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時期是封建社會的高峰時期。這個時期也是中國文官制度的成熟、完備時期。作為這個時期的一個标志，就是言路比較通暢，皇帝誠心求谏、虛心納谏，臣民積極上書、熱情建言獻策。不過，隋炀帝短暫統治的14年不在此列。從北宋後期至南宋，這種君臣言路開暢的情況也開始逆轉。

隋文帝納谏與隋炀帝罷谏

在曆史上，隋文帝楊堅是以“勤勞思政”“躬履儉約”聞名的，且關注輿情。《隋書·高祖紀下》講，開皇、仁壽之間（公元581年—604年），他經常乘輿巡訪民生，“路逢上表者，則駐馬親自臨問;或潛遣行人（采風官）采聽風俗”。其吏治得失，人間疾苦，無不留意。開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他派治書侍禦史柳彧持節巡省河北52州，奏免贓污、不稱職者200餘人，令“州縣肅然”。文帝執政時期最大的長處是善于納谏，勇于變革，并迅速形成相應制度和政策付諸實踐。開皇二年（公元582年），新任河南道行台、兵部尚書楊尚希見天下州郡過多，人浮于事，即向文帝上表說：“自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魏及晉，邦邑屢改。竊見當今郡縣，倍多于古，或地無百裡，數縣并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僚以衆，資費日多，吏卒人倍，租調歲減。清幹良才，百分無一，動須數萬，如何可覓？所謂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張之義，瑟無膠柱之理。今存要去閑，并小為大，國家則不虧粟帛，選舉則易得賢才，敢陳管見，伏聽裁處。”此見載于《隋書·楊尚希列傳》。時“帝覽而嘉之，于是遂罷天下諸郡”。楊尚希所言鑿鑿，切中時弊。其表文中“十羊九牧”遂成為民少官多，機構臃腫或使令不一，無所适從的指代詞，從唐代起，即被廣為引用，至今猶然。《隋書·楊尚希列傳》還說，楊尚希在朝時，看見隋文帝“每日臨朝，日側不倦”，就上書谏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文帝自謂天下初靖，百事待舉，隻有孜孜矻矻，不敢甯息;但仍懂得臣子的一番苦心，歡然曰：“公愛我者。”楊尚希素有腳疾，行走不便，隋文帝關心他，說“蒲州（今山西蒲坂）出美酒，足堪養病，屈公卧治之”，調其任蒲州刺史，并領本州宗團骠騎。隋文帝與楊尚希的這段君臣相惜的佳話，在朝中傳為美談，隻是其中的一個閃光點尚未引起人們的注意——這就是當時言路暢通，而為臣的敢于直谏，為君的善于納谏。這才是隋文帝與楊尚希君臣友誼的基礎。《隋書·高祖紀下》說，開皇九年（公元589年）四月，隋文帝向全國臣民發布诏旨，進一步鼓勵天下臣民向國家建言獻策，推誠布公而集謀廣益。事實上，隋文帝執政時期，天下向中央進谏進言已蔚成風氣。開皇六年（公元586年），考課（考核官吏政績的制度）實行，問題尚不少。有位叫房彥謙的地方小官（時任秦州總管錄事參軍）便利用朝集（各州每年遣使進京，報告政務及财經情況，謂之朝集）之機，向尚書左仆射（宰相之一）高颎建議：可由朝廷遣使巡察地方，以配合考課;雙管齊下，方能獲得真實的官吏治績。據《隋書·房彥謙列傳》，當時房彥謙面對身居相位的高颎，不卑不亢，如此道來：“《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進退多少，參差不類。況複愛憎肆意，改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謅巧官，翻居上等。直為真僞混淆，是非瞀亂。……唯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治，亦是标獎賢能。”高颎聽了，為之動容，遂将房彥謙的建議向文帝彙報，這才有了爾後文帝遣使持節巡訪各地，考核地方吏治得失，以佐吏部考功司朝集考課之法的出現。而隋文帝時期考課制度的建立，則是高颎提出來的。隋初吏治，因無常年考校黜陟之法而顯渙散。官吏幹好幹壞一個樣，勤惰無辨，都能領取俸祿甚或升遷，故而多缺乏幹勁與活力。鑒于此，高颎向隋文帝建議移用漢元帝時京房制定的“考功課吏法”，使“有官必有課，有課必有賞罰”。這事見載于宋人蘇洵《嘉祐集》卷九。基層官吏房彥謙的建議，則補充、完善了高颎之謀。

《隋書·百官志下》說：“每歲考殿最。刺史、縣令三年一遷，佐官四年一遷。”這是說，地方官每年朝集考課一次，是吏部常規的考績;三年或四年綜考一次，乃綜合三四年的考績，加以升降遷調。三年或四年連考中、下者，就要受到降職或撤職的處分。這樣嚴謹的、比較有系統的考課制度之所以形成，是下自地方基層官吏上至宰相一齊開動腦筋，層層建議的成果，也是隋文帝鼓勵納谏，善于納谏的成果。考課制度屬于中國創立的文官制度的重要内容，隋、唐、宋之際是其完備、成熟期。隋文帝最先啟動了這個成熟期的車毂。這是其統治時下情能上達，君、臣、民之間信息渠道較為通暢的結果。《隋書·高祖紀下》評論文帝：“自強不息，朝夕孜孜，人庶殷繁，帑藏充實。雖未能臻于至治，亦足稱近代之良主。”

隋文帝時期實行了三省制，内史省（隋初由中書省改）、門下省由宮内職官轉為朝官。尚書省執行，内史省出令。門下省則專掌侍從谏诤，審議政令;其長官有納言二人（正三品）。它本是侍奉内廷，以備皇帝之顧問。《隋書·柳機列傳》載，柳機在文帝開皇年間為納言，“當近侍，無所損益，又好飲酒，不親細務”，所以幾年後即被外放華州作刺史。門下省次官有給事黃門侍郎（正四品上）四人;又有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各四人，谏議大夫七人，散騎侍郎四人，員外散騎常侍六人，通直散騎侍郎四人等，負責糾正奏章得失。以上均為谏官。《隋書·柳機列傳附柳雄亮傳》載，文帝時，柳雄亮（柳機堂弟）任給事黃門侍郎，“尚書省凡有奏事，雄亮多所駁正，深為公卿所憚”。隋炀帝楊廣即位後說他生性不喜人谏，所以把谏官全部罷廢了。《隋書·炀帝紀下》說，炀帝“惡聞政事，冤屈不治，奏請罕決。又猜忌臣下，無所專任”，聽不得不同意見，所以像高颎、賀若弼、張衡、李金才這些曾在文帝身邊參謀帷幄，績著經綸者，因其敢倡正義，直言進谏，便統統給除掉了。炀帝當政時，政刑弛紊，賄貨公行，人們“莫敢正言，道路以目”。他後來被禁軍将領宇文化及等缢殺在江都（今江蘇揚州），乃印證了《尚書》裡的一句話：“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逭（huàn）者，避也，逃也。

唐太宗求谏和觀史

唐太宗李世民是從隋末農民戰争中走過來的唐朝第二代皇帝，親聞親見過隋炀帝包括濫殺谏官、謀臣在内的暴行。唐臣吳兢編著的《貞觀政要》卷二專辟有《求谏》《納谏》兩篇，叙述唐太宗吸收隋王朝滅亡的教訓，下定決心廣泛求谏、誠懇納谏的史實。貞觀初，唐太宗對衆臣子說：

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故君失其國，臣亦不能獨全其家。至于隋炀帝暴虐，臣下鉗口，卒令不聞其過，遂至滅亡，虞世基等，尋亦誅死。[l]前世不遠，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須極言規谏。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又告誡衆臣：

人君必須忠良輔弼，乃得身安國甯。炀帝豈不以下無忠臣，身不聞過，惡積禍盈，滅亡斯及。若人主所行不當，臣下又無匡谏，苟在阿順，事皆稱美，則君為暗主，臣為谀臣，君暗臣谀，危亡不遠。朕今志在君臣上下，各盡至公，共相切磋，以成治道。公等各宜務盡忠谠，匡救朕惡，終不以直言忤意，辄相責怒。

《貞觀政要》之《求谏》凡11章、《納谏》凡10章，又有《直谏》凡10章以及《君臣鑒戒》凡7章，記錄了唐太宗君臣關于求谏、納谏、進谏的讨論及其實踐活動，極坦率與真誠。唐太宗鼓勵衆臣子向自己直言進谏，敢于批評，不要有所顧慮。他則廣開言路，虛懷若谷，從善如流。《求谏》記他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下诏：“自是宰相入内平章國計，必使谏官随入，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必虛己納之。”（從今以後凡宰相入朝商讨國家大事，必須讓谏官列席，預聞朝政。如果有什麼批評建議，一定會虛心采納。）從唐初起，中央官制中被隋炀帝廢除的谏官即被恢複過來，設大小谏官一共36人，掌規諷過失，并侍從顧問。

唐太宗虛己納谏的史事有很多，尤以其容忍、接納魏征直率激烈的批評著名。各種唐史資料都記載說，魏征作為谏議大夫而堅守職責，剛直不阿，往往用最尖銳的批評弄得唐太宗面紅耳赤，下不了台。貞觀二年，唐太宗讓長孫皇後将鄭（仁基）家年方二八的女兒招來為妃。魏征知道後，就氣沖沖地對他說：你住在宮殿樓台，應該想到百姓有沒有茅草房安身;你身穿錦繡，應該想到百姓有沒有麻布蔽體;你妻妾成群，應該想到天下男子是不是都有了妻室。你要娶的姑娘早已許有婆家;你奪人之妻，難道是國君為民父母的行為嗎？太宗聽了大吃一驚，聽從了魏征的勸谏。魏征的敢于直言以谏，使唐太宗對他也有些害怕。唐太宗喜歡鹞子。一次，他正在後花園裡玩鹞子，聽見魏征的說話聲，趕忙把鹞子藏在衣袖裡。魏征裝着沒看見，同他議論國家大事，大談皇帝玩物喪志的曆史教訓。太宗心裡發急，但魏征則滔滔不絕。等到魏征離開時，鹞子已經悶死。據《貞觀政要·任賢》載，太宗常常表揚魏征直谏，把自己比作礦石中的金，把魏征比作将金從礦石中提煉出來并鍛造成器的能工巧匠。他說：“金之在礦，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

當然，唐太宗也是一個有性子的人，他對魏征的批評也有忍無可忍的時候。《資治通鑒》“太宗貞觀六年”條說，貞觀六年（公元632年）三月，魏征在朝廷當衆頂撞了太宗，太宗回宮後怒氣未消，對長孫皇後說：“恨不得殺了這個鄉下佬！”長孫皇後問要殺誰，太宗說：“還不是那個魏征。當衆羞辱我，使我下不了台！”長孫皇後聽罷，馬上穿上朝服，向太宗稱賀。她說：“我和陛下是夫妻，講話都還要看你顔色，謹慎行事。而大臣都可以當面批評你，頂撞你，說明這些人都是公而無私的忠臣。像魏征這樣的人批評你，你沒有處罰他，說明你有開明納谏的胸懷。有你這樣的明君和魏征那樣的良臣，天下還有什麼不安定的呢？”聽了皇後的勸解，唐太宗又轉怒為喜。魏征也曾說過：“是陛下引導我們批評建議，我們臣下才敢言的。否則我們哪敢批評？”《貞觀政要·任賢》記載，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征因病不治而逝，唐太宗親往魏征府上吊唁，放聲大哭，還為這位忠臣诤友親書碑文。過後，他懷念魏征的好處，對侍臣說：

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以防己過。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鏡矣！

唐太宗的可貴之處，就在于他不是把群臣敢言直谏當作裝點門面的飾物，而是誠心誠意地從群臣的批評中汲取營養，警戒自己少犯錯誤。《貞觀政要·納谏》載，貞觀八年（公元634年）中牟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向朝廷提了三條十分尖銳的意見：一是修洛陽宮，勞民傷财;二是收百姓地租，是重加盤剝;三是說民間百姓梳很高的發髻，是受了宮廷的影響。太宗聽後十分惱火。他發怒道：“皇甫德參是想讓國家一個民夫也不用，一鬥租也不收，宮中都剃成光頭嗎？”他立即要治皇甫德參以诽謗罪。魏征上奏勸解說：“自古以來，上谏者多是言辭激烈。如果言辭平緩，不會引起君主的注意;但言辭激烈卻與毀謗相貌似，可并不等于诽謗啊！望陛下詳察。”太宗想了一會兒，終于說：“還是激烈一點好！”

唐太宗虛心納谏的胸懷，吸引了不少有遠見卓識的人（包括身邊類似參事的谏官及地方基層小官）為他陳述利弊得失，使他在制訂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政策時，能盡量注意切合實際，不犯錯誤或少犯錯誤。而虛心納谏的本身，除了表明他對人才的保護（不使小人有可乘之機）外，也是對人才的一種尊重，對真理的一種服從。

“貞觀之治”正是在這種君臣上下、社會上下比較一緻的服從真理、尊重人才的人本主義的和諧氣氛中發生與發展起來的。

《貞觀政要·文史》裡還有這麼一段故事——

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問尚書左仆射房玄齡：“我經常閱讀前代的史書，發現它們能彰善斥惡，足以規誡後人。但我卻不理解，何以自古以來，卻不讓當代君王觀看當代國史？”

房玄齡回答說：“國史是好事壞事都要收錄的，以此警誡君王做非法的事。這樣有些記錄恐怕就不合君王的心意，所以便規定不讓君王本人觀看。”

太宗說：“我的看法卻不同古人。今天我想看看當代國史，如果記載的是好事，當然無須多說;如果記載的是壞事，我就要引以為鑒，讓自己不再犯錯誤。因此，你不必擔心什麼，可以把你撰寫的國史抄錄一份讓我看看。”

房玄齡就通知中書侍郎許敬宗等将國史删改為編年體，有高祖、太宗實錄各20卷，抄送太宗。太宗看到關于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玄武門之變”的記錄，閃爍其詞，頗多含混，就對房玄齡講：“從前周公誅滅管叔、蔡叔而使周朝王室安定，季友用毒酒毒死叔牙而使魯國安甯。我當時的舉動（指殺兄奪宗），意義與此完全相同，即不過為了安定社稷，為天下百姓謀利益罷了。作為史官應秉筆直書，為什麼躲躲閃閃，有所隐瞞呢？應該去掉那些隐晦敷衍的話，直截了當地照實直書出來。”

當時任侍中的魏征知道後上奏鼓勵唐太宗說：“臣聽說人主的地位至高無上，什麼都不顧忌，隻有國史可以警誡他改惡從善。如果國史記述不實，後代的君主又能從中獲取什麼教益呢？陛下今天要史官改削浮詞，據實記錄，是最好的大義大公的原則。”

唐太宗坦然面對曆史，不回避，不推诿，不遮掩，勇于對自己所做的事負責，表現出一個有魄力、有膽識的封建政治家的磊落胸襟。當然，對于玄武門之變他是有着屬于自己的自以為正當的解釋。這是他的權利，是不好予以指責的。而他敢想、敢說、敢幹，并敢讓人照實直書，這件事情的本身便令人肅然起敬，足令那些肆意歪曲和篡改曆史者（新、舊《唐書》于玄武門之變的記叙上即有意回護唐太宗）汗顔。

宋初兩帝坦誠納谏

宋初兩代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太宗趙炅（匡義）也能坦誠待人，虛心納谏。《宋史·太祖本紀》贊太祖曰：“州郡司牧，下至令錄、幕職，躬自引對”，就是說，凡是有欲向他直接面奏進言的，無論官職大小，包括州郡牧守、縣令、錄事和幕職官，他都親自接見，耐心傾聽。《宋史·太宗本紀》贊太宗曰：“不罪狂悖以勸谏士”，就是說對于那些不懂禮節，自以為是者的勸谏，也不怪罪。而兩個一前一後的兄弟皇帝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在虛心納谏的前提下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判斷力。

《宋史·趙普列傳》記載了這麼一個故事，說一天宰相趙普發現一個很有才幹的人，便上書向太祖推薦。太祖認為趙普推薦的人不行，便拒絕了趙普。趙普卻一而再，再而三地老是推薦這個人。第三次上，趙普竟向太祖讨說法，要他說出不用這個人的理由。太祖于是火了：“不用就是不用，還用講什麼道理！”說完，三下五除二地将趙普的薦人奏折撕個粉碎。趙普不動聲色，默默地拾起奏折碎片，揣回了家。第二天，趙普又呈上一份奏章。太祖以為趙普是向自己認錯來了，可打開奏章一看，竟愣住了：原來還是昨天那份薦人的奏章，趙普将它一塊塊拼粘起，又呈上來了。太祖歎了口氣，想，莫非此人竟還了得，否則，趙普何以這麼有“韌性”，堅持要薦他？太祖于是要趙普細細道來。趙普便具實而詳盡地報告這個人才的特異之處。太祖聽後，完全服了，就允準了趙普的奏章，将這位差點被“槍斃”的人才安排到朝内一個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後來，此人果然為國家做了許多好事。

《宋史》本傳還講了趙普與太宗的另一件事：趙炅當皇帝的第11個年頭，即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春，朝廷派出大軍征讨幽薊，久未班師。趙普見時近秋序，邊庭早涼，遂連續三次上書太宗，請求速诏班師，不要與遼軍作太久相持，恐勞師遠征，兵久生變。太宗看了，贈手诏給趙普，簡要講明大軍久戰遼軍不決的個中原委，說疆場之事，朝廷早有準備，望卿勿以為憂;末了還感喟道：“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複來奏，嘉愧實深。”在太宗時期，還發生了一件與趙普向太祖薦某人相類的故事。《宋史·呂蒙正列傳》說，太宗挑選出使朔方的人選。宰相呂蒙正推薦一個人，太宗不許。以後幾天，太宗又三次要臣子薦舉朔方使節，孰料呂蒙正都舉出此人。太宗問呂蒙正何以如此固執？呂蒙正回答，并非我固執，隻不過是不願違背良心光讨陛下歡心;然後呂蒙正就詳細介紹了該人可作朔方使的種種理由。此時同列官員個個心裡都捏把汗。待呂蒙正堅持講完，太宗退朝，給身邊侍從講：“蒙正氣量，我不如。”最後還是用了這個人，《宋史》本傳說，其“果稱職”，就是順利完成任務，不辱使命。（來源|《讀者報》 資料原出處：《文史雜志》 佟河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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