄》，中華書局，1985，第 28 頁。

[22]宋敏求：《春明退朝錄》卷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 27 頁。

[23]朱長文：《墨池編》卷六，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2 冊，第 903 頁。

[24]梅堯臣：《宛陵集》卷一三《同蔡君谟江鄰幾觀宋中道書畫》，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9 冊，第 105 頁。

[25]關于薛紹彭《秘閣詩帖》，前揭馬邦樂《北宋書畫鑒藏風尚研究》中已有詳述，此處不再贅引。見馬邦樂文第49-51 頁。

[26]蘇轼：《蘇轼詩集》卷二九《次韻米黻二王書跋尾二首》王文诰輯注，中華書局，1982，第 1536 頁。有研究者稱，蘇轼在館閣曝書會上看到了王羲之的《青李帖》與《來禽帖》，其實這是不準确的，《青李》《來禽》實際上是同一帖。

[27]錢勰：《和閣老舍人曝書》，載厲鹗《宋詩紀事》卷二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第 626 頁。

[28]鄧椿：《畫繼》卷八，人民美術出版社，1964，第 107 頁。

[29]鄧椿稱其為宇文龍圖季蒙，依其品級，這裡的龍圖指的應是直龍圖閣。宇文時中的直秘閣、直徽猷閣、直龍圖閣、直寶文閣等職名均為貼職，并沒有館閣官的職事。有關直閣，參見龔延明：《宋代官制辭典》，中華書局，1997，第 139、153-155 頁。

[30]鄧椿：《畫繼》卷八，第 107 頁。按卷三中所記，宇文時中與江參是有交往的。

[31]周密：《志雅堂雜鈔》卷上，中華書局，1991，第 9 頁。此卷周密寓目時已歸廖瑩中所藏。

[32]劉道醇：《宋朝名畫評》卷一《人物第一》，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第 454 頁。

[33]郭若虛：《圖畫見聞志》卷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2 冊，第 563 頁。

[34]黃休複：《益州名畫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12 冊，第 494 頁。

[35]同上。

[36]梅堯臣：《宛陵集》卷一五《觀何君寶畫》，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99 冊，第 110 頁。

[37]《舊五代史》卷八四《晉書十》，中華書局，2003，第1108、1114 頁。

[38]米芾：《寶章待訪錄》。

[39]董逌：《廣川畫跋》卷六，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1 年，第 86 頁。

[40]米芾：《寶晉英光集》卷三，中華書局，1985，第 21 頁。

[41]米芾：《畫史》，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3 冊，第 9 頁。

[42]周密：《雲煙過眼錄》卷下，中華書局，1985，第 55 頁。

[43]米芾：《書史》，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13 冊，第 41 頁。

盛潔，故宮博物院研究室館員，《故宮博物院院刊》編輯。

《美術大觀》202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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