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禮文化之十三講?作者：曹建墩（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周禮文化之十三講?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周禮文化之十三講

作者：曹建墩（河南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教授）

《周禮》一書，在漢代初名《周官》，王莽居攝時改為《周禮》。西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獲得此書，獻給朝廷即被雪藏于秘府中。漢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校理秘書，發現此書并将之著于《别錄》《七略》。《周禮》在新莽時曾經立為博士，東漢時被廢，但民間傳習《周禮》之學者仍綿延不絕，如杜子春、鄭興、鄭衆、賈逵、馬融、張衡等人都曾研習《周禮》，其中杜子春有《周官注》，鄭衆、賈逵二人分别作有《周官解诂》，馬融作《周官傳》，張衡曾作《周官訓诂》。鄭玄《周禮注》則綜覽前儒，兼采前注，擇善而從，成為集大成之作。晚清經學殿軍孫诒讓贊譽《周禮注》說：“鄭注博綜衆家，孤行百代，周典漢诂，斯其淵薮矣。”（孫诒讓：《周禮正義》卷一，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8頁）鄭玄遍注群經，尤重禮學，并為《周禮》《禮記》《儀禮》三部禮學典籍作注，“疏通《三禮》，極具苦心”（皮錫瑞：《經學通論》，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293頁），使《三禮》之書合為一家之學。

在《周禮注》中，鄭玄旁征博引，引經傳史籍等以建構其禮學體系。鄭玄乃一代博學鴻儒，轉益多師，學問淹博，貫通今古文經學，旁及諸子百家、緯候數術。鄭玄在《周禮注》中，稱引《詩》者有五十餘處，引《尚書》者有三十多處，稱引《易》者有十幾處，稱引《春秋》及《春秋傳》有五十餘處。鄭玄兼通《三禮》，其《三禮注》本身就是以《三禮》之文互引互證，以解經義。《周禮注》中對《儀禮》十七篇都有稱引，引《禮記》諸篇更多，還引有《大戴禮記》中的《朝事》、《衛将軍文子》等篇。《周禮注》引述的諸家之說範圍更廣。例如，《周禮·地官·鄉大夫》：“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鄭玄注引用了《老子》來解釋：“《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如是則古今未有遺民而可為治。”《周禮注》引用《司馬法》達十餘處之多，内容涉及土地制度、車制、郊野之制、兵器制度、朝觐制度等。此外，《周禮注》中還引用有法家之說、農家之說、兵家之說、天文家、曆數家之說、五行家、醫方家等諸家之說以解經。鄭玄受時代影響，還以谶緯來注解《周禮》并用于建構其禮學體系。谶是預蔔吉兇的隐語，緯是依托并解釋儒家六經的文字。東漢時期谶緯盛行，鄭玄受此風熏陶，嘗“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睹祕書緯術之奧”（《後漢書·鄭玄注》），并為緯書作注。《周禮注》中以緯解經的典型之例有“六天說”和“五精感生說”。《周禮》《禮記》中有五帝、五人帝和五官神的說法。《周禮·春官·小宗伯》雲：“兆五帝于四郊。”鄭玄注：“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颛顼食焉。黃帝亦于南郊。”此注是據《河圖》《春秋緯元命苞》《春秋緯文耀鈎》《易緯乾鑿度》等緯書以為說。鄭玄認為，天上有五精帝（蒼帝曰靈威仰，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汁光紀，另加天皇大帝耀魄寶，即六天），下有五人帝，乃是其母感五帝之精受孕而生，五人帝是五天帝之子。五人帝之下有五官，五官死後為五人神，祭祀時五人神各自配食其帝（句芒配太昊，祝融配炎帝，後土配黃帝，蓐收配少昊，玄冥配颛顼）。鄭玄用“六天說”“五精感生說”建構起了一套神學體系，并以此貫通解釋《三禮》中的相關神靈。

鄭玄《三禮注》雖然博綜今古文經學，兼采諸家異說，然并非是雜采，而是以《周禮》古學為主，以《周禮》為宗。鄭玄認為《周禮》是周公所作，是治國安邦的大經大法，他在注《周禮·天官·冢宰》“惟王建國”時明确說道：“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營邑于土中，七年緻政于成王，以此禮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鄭玄意圖“念述先聖之元義，思整百家之不齊”（《後漢書·鄭玄傳》），故會通群經以解《三禮》。鄭玄《周禮注》與其《儀禮注》《禮記注》是一整體，但三書的地位并不是等同的，在鄭玄的禮學體系中，《周禮》具有主導地位，是不可懷疑的“禮經”。《禮記·禮器》有“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之說，鄭玄注謂：“經禮謂《周禮》也，《周禮》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鄭玄因為《周禮》職官有三百六十，與《禮器》所言三百之數偶合，于是以《周官》為經禮，而将《儀禮》視作曲禮。《周禮·天官·膳夫》雲“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而《禮記·玉藻》則雲“天子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二書記載的禮數不同。弟子趙商對此發問，鄭玄回答說：“《禮記》，後人所集，據時而言。或諸侯同天子，或天子與諸侯等，所施不同，故難據也。《王制》之法，與周異者多，當以經為正。”（《禮記·玉藻》孔穎達正義引《鄭志》）當《周禮》與《爾雅》記載矛盾時，鄭玄則維護《周禮》的主導地位。鄭玄答弟子張逸問說：“《爾雅》之文雜，非一家之注，不可盡據以難《周禮》。”（孔穎達《毛詩正義·凫鹥》所引）鄭玄主張，《周禮》為經，經可以正别書，而不能據别書以難《周禮》。

《三禮》記載的禮樂典制，矛盾歧異之處較多，鄭玄既以會通為旨，則必須加以整合，鄭玄的原則是以《周禮》為準來調停《三禮》記載的歧義。遇《周禮》與他書記載矛盾者，鄭玄辄以與《周禮》相同者為周制，歧異者則解釋為殷商之制或夏代制度，或以先王之制來彌縫之，從而維護《周禮》的大綱大法地位。例如：《禮記·王制》說：“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鄭玄注：“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後氏之官百。’舉成數也。”《禮記·曲禮上》：“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蔔，典司六典。”鄭玄注：“此蓋殷時制也，周則大宰為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為春官，大史以下屬焉。”另如，《禮記·明堂位》說：“有虞氏官五十，夏後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鄭玄注：“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也。此雲三百者，記時《冬官》亡矣。《昏義》曰：‘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蓋謂夏時也。以夏周推前後之差，有虞氏官宜六十，夏後氏宜百二十，殷宜二百四十，不得如此記也。”鄭玄認為《周禮》三百六十職官之數乃周公之制，而《禮記·昏義》所記官制則為夏代之制，由夏和周制推測，他認為《明堂位》對官制的記載是錯誤的。總體上來說，鄭玄遵信崇尚《周禮》，認為此書為“周公緻太平之迹”，《周禮》所載為可信之制，當《周禮》與别書歧異時，則以《周禮》為是，而其他與《周禮》不合者則以《周禮》為準調停融通異說，以建構其新的禮學體系。

鄭玄在建構其禮學體系時，苦心孤詣會通《三禮》，彌縫異說，然《三禮》中矛盾之處的形成原因比較複雜，有的也不可調和，因此《周禮注》難免會牽強附會，對一些禮制的诠釋也難以圓融無間。如清人皮錫瑞所說：“鄭君以《周禮》為經，《禮記》為記，其别異處皆以《周禮》為正，而《周禮》自相矛盾者仍不能彌縫。”（皮錫瑞：《經學通論》，第322頁）雖然鄭玄的禮學體系存在牽強附會、難以自圓其說等不足，但總體上，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後漢書·鄭玄傳》），實現了經學的“小統一”。鄭玄打破今古學之界限，沖破家法之藩籬，以《周禮》為綱，會通《儀禮》《禮記》，形成了自己的禮學體系，為後世學者所宗，以緻後世有“禮是鄭學”之說，影響深遠。鄭玄《三禮注》在中國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15日11版）

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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