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文華殿“千古風流人物”的蘇轼主題大展現場，一件展品讓很多觀衆看得津津有味。它是蘇轼在元符二年（1099）貶谪海南儋州期間，給幼子蘇過寫的一封信。明朝人陳繼儒将真迹輯刻成帖，這封信也稱作“獻蚝帖”。面對海南取之不盡的生蚝，蘇轼說他琢磨出兩種烹饪方法：一種是把蚝肉取出來，加酒和水一起煮熟；另一種是專門選個頭大的，用炭火來炙烤。信的結尾不忘帶着一點蘇轼特有的幽默——“恐北方君子聞之，争欲為東坡所為求谪海南，分我此美也。”海南作為當時的蠻荒之地，有誰願意去呢？這種苦中作樂的勁頭讓人會心一笑，又覺得有一點心酸。

于是作為美食家一面的蘇轼顯露出來。他的美食創造總和他的流放生活緊緊相關。幾乎置他于死地的“烏台詩案”後，蘇轼于元豐三年（1080）去到了人生第一個貶谪之所黃州（今湖北黃岡）。為官的俸祿沒有了，隻有一份微薄的實物配給可領，他想到了在城東的一片坡地上開荒自足，從此便有了“東坡居士”的名号，曆史上多了一個“蘇東坡”的名字。後世所稱的“東坡肉”、“東坡羹”和“東坡豆腐”據說就是在黃州期間被發明出來的，是對最平常食材充滿智慧的轉化。紹聖二年（1095），蘇轼一貶再貶到了惠州。市集上無人問津的羊脊骨，被蘇轼便宜獲得，做成了火烤羊脊骨的美味。這大概讓他成為了吃羊蠍子的鼻祖。颠沛流離的命運，始終無法阻止“自笑平生為口忙”的蘇轼，去發現苦難生活的情趣。

幾乎所有人，都是從文學作品首先認識蘇轼的。但漸漸地，我們會發現這隻是了解他的一個入口，也僅僅是構成他複雜魅力的一個方面。作家林語堂形容蘇轼，“是個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畫家，是偉大的書法家，是釀酒的實驗者，是工程師，是假道學的反對派，是瑜伽術的修煉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書，是飲酒成癖者，是心腸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堅持己見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詩人，是生性诙諧愛開玩笑的人”。對于這個多才多藝、多姿多彩的曆史人物，林語堂又補了一句：“這些也不足以勾繪出蘇東坡的全貌。”

宋代是一個締造“百科全書”式人才的時代。北京大學原中文系副主任、蘇轼研究者張鳴告訴本刊，宋代所形成的新型士大夫階層是集政治才能、學術造詣和文學修養于一身，兼具官僚、學者和文士三種身份。不僅蘇轼如此，同時代的歐陽修、司馬光、王安石都是這樣的情況。而對比唐代出名的李白和杜甫，他們僅在詩文上著稱，政治和學問都沒有太多作為。張鳴認為，這可以歸結到幾點原因：首先，北宋開國推行的是以文治國的國策，那麼經過一百年的時間，就自然會結出人才的果實；另外，宋代有種全民向學的氛圍，不僅有書院講學，還有很多私人講學存在。

“還有很關鍵的一點，就是雕版印刷的發展改變了知識的物質載體和傳播方式，從而對改變讀書人知識儲量、士人知識結構、提升全社會文化水平有着深遠意義。此時有‘譜錄’這一類知識性著述大量出現就是證明。這種現象對應的是知識積累、整理的需要。除了譜錄，最重要的一本書是《夢溪筆談》，這是一部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筆記體著作，作者沈括也和蘇轼處于同一時代。它的内容大大超出傳統文人所熟悉和關心的那些知識範圍，著述形式也是全新的。蘇轼作為士大夫的知識結構，就可以和《夢溪筆談》相媲美。”

蘇轼無疑是群星閃耀的宋代士人群體裡最為璀璨的那個。他不僅精通諸多領域，還以創造性的思維進行了新的開拓：詩歌上，他和黃庭堅共同奠基了“宋調”，也就是區别于唐詩的豐神情韻，而以筋骨理性見長；作詞上，蘇轼突破了“詞為豔科”的藩籬，将詞的題材擴展到寫景、記遊、抒懷等方方面面；書法上，他表達了“我心意造本無法，點畫信手煩推求”的看法，而成為宋代書法“尚意”書風中的砥柱人物；繪畫上，他提出了“士人畫”的概念，是後來明代董其昌“文人畫”理論的先聲。除去這些主要的文學和藝術門類，還有蘇轼在日常生活中迸發出的火花——比如在海南儋州艱苦的條件下，他改造鬥笠為“東坡帽”來防日曬雨淋，也嘗試制作松煙墨。

從宋朝到今天，為何蘇轼一直被視為文人心中的理想人物？複旦大學中文系主任、《蘇轼十講》的作者朱剛對本刊說：“正是由于蘇轼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孕育的罕見‘全才’。在某種意義上，面對蘇轼的時候，好像就在面對傳統文化的整體。不同時代、不同興趣的人都能從中獲益。這是其中的一個層面。”

更深層次的吸引力則要到蘇轼的人生中去尋找。蘇轼有一個輝煌的起點：嘉佑元年（1056），他從老家眉州來京師汴梁參加科舉考試，以第二名中舉。如果不是主考官歐陽修以為那是來自學生曾鞏的試卷，需要避嫌，蘇轼就應該名列榜首。而真正讓蘇轼名震京師的，是他在制科考試中的表現。宋朝沿用隋唐的貢舉制度，設進士科來獲得普通人才，又設制科以對待非常人才。蘇轼經過了六篇文論的筆試之後，再到大殿接受天子“賢良方正直言極谏”的策問。結果蘇轼名列三等，弟弟蘇轍列四等。“當時宋仁宗的原話是，‘吾今日又為子孫得太平宰相兩人’。也就是說，蘇轼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張鳴說，“宋朝有位宰相劉摯說過，‘士當以器識為先，一命為文人，則不足觀矣’。這句話的意思是，士人要有器識，不能隻局限于做文人。器識是一種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這是以蘇轼為代表的士人群體極為看中的。”

黃州是蘇轼人生轉折的關鍵點。蘇轼貶谪到黃州之後，巨大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他所留下的書法真迹《寒食帖》裡，一筆一畫都如泣如訴。它仿佛讓人看見那個凄風苦雨的寒食節，盛年之時的蘇轼，正在為時間流逝而哀歎，任憑滿腔抱負無處施展。那麼他将如何完成心态的轉化？“孟子仁政思想中‘民為重’的觀點，幫助他想通一件事情，就是在哪裡都可以為民衆去做事情的。”張鳴說。蘇轼在黃州做了不少實事，逐漸和當地人熟悉起來，感受到與民衆交往的快樂。“在一首《黃泥坂詞》裡，他就寫了喝醉酒躺倒在路邊，鄉親父老輕輕拍醒他，擔心他被牛羊踩踏的情景。他體會到了這種人間的溫情。”蘇轼心态的轉變過程經曆了時間，“當‘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誰道人生無再少，門前流水尚能西’這樣的詞句一出來，你會明白他的精神境界已經為之一變。”

因此，蘇轼對後人極為寶貴的遺産，是他曆經沉浮後對人生形成的思考。“蘇轼的表達能力和交流能力都特别強，所以無論是内心獨白式的作品，還是跟别人應酬的作品，都能體現‘人生思考’的結果。隻要一翻他的集子，就能感受到這個特點，而讀者自然就會在‘人生觀’的層面受其影響，這使蘇轼的影響能夠深入到國人的‘靈魂’層面。”朱剛這樣說，“從著名的《水調歌頭·丙辰中秋》詞中我們可以讀出他自認為谪仙，卻不願‘乘風歸去’，而願長住人間的結論。這種深愛人間的态度，并不令人意外。隻因蘇轼也深通佛道，常有‘出世’之思，又一生陷于政争，時發厭倦之語，所以需要一個權衡：他對生活、對人世的态度，主要方面是什麼？其實蘇轼幾乎每走一步，都在反思‘人生’，這一點非常突出，也許就因為他是個‘全才’，在諸多領域都有能力去創新發展，這個‘人間’到處有他的用武之地，因此不棄不離。對人世的愛，不是空洞的，這跟主體的力量、水平在這個世界的展開能力有關。”

蘇轼在他生活的時代就為人們所喜愛。正如中國蘇轼研究學會會長、四川大學教授周裕锴在采訪中所說，蘇轼不斷被貶的經曆，其實使他對文人和普通人的影響力、吸引力更大了。他的詩詞文論被人傳抄，書畫墨迹被人珍藏。即使在宋徽宗打擊元祐黨人的短暫時期，人們也将和蘇轼相關的物品悄悄保護起來。蘇轼的宦遊和貶谪經曆，讓他的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今天我們仍舊可以通過尋訪地理和觀賞筆墨真迹的方式，走近蘇轼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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