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周是道家學派的代表人物，思想豐富，在文學與哲學方面都有很大的造詣與貢獻，他的思想和思維方式閃爍着中國古代偉大哲人的智慧，展現了人與自然的相處模式與達到人生的最高境界的關系。以其作品《莊子》為例，分析莊子的哲學的指導思想。

莊子是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以他為代表的道家思想對我國古代藝術特色的形成起了很大的作用，不僅在中國思想史上有巨大影響，而且對現代人也有深刻的啟示和借鑒作用。莊子生活在戰國中期，正值社會大變革的時期。一方面社會動蕩，民不聊生;另一方面人們瘋狂地追逐财富和權利，物欲橫流。莊子一生貧困，雖然曾做過漆園吏之類的小官，但他最終辭官不仕。莊子志向高潔，特立獨行，卻從不刻意标榜自己。總而言之，莊子始終保持着對富貴與權力的不屑一顧，堅守一份淡泊。

在當時的社會、自然環境下，莊子雖秉持着這種甘貧樂道、隐居不仕的生活方式，但他也深深覺察到人生的種種局限一各種人生困境，即現實與理想的沖突。莊子以一種超脫世俗的眼光洞察世事與自然萬物，以自己的個人體驗與人生經曆對世俗之事做了獨具道家特色的闡釋，形成了獨特的莊子哲學。莊子的哲學思想對我們的現實生活也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一、哲學之辯

（一）道物之辯

莊子的哲學觀點實際上是繼承發展并且闡釋老子的思想，是對老子的觀念帶有自己獨到思想的一種解讀。在老子的哲學觀點中，“道”是“先天地生”的渾成之物，在《老子·第四十二章》中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觀點，“道”被認為是天地萬物的本源。然而老子的這種“道”畢竟帶有濃厚的宇宙生成論的色彩，“道”極易被理解為一個在時間上先于天地萬物而存在的“物”。在創生了萬物之後，“道”現在何處呢？顯然老子所認為的“道”的這種本質特征，很難解答現實世界中為何有“道”的存在以及萬事萬物為何還要效法并遵循“道”的問題。

莊子顯然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并且嘗試對這一問題進行解決。他很少直接描述“道”如何生天地萬物，而是關注“道”如何在天地萬物之中從而成為其内在根據。由此他在《知北遊》中提出：“有先天地生者物邪？物物者非物。”顯然這是針對《老子·第二十五章》的發問，嘗試剔除對“道”的物性特征的追尋。所謂“物物者非物”，即“使得萬物成為其自身的那個東西并不是具體之物”，所以當東郭子問莊子“道”在哪裡的時候，莊子實際上是沒法具體回答的。因為當有人問“什麼東西”存在于“何處”時，自身已經潛在地将這個“東西”視為存在于具體時空中的“物”，以這種方式去追問不受時空限制的抽象概念中的“道”顯然是荒謬的。而莊子“無所不在”這個回答就表明了“道”并非超然物外的實體性存在，“道”就内化于天地萬物之中，是天地萬物的内在本質與原則。總之，莊子努力克服了任何可能導緻“道”“物”分離的說法，進一步消解了“道”先天地而生的超越性，通過化道入物、道物相融的方式來關注“物”自身的存在狀态。

（二）物我之辯

既然“物”是自然的，那麼作為萬物之一的人也是自然的，人的自然存在也就是自由地存在。那麼人的這種自由本性如何才能在經驗世界之中真實呈現呢？

莊子的哲學是關于個體自由的哲學，要理解這種自由哲學，首先應當理解他的宇宙觀。莊子認為構成宇宙萬物最本質的是“氣”，他提出了“通天下一氣”的命題。其次，莊子認為人首先是作為生物體而存在，但人之所以為人，主要是因為這個生物體中有“真宰”“真君”，表現為人的内在德行、真性。然而世俗人通常不能意識到這個真宰，不能保全内在德行，因而喪失了自覺意識與獨立精神，因此如何處理“我”與“物”關系就成為莊子哲學中的重要論題。

“我”與“物”的關系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是“我”與天地萬物的關系，第二是“我”與肉身的關系。第一個方面涉及人如何保全自身德行，保持精神獨立，針對此他提出“吾喪我”“全德”“貴真”，養護生命的真正主人。莊子始終對異化保持着一份警惕，他認為人的精神不能被“物”奴役，而應保持獨立與超然，因此他尖銳地批判了各種“喪己于物，失性于俗”的現象，這一思想在《齊物論》《養生主》《德充符》等篇中都有深刻的探讨。第二個方面涉及如何看待生死，由此他提出“死生一體”，即“齊生死”。既然一切“物”都處在變化之中，那麼作為生命體的人也必然要參與變化，因此人的生死本質上就是“物”的存在形态的轉化而已，世上任何人都不能逃脫生死。莊子還從生命的誕生以及生命的歸宿兩個角度對此進行論述，在《莊子·知北遊》中有說：“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因此他認為，死生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人們就應克制死亡所帶來的恐懼與悲痛。

莊子認為既然“物化”是一個客觀的進程，作為生命體的人隻能順應這一進程，而不可能抗拒，将生命與天地萬物融彙，才能釋放自身的“真”。

二、大道與自然

縱觀莊子的所有觀點，其中蘊含的道理都是樸素又合乎自然的。莊子也提出了“大道合乎自然”的觀點，在《莊子》中許多寓言故事也蘊含着這一觀點。他認為世間的一切道理法規都應該是人們心中最自然的本真，無需任何外在形式的雕琢修飾。

在《莊子·知北遊》中知問：“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黃帝答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因此在莊子看來，知道、安道、得道的方法就是，無思無慮，無處無服，無從無道，将自身融入自然，世間之事變幻無窮，應把握自己，世俗萬物隻是對自身的一種擾亂，故“喪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三、逍遙遊

“遊”是莊子自由觀念的重要觀點，如“遊乎四海之外”、“遊無何有之鄉”、“遊乎塵垢之外”、“遊心乎德之和”、“遊乎天地之一氣”等。這種遊是靈魂與精神世界中的，即心靈的自由活動。要實現這種“遊”，有兩個條件：一是無待，二是無為。無待必須無為，而無為正是要達到無待，人與天地萬物渾然一體。反之，有待其實就是有為，就是自身依賴于外物，受限于外物，因而不能獨立自存。隻有擺脫束縛與限制，超越有待與羁絆，才能達到獨立的精神自由狀态，才能成為“至人、神人、聖人”，故莊子在《大宗師》提出“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

現實中的人總會面臨各種危機與壓迫，人的心靈常常不自由，人的生命也時常無法安頓，因此不能達到“逍遙遊”。面對現實世界中各種人力無法改變的東西，莊子主張“安命”。“命”首先意味着生命，然後才是生命體所遭遇到的各種不能違逆的情景，這就是命運。作為生命體的人必然有生死，這是一種命，所以莊子說：“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作為生命體的人而存在于世間，任何人都無法徹底擺脫世俗的困擾，因此這兩種解決方式交錯地呈現在《莊子》中。莊子一直面臨着如何解決兩者沖突的困境：一方面，為了保持高潔的志向與精神的自由，他拒絕出仕，并對肮髒龌龊的社會現實進行嚴酷的批判與嘲諷；另一方面，為了維持作為生命體的人的存在，窮困潦倒的他又不得不向生活低頭，貸粟于監河侯。理想層面與現實層面的沖撞下，從超脫到随俗，既有對理想自由境界的憧憬與向往，又有對現實社會的憤慨與無奈，這樣的觀念使得莊子注定是一個掙紮于現實與理想之間的思想家。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