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是在日本最具影響力的中國古代文人。圖為日本江戶時代畫家狩野山雪17世紀據白居易詩《長恨歌》繪制的故事長卷《長恨歌圖》（局部），分上下兩卷，僅上卷長度就超過10米。 （資料圖/圖）

“在平安時代，不少日本文人把白居易看作文殊菩薩轉世。”中國礦業大學人文與藝術學院教授文豔蓉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文豔蓉是一位專攻“白居易日本傳播史”的中生代學者。她參與了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唐詩在日本平安時代的傳播與受容研究”，兩本專著《白居易生平與創作實證研究》和《白居易詩文在日本的流傳與受容》，都以白居易為題。

日本專修大學文學部教授松原郎在為《海外中國研究書系·日本學人唐代文史研究八人集》作的總序裡，對中日文化關系有這樣一段論述：“從宏觀上看，日本屬于中國文化圈，是不争的事實。因為從根本上說，日本受其地理條件所限，也不可能有機會跟其他先進文化發生接觸……日本所處的特殊位置，與太陽引力作用下的地球不無相似之處。如果離太陽再近一些，就會像金星一樣被灼熱的太陽同化；而若是離太陽再遠一些，就又會像火星那樣成為一個冰凍的不毛之地。地球就是在趨向太陽的向心力與反方向的離心力的絕妙平衡之下，得以懸浮在太陽系中的一顆明珠。”

日本，這顆中國傳統文化星系裡“懸浮的明珠”，對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投注了巨大的熱情。用廣島大學副教授陳翀的表述，“白居易研究，在國内或隻是唐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然在日本卻宛如一個小宇宙，橫跨中國文學與日本國語國文學兩大分野，涵蓋了文學、語學、版本、訓點研究等多個領域，成為了日本古典學研究的一道特殊風景線”。

陳翀和文豔蓉都是江西人，家鄉是鄰縣。文豔蓉出生在農村，“父母小學都沒畢業”，從白居易早年貧困、漂泊，靠刻苦求學改變境遇、知足常樂的經曆裡，文豔蓉找到了生命的契合點。“相比于杜甫、李白，白居易不會表現出‘緻君堯舜上’的這種高遠理想，到了晚年，白居易非常容易滿足，作品悠然、寫實，他的心理狀态跟現代人是很接近的。”文豔蓉說。

文豔蓉從讀博士開始選擇白居易作為研究方向，是受到導師胡可先教授的點撥。像白居易這樣經典化的作家，“前面的學者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要想再找突破是比較難的”，文豔蓉主要從兩個方向拓展，一是新的出土文獻、唐代墓志裡關于白居易的材料，另一個是日本研究白居易的文獻和成果。為此，她自學了日語，并于2014和2018年兩次去日本九州大學訪學。

2022年7月，圍繞白居易在日本的傳播、中日兩國的文化互動等話題，文豔蓉教授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專訪。

“半壁江山”

南方周末：以白居易研究為例，你認為日本漢學和西方漢學有哪些主要差異？

文豔蓉：日本漢學和西方漢學的主要差異還是在于他們的身份問題。西方漢學是一個旁觀者角色，因為他們不能參與到我們的文學創作當中去。而日本漢學其實是一個參與者，日本人也使用漢字，所以他們在研究的時候，就有非常親近的地方。

作為遠觀者，西方漢學家可能會從對中國文學的認識中，上升到人類共同的一些東西，這是第一。第二，西方漢學會采用比較文學的思路，來對比中國詩歌跟他們的詩歌的差異。第三，西方人的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翻譯，還處在不斷翻譯的過程中。2022年6月28日到7月2日，我參加了聖彼得堡大學舉辦的紀念白居易誕辰1250周年的學術會議。由于疫情，會議是線上形式，與會者有不少是中國俄羅斯語專業的學者，很多讨論都是圍繞翻譯開展的。

日本不一樣，他們研究漢學跟中國人做古代文學研究的方式是相通的。而且白居易對日本影響太大了，像《源氏物語》《枕草子》這些名著都在用白居易的東西。所以日本人研究白居易，實際上也在研究他們自己，當然比西方漢學更加深入。

南方周末：可否這樣理解，白居易詩文就像三國、西遊故事一樣，在今天已經融入了日本民間，以至“日用而不覺”，而直接閱讀白居易的漢文原作，則是一件需要專業訓練的小衆活動？

文豔蓉：日本普通人了解白居易，可能是通過《源氏物語》，看到裡面有白居易的詩文。比較遺憾的趨勢是，現在越來越多的日本大學生不太願意去讀中國文學專業，可能不好找工作是一個重要的原因。我兩次去九州大學，2014年去的時候，我的合作導師東英壽先生還有一些碩士是日本人，等我2018年再去，他所有的學生都是中國人。九州大學中國文學研究室的靜永健老師那邊要好一點，還是有一些日本學生，但也越來越少，處在一個青黃不接的萎縮的階段。

南方周末：你提到一方面日本研究中國文學的年輕學者青黃不接，另一方面有越來越多的中國留學生和訪問學者經由日本來反觀中國文學，中日學界是怎樣展開學術互動的？

文豔蓉：日本對我們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帶來了很大的啟迪。近代最早寫中國文學史的就是日本人，我們傳統的文學研究，屬于詩話式的，思辨性不是太強，日本從西方學到了現代的研究方法，我們借鑒了過來。當然，中國的現代學術進步很快，畢竟中國古代文學是我們自己的語言和文化。這時候，日本學界又開始學習我們的研究方法，比如20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說杜甫是人民詩人，日本人也會接受，跟我們看齊。這種互動一直延續到今天，包括日本的《白居易研究年報》，就屬于中日學者合作的結果。

南方周末：與李白、杜甫相比，白居易在日本的影響有什麼不同？除白居易研究學會外，日本是否還有其他的關于中國經典詩人、作家的研究學會？

文豔蓉：在平安時代（794年—1192年），白居易對日本的影響占到了半壁江山，其他所有的唐代詩人加起來，才是另外一半。李白和杜甫在平安時代的日本流傳的信息比較少，也有日本人寫漢詩化用李白的詩句的，但影響力還不如元稹、劉禹錫和溫庭筠。由于元稹、劉禹錫與白居易的交往體現在了詩歌當中，所以他們倆也跟着白居易在日本“受容”了。日本現在除了白居易研究學會，還有一個杜甫學會，每年會出一期杜甫研究年報，另外有劉禹錫、賈島等詩人的讀書會活動，沒有專刊，但會定期出一些研究專書。

日本文學名著《源氏物語》中引用白居易的詩句多達近百處。圖為表現《源氏物語》第十六回關屋情節的日本江戶時代繪畫《平安時代 關屋圖屏風》（局部），作者俵屋宗達，現藏于東京國立博物館。 （資料圖/圖）

解決白居易研究的“小問題”

南方周末：日本的《白居易研究年報》出了20部專刊，2020年推出“最終号”之後暫時告一段落。促成這一研究專題在21世紀登場的因素是什麼？

文豔蓉：從1993到1998年，日本學界推出了7本《白居易研究講座》，主題包括白居易的文學與人生、白居易的韻文和散文在日本的受容、白氏文集之本文等，可以說是日本當代白居易研究成果的一次系統化的展示，這套書當時非常受歡迎。在此基礎上，推出了《白居易研究年報》，編委會成員除了一衆日本學者，從第十一号開始，還邀請了中國的張伯偉、謝思炜等學者擔任編集顧問。我在第十二号《新樂府》發表了《白居易一族婚姻考》（原田愛譯），在第十七号《書迹與繪畫》發表了《圍繞白樂天詩文書迹拓本之古記錄》（錢心怡譯）。日本的刊物比較關注這種對“小問題”的解決。

南方周末：你關注的白居易家族的婚姻、白居易的子嗣考辨等問題，似乎不僅是文學研究，而且是曆史考證。這種研究興趣似乎與陳寅恪先生的“詩史互證”有共通之處？

文豔蓉：我的博士導師胡可先老師早期做政治與文學的關系，也是順着陳寅恪先生“詩史互證”的方法，我就跟着胡老師學，不一定要去發表什麼高論，而是抓住一些“小問題”，一個個地解決。我還有一篇論文《元白詩中“盧子蒙”考》發表在日本的《中國中世文學研究》上。盧子蒙是白居易晚年在洛陽的“七老會”中的一個人物。我根據新出土的墓志來解決盧子蒙的身份等方面的一些疑惑，還涉及對七老會參與者的年齡的計算。這篇解決“小問題”的論文在國内不太容易發表，在日本發出來了。

南方周末：南京大學的莫砺鋒教授在《百家講壇》上提出白居易虛構家史的問題——白居易說自己是戰國時期名将白起的後人，但莫砺鋒指出，白居易的祖先更可能是遷居中原改了漢姓的西域胡人，你怎麼看這一問題？

文豔蓉：白居易祖先來自西域胡人也是陳寅恪先生先提出來的，現在大多數學者認可這一觀點。但我在論述白居易家世的文章中，還是認為他是中原人的後代。即便他的祖先是胡人，經過了魏晉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也過去了許多代，完全漢化了，不能據此認為白居易是胡人，從他對中原文化的高度認同也可以看出。而叙述一個顯赫的家史，也不單是白居易這樣做，這是重視“出身”的唐代文人的一種普遍傾向。

“白居易熱”的啟示

南方周末：李商隐為白居易撰寫碑銘，稱其“姓名過海，流入雞林、日南有文字國”，可以說白居易在世時就是一位有國際影響的大詩人，您認為除了他的作品通俗易懂，還有哪些原因造就了跨越國境的“白居易熱”？

文豔蓉：最重要的原因是白居易的詩文在中唐以來的中國流傳也很廣，他是存詩最多的唐代詩人。白居易特别喜歡編輯自己的作品，一生編過好多次。日本僧人慧萼在蘇州南禅院抄寫白氏文集，每一卷後還會清楚地記下是哪一天抄的，那天心情怎麼樣，有時候還請别人幫他抄，這些材料帶回日本後又被不斷轉抄。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日本最早的白氏文集，是12世紀中期的金澤文庫本。

日本人在初學漢詩的時候，很難有新的創造，隻是宮廷、貴族在使用漢文，不可能創造新詞，他們會從中國的詩歌中尋找詩材、詞句，重新加以編排，剛好發現白居易有大量适合他們的詩材，因為他的詩歌内容豐富，包羅萬象。同時，白居易又是一個非常個人化的詩人，喜歡寫自己的生活，周遭的方方面面都會寫實地表達出來，包括生活的情趣、容顔和身體的變化，都會去寫。而盛唐詩人寫的更多的是理想化的事物，對國家、社會的責任等等，對自己的生活不會寫那麼細緻。白居易晚年悠然閑适的生活、對佛教的親近又讓日本貴族感到相似，所以他的閑适詩要比新樂府在平安文人中的影響大得多。

我們說日本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他們對白居易詩文的學習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平安時代過去之後，日本文人對白居易的膜拜有所退潮，但由于平安時代是日本文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個時期，相當于中國的魏晉南北朝到唐代，而白居易已經成了平安文學的“骨”和“肉”，他的影響會一直延續下去。

南方周末：關于日本人對漢字的使用，對中國傳統文學的學習，對中國文化的關注，你在九州大學時有什麼感受？

文豔蓉：日本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吸取，是非常細緻和深入的。我剛到日本九州大學的圖書館時，真的沒感覺是在一個異國的圖書館，它收藏的中文圖書的數量，可以用浩如煙海來形容，肯定不亞于中國的“211”大學的圖書館。明代、清代的書非常多，甚至可以找到一些江西的縣志。而且明代的書我可以借回宿舍看。對于中國當代的學術著作，也會非常同步地購入。我現在也比較關注日本學界的動态，但在中國的圖書館要找日本出的書就太困難了。

南方周末：當代日本是一個對外文化傳播力很強的國家，韓國的文化影響力也引人關注。白居易的詩文，則是古代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重要例證，這種影響的延長線直到今天還未終結。白居易詩文一千多年來的海外傳播，對我們有什麼啟發？

文豔蓉：就學術領域而言，國内學界有一個好的變化，就是越來越多地往外看了，我們用更廣闊的視野去關注海外漢籍，去整合中、日、韓、越南流傳的漢文。我覺得白居易的海外傳播不可複制了，它是特定曆史階段的一個特定的結果。但是我想，白居易對人性和日常生活的關注，對人類共同情感和生活狀态的描寫，是他受歡迎的重要因素。

南方周末記者 黎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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