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黎庶 砍柴書院專欄作者

編輯/月伴星河

他是繼路遙、賈平凹、陳忠實以來的第五位斬獲“茅盾文學獎”的陝西作家。

現如今，5位陝西作家一起湊成了這樣一幅茅獎場景——在《平凡的世界》裡，有一位《少年天子》，他站在《白鹿原》的戲台上，吼一聲《秦腔》，演一回《主角》。

陳彥是第五位憑借《主角》獲獎的作家。

很多人不解：“陳彥，你怎麼總為‘城市草根階層’立傳。”

陳彥一怔：

“我覺得一切強勢的東西，還需要你去‘錦上添花’？我的寫作就盡量為那些無助的人，舔一舔傷口，找一點溫暖與亮色，尋找一點奢侈的愛。”

他們居住在這個城市最破爛、最肮髒的地方，他們是清掃馬路、建設高樓、疏通管道的“工程師”，這個城市離不開他們，又拒絕他們，他們徘徊在城市的邊緣掙紮努力。

陳彥熟悉他們，很長一段時間，他認為自己就是他們當中的一員。歡喜着他們的歡喜，憂傷着他們的憂傷。

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說:“因為陳彥，那些卑微如蝼蟻的人在文字裡被照亮。”

1963年，陳彥出生于陝西鎮安縣的大山裡，那裡以前被叫做“鐘南奧區”，是鐘南山裡神秘而又不為人知的地方。

父親是公社幹部，母親是教師。

這位幹部子弟的童年并不舒坦，他總是随着父親工作的調動，轉移一個又一個公社。

不便利的交通，讓他煩惱每次在換新地方，距離又遠。其實，現在看來，也就是在方圓二三百公裡的地方兜圈子。

上學，整班級住生産隊勞動，吃大鍋飯，睡大通鋪，割麥子，點洋芋，搞泥塑。最有意思的是趕十幾裡路去看戲。

從小在黃土坡上跑大，在秦腔裡泡大。

童年生活環境的多變，對陳彥來說，比同齡人多記住了一些山民形象。這些山民形象，成了他日後戲劇和小說創作的主要原形。

27歲那年，陳彥到陝西省戲曲研究院工作，在這裡一呆就是23年，從普通編劇到團長，再到院長。

陳彥和戲劇的緣分越結越深。

90年代末，傳統戲劇受到沖擊，引領整個舞台的是白領、别墅、暴發的女老闆、甚至是傍大款的小蜜。

陳彥當時捧着自己的劇作初稿《遲開的玫瑰》進京求教。

該劇作在京城的座談會上，所獲投票寥寥無幾。

有人甚至譏諷他保守、落伍。在物欲橫流、金錢至上的時代，有誰會為這樣過時的戲曲主題動心？

對于這樣一部注目城市平民心靈曆程的作品，責難和質疑竟然多于贊美。

受路遙、賈平凹和陳忠實等陝西作家的影響，憂患和苦難意識，貫穿他的創作始終。

《遲開的玫瑰》初稿傳到了文藝評論家康式昭手裡，他捧着劇本，看完後，激動之餘，情不自禁地在劇本末頁寫下幾句話：“此劇是全國近年來現代戲劇創作之罕見。”

陳忠實看了《遲開的玫瑰》，他一邊拭淚一邊說：“喬雪梅的精神，是各民族共通的的東西，是各民族都有的‘大姐精神’。”

他們的認可給了陳彥莫大的信心。

終于在兩年後，《遲開的玫瑰》在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迎來了首演。其中一名學生當場泣不成聲，随即撥通了遠在家鄉媽媽的電話，媽媽還以為他遇到什麼事了，他說:“謝謝媽媽，我能上大學真是太幸運了。”

《遲開的玫瑰》從西安到京城，從北到南，從圈内到社會各界，從老戲迷到大學生，觀衆越過地方戲的語言障礙，越過年齡、知識背景、文化觀念、審美鴻溝，在觀賞中唏噓啜泣、淚如雨下。

陳彥筆下的“小人物”總能觸動城市最敏感的神經。

《西京故事》是戲劇家陳彥向小說家轉型的一個“熱身”，《西京故事》裡的羅天福更是讓人印象深刻。

羅天福，一名小學民辦教師，為了兒女上大學，他辭去了工作，在西京城裡租住在城中村，靠打餅賣餅為生，供孩子上大學。

賈平凹詫異地說：“讀《西京故事》，仿佛置身于一片蒼茫的山上，山上有草有木，草木中有飛禽走獸，山中有溝有水，溝水裡有魚蟲花卉。”

之所以能這麼深情飽滿，陳彥眼含淚水：“我就是從底層來的，我知道普通人奮鬥的不易。”

正如賈平凹說：“寫作說到底是在寫自己。”

陳彥的主角從來不是什麼高大全的偶像，也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的英雄。

是整個現實生活的縮影，不完美，有殘缺，可悲可歎，也可歌可泣。

如果說《西京故事》是陳彥從戲劇家向小說家轉型的“熱身”，那《裝台》就是他跻身當代實力派小說家行列的“大動作”，也凸現了他為小人物“描形造影”的獨特。

在戲劇研究院工作期間，陳彥要帶着劇團去演出。裝台是演出的第一個環節。

這些裝台工，好幾米的鐵架子扛起來安裝好，幾十斤重的燈箱，一個個擡上梯子，安裝在架子上。

整個演出離不開他們，他們卻是演出環節上最被忽視的人群。

用順子的話說：“忙得連放屁的時間都沒有。”

收入不高，累了，困了，就和着衣服睡在架子底下。

有個裝台工，沒有任何職位，每次裝完台，領完錢，他就請跟一起裝台的兄弟們吃飯，給他們分錢，兄弟們也敬他如英雄。

陳彥便忍不住要為他們立傳。

于是便有了《裝台》。

《裝台》不僅獲得了“吳承恩長篇小說獎”，同時被拍成電視劇，由張嘉譯和闫妮兩位腕兒聯袂主演，很多網友都趕去徐家莊觀看拍攝，張嘉譯飾演的刁順子，騎着三輪車在徐家莊穿梭的身影一時紅遍抖音。

作家劉震雲評價說:“寫戲劇的就是戲多，把一個陌生的行當裡的一群人，寫的九曲回腸。”

其中，刁順子的妻子蔡素芬在踩地上的螞蟻，順子看見了，立即制止說：“别踩。”然後用掃帚把它們輕輕掃進灰鬥裡，拿到螞蟻隊伍前，輕輕倒了進去。素芬笑他吃齋念佛人一樣，他說：“哎，都可憐，還不都是為一口吃的，在世上奔命哩。”

順子的言行，讓人感到紮心。世情苦澀，衆生在人世間的奮鬥和掙紮，多苦多難。

陳彥筆下的刁順子身處底層，貧困不堪，心中始終有滅不掉的燈火。在他的内心深處，住着一個聖徒和一個英雄。

即使被生活虐了千百遍，也依然待生活如初戀。

2016年的盛夏，陳彥調離文藝團去學校工作，他居然忍不住怆然淚下：突然感覺自己的精神肉體與這一塊特殊土壤，刺啦一聲皮開肉綻的撕裂開了。

在陳彥的潛意識裡，他的創作是這塊“土地”給予的豐富養料，面朝它，常有春暖花開之感。

路遙說：“寫作是寫自己熟悉的生活。”

在文藝團工作期間，《花旦》無疑是他最熟悉的，作了這麼多傳，也輪到花旦了。然而，寫寫停停，毫無頭緒。

直到離開劇院，才有“廬山”之外看“廬山”的豁然開朗，陳彥随即将《花旦》更名為《主角》，一氣呵成。

寫《主角》時，陳彥一度眼含熱淚，情難自抑。

放羊娃易青娥，在舅舅的引薦下進入縣劇團，成為演員，她長相不好，固執愚笨，還有點呆傻，有一陣子，她的主要工作是幫廚喂豬。

但是她有一個執念：唱戲，成角兒。

終于，她被老藝人“挖掘”出來，“紅破”一方。成就了一代名角兒“秦腔皇後”。

當然，這不單單是放羊娃的逆襲故事。裡面的各色人物就像朝聖一樣，有對命運的反抗和皈依。

易秦娥這個舞台上的“萬人迷”，在生活中卻是個“慫貨”。

她在排戲演戲時遇到任何困難都會迎難而上，甚至常常一邊休息一邊練功。然而，在生活中她卻時時顯現出無奈和歇斯底裡。她遭遇了愛情婚姻的挫敗，更失去了她深愛的傻兒子和養女。

當易秦娥的主角地位被小憶秦娥代替，易秦娥在春寒料峭的夜晚獨自徘徊在西京的古城牆上，回憶自己從放羊到燒火丫頭到主角的人生，吟唱出自己的悲欣。傾聽着城牆下的老腔：“人聚了，戲開了，幾多把式唱來了。人去了，戲散了，悲歡離合都齊了。上場了，下場了，大幕開了又關了……”。

貴為主角有舞台上的美麗光環，有生活中的一地雞毛，也有活着的不易。

作家王蒙讀《人民日報》上《主角》節選時：時哭時笑。還幾次站起來，研究模仿易秦娥後腳尖踢前腳跟的動作。

陳彥筆下的“小人物”總是讓人看着看着就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

陳彥的作品像極了“小人物”的苦難史詩，他筆下的人物都有一個特點，不是被苦難打到，而是具有咀嚼苦難和戰勝苦難的毅力。

如作家張炜說：“文學最終是給苦難者的詩經。”

有人說生而不易，我很抱歉，是啊我很抱歉這事間有太多的不如意，我很抱歉我們無以逃避的苦楚，可是，人生本是一場苦旅，既然不能選擇，苦中也能作樂。至少，老人健在，父母還陪在身邊，燈火燃起，一家人圍在一起，還是溫馨地讓人感動。這便是“小人物”的快樂，世界很大，我們很渺小，存在即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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