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日的一天，付颀接到了一個電話，老伴兒一聽又是讓他去拍戲的，連忙擺手，讓他推掉。

付颀今年66歲，從銀行退休後，做了一名群衆演員，他臉型圓潤，額頭平整發亮，花白、不算茂盛的頭發齊整整地梳向一邊，出演的多半是領導幹部和行業精英。

他聽說這次是一部金融題材的片子，來了興緻。但老伴兒擔心他的身體，不願讓他瞎折騰。

年輕時，付颀忙忙碌碌。退休後，他也沒有閑下來。疫情前，他飛去全國各地拍戲，最南去過昆明，最北去過海拉爾，一周隻在家兩三天。他說，這完全是為了自己的興趣。

對于退休生活，有很多約定俗成的想象——它應該是忙碌的，從職場這個戰場退下來之後，接着轉戰家庭，照顧孫輩；它也應該是閑逸的，每天睡到自然醒，有打不完的麻将、旅遊和跳不完的廣場舞；或許還有一些落寞，籠罩着被社會抛下的凄涼。

然而，也有一些老年人像付颀一樣，退休之後，開始追夢，開辟第二份事業。

92歲的盛瑞玲之前是醫生，退休後成了一名模特。受訪者供圖

銀行前行長逐夢影視圈

新戲的取景就在付颀工作過的銀行營業廳内。

他扮演的是一個被詐騙的老頭兒，不顧銀行工作人員的勸說，非要把大半輩子的積蓄轉給騙子。在鏡頭下，他穿着一件白色的Polo衫，站在自動彙款機前，用銀行卡指着櫃員，破口大罵。

演戲時，付颀的臉被脹得通紅，脖子因為激動也變粗了。結束後，導演誇贊付颀說：“您的戲真是有生活”。

對這樣的場景，付颀最熟悉不過，退休前，他在銀行工作，還曾當過八年的支行行長，見過許多要給騙子轉錢的老年人，你勸他，他還罵你，甚至，有人還要上手揍人。

戲演完了，負責安保的工作人員認出了他，從銀行的監控室走出，問：“您是不是付行長？”

付颀成為演員最初是“曲線救國”。年輕時，他喜歡寫作，寫過詩歌、劇本。在金融界幾十年，他經曆了很多。有些事，比電視劇還驚險懸疑。退休後，他就把這些事編成了故事。《影子行長》是他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來自他的親身經曆，關于銀行巨額财産丢失的故事。他還寫了一本父子關系的小說《父與子的戰争》。

他想把自己的小說拍成影視劇，但沒有合适的機會。有人給他出主意，你長得像領導幹部，要不去先做群衆演員，進入影視圈，認識一些人。

有一次，他聽說，一個劇組正在招能扮演高級幹部的演員，便特意穿了西服、打了領帶趕過去了。剛到那兒，副導演就把他叫住，讓攝影師給他拍了張照，還問他“下禮拜有時間嗎？”他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你被選上了，就是你了”，工作人員對他說。

到了劇組，付颀才知道他出演的是馮小剛導演的電影《我不是潘金蓮》。那是一場領導開會的戲，一群被選中當幹部的演員站成一排，付颀本來在最邊兒上，後來，副導演看他派頭像大領導，讓他去坐主席台的最前面，扮演一位副省長。

副導演問他：“這開會的戲，您能拍嗎？”

“我這輩子沒幹别的，就開會。開會是我的本專業，我知道什麼時候該笑，什麼時候該皺眉，什麼時候該點頭。”他開玩笑地說。

大燈啪一開，三台攝像機架着，幾十人圍着，有舉着錄音杆的，有拿着燈的，坐在主席台的付颀卻表現得特松弛。

有一場戲，劇本寫的是中央首長一臉怒氣站起來走了，現場的人呆若木雞。付颀說：“中央首長來了，發脾氣走了，不能這麼走，你得送。即使不是所有人送，主要領導也要送。你不送，以後怎麼在官場上混？”

再開拍，這場戲就改成省長、副省長、秘書長三個人起身追上去送首長。

退休後的付颀成了群衆演員，常扮演各種角色。受訪者供圖

顧不上個人愛好

高中畢業後，付颀去當了兵，退伍後，面臨轉業，擺在他面前有兩個選擇，一個去鐵路系統，一個是去銀行系統。母親認為，進銀行風吹不着，雨淋不着，讓他選擇去銀行。付颀特意跑到家門口的銀行偷看，見工作人員在屋裡頭辦公，每人一個辦公桌、一盞台燈，挺安靜的，就這樣懵懵懂懂地進入了銀行業。

“那個年代，你隻要有個工作就很好了，不像現在年輕人可以挑。剛入行，不管讓你幹什麼，你都得接着。先幹着，再一點點往上熬。”付颀說。

他從最基層的記賬員開始幹起，一邊上班，一邊上各種培訓班，之後一路升了科長、處長、支行行長。後來，銀行成立了一個金融公司，他被調去當了副總。

退休前，他幾乎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每天六點半起床去上班，晚上七八點鐘，才能到家。當支行行長時，一個月要值七八天的夜班，年三十都在單位值班，春晚從沒在家裡看過。平時常要出差，孩子的家長會也沒參與過。

年輕時的愛好，自工作後，都被他抛諸腦後。“腦子自動化覺得這事跟我沒關系了，我現在進銀行了，我要搞好工作，往上走”。

92歲的盛瑞玲出生于戰争年代，在年輕時，也同樣顧不上個人愛好。她祖籍在山東，退休前，在中國礦業大學做校醫。1962年，兒子剛滿2歲，她和丈夫響應國家号召，一起去援藏，成為那曲人民醫院的醫生。兒子被放在了成都的幼兒園，由當地政府負責照顧。

高原交通不便利，醫生出診都是騎馬，還馱着衣服、被子、臉盆、牙刷、牙膏。夜晚趕路，找不到帳篷，就直接從馬上取下被褥，睡在雪地裡。“睡在雪地裡不冷，化雪了才冷”，盛瑞玲回憶。

剛到西藏，盛瑞玲不會騎馬。有一次，馬受驚了，她從馬上摔下來，昏迷不醒，輕微腦震蕩，是當地牧民救了她。

醫院放探親假時，盛瑞玲帶着兩包糖去成都的幼兒園看兒子，一進園，所有孩子都喊她“阿姨”，包括自己的兒子。盛瑞玲的眼睛立刻濕潤了，她覺得自己虧欠兒子太多。

“這是媽媽”，幼兒園的老師指着盛瑞玲告訴兒子時，兒子才讓她牽手，跟她出去玩。

退休後的盛瑞玲參加時尚活動。受訪者供圖

退休焦慮

58歲時，付颀收到了要他退居二線的通知。

之前，到了辦公室，一坐下，一大堆文件等着他批，“這個事情，一定注意以下一二三四五……” 每天有開不完的會，有時是同事聽他講話，有時，他聽領導講話。

突然有一天，辦公室說要“開會了”，他剛要去，才反應過來，“是人家去開會，沒有我”。有時，在辦公室坐一天，連個電話都沒有。“一下子覺得自己被人抛棄了，沒用了，變成一個廢品了，挺失落的”。

忙了一輩子，總盼着能清閑幾天，沒人找、沒會議、沒電話……可突然之間有了這一切，又有點無所适從。

51歲的春鳴剛剛退休，她也度過了一兩年的彷徨期，整宿整宿地睡不着覺，整天以淚洗面。退休前，她在企業裡做管理層，負責宣傳工作。即将50歲時，春鳴面臨一個艱難的選擇，是提前轉崗退休，還是再熬五年，等到了法定退休年紀，再退休。

剛進公司時，春鳴還是一個二十歲的小姑娘，之後，她結婚、生子，孩子上大學了，都沒離開過這家公司。她那個年代的人認為，工作是為了讓老年生活有個保障，一家單位要呆一輩子，“熬”也要熬到拿退休金。

在公司，春鳴一個人擁有一間辦公室，工資待遇不錯。工作内容很熟悉，幹得很順手，壓力小，但春鳴還是覺得不順心，“我喜歡自由地安排作息時間，不必請假，不必加班，不必在旅途中，做計劃、寫文案”。

年輕時，她動過幾次辭職的沖動，但那個年代思想保守，大家都不敢辭職。“辭職，再去找另外一份工作，感覺很可怕。”春鳴說。

她頸椎、腰椎不好，失眠嚴重。退休前的一年，她常常暈暈乎乎的。一份工作做了三十年，對每天重複的工作内容，春鳴也早已倦怠。年紀越大，越覺得時間不等人，對自我實現的渴望越強，内心還有股沖動，想嘗試一些新東西。

但家裡的經濟壓力不小，兒子将上大學，之後留學、成家立業……需要花錢的地方還有很多。再忍五年，意味着家裡多一筆收入。單位也不贊成她退休，她向領導提了幾次提前退休，都被勸回了。

距五十歲生日越近，春鳴越焦慮。“你整天哭哭啼啼的，那就别猶豫了，退了吧，明天早上就去向領導提。”丈夫說。

50歲的前一周，春鳴申請了提前退休。

第二次選擇

春鳴從小喜歡朗讀。前兩年，在朋友的建議下，她開始做有聲主播。

她在家裡布置出了一個錄音間，一張桌子被窗簾圍住，窗簾上挂滿了紅紅綠綠的玩偶、枕頭和各種棉花制品，玩偶和棉制品可以有效地防止混響，桌子上是一個話筒和一台電腦。

春鳴在卧室搭了個錄音間，常在裡面上課。受訪者供圖

去年，她還申請了一家機構有聲演播教學老師的職位，和她一塊應聘的大多是科班出身，有學過播音主持專業，也有電台、電視台的主持人。

那段時間，春鳴每天中午不吃飯，看書，在網上找各種資料，歸納總結。她試音經驗豐富，更能針對性回答學員的問題，在這方面，她知道自己更占優勢，但還是焦慮地四天四夜沒睡着。“我心眼小，做事喜歡苛求完美”。但好在考核最終通過。

盛瑞玲退休後則成了一名老年模特，她從小長得就漂亮，上學時，學校組織演出，她演過《昭君出塞》裡的王昭君，還演過《牛郎織女》裡的織女，以及《紅樓夢》裡的襲人。她愛美，小時候，鞋子髒了一點，就要刷，總被父親批評。

“現在大家都喊‘美女’‘帥哥’，我們年輕時，是不能誇人好看的”，盛瑞玲說。她所在的時代，大家避談“美”。但在那個大家都穿黑色、灰色、藍色衣服的年代，盛瑞玲還是買各式各樣花樣的假領子穿在衣服裡，為此，她被勞動改造，調到食堂，負責收飯票。

現在老了，有了皺紋和白發，她反而能盡情地美了。80多歲時，盛瑞玲文了眉毛，一家機構願意免費給她做保養，她定期會去做皮膚管理。她三個月燙一次頭發，如果第二天要出門，她前一天洗完澡後，會用四個卷發棒把頭發卷起來，提前給自己做好發型。

成為模特兒後，盛瑞玲的生活變得更加自律。每天早上睡到六點多自然醒，等太陽一出來，就去公園裡遛彎兒；晚上堅持站立，防止駝背。她吃得講究，早餐，喝一杯豆漿，吃一顆紅棗，加一個雜糧豆包。中午，吃點魚蝦等高蛋白的食物，晚上吃得很少。

唯一的“壞習慣”是有點網瘾，每天玩手機都要玩到11點，她在短視頻平台有十幾萬粉絲， 被稱“神仙奶奶”。 她還拍過300多條廣告，經常在電視、地鐵站裡播放。她的許多同齡人都不在了，但她說自己“忙着愛美，忘記老去”。

做行長時，付颀到企業，都是廠長、書記出來接待，衆星捧月。但在影視圈，很多時候，群衆演員的聲音并沒人聽。

一次，拍上世紀六十年代的戲，發的戲服是夾克風的，付颀向副導演反映，那年代沒這樣的衣服，被罵了一頓，“讓你穿什麼你穿什麼，怎麼那麼多事”。

剛開始，付颀不習慣，覺得不被尊重。後來，他就告誡自己，那篇兒翻過去了，既然願意來拍戲，别的群演怎麼幹，那就怎麼幹。讓蹲在路邊吃盒飯，就别惦記到食堂裡，把身段放下。出去演戲，他就帶張報紙，往地上一鋪，屁股往上一坐。起來，把報紙一卷，放在兜裡。

疫情前，為了拍戲，付颀總到處飛。他拍一天的戲，有時報酬是300元，有時是1000元。老伴兒說他：“掙個仨瓜倆棗的，要病了，一住院成千上萬塊錢就沒了”。

但他從來沒覺得自己退休了，隻是換了份工作。人生有很多活法，他不喜歡睜開眼就打麻将，喝點小酒就睡覺的生活，“我覺得隻有當你在工作，在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在創造的時候，才是真的活着。”

春鳴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退休生活，有人評論說：“既然退休了，就好好享受生活吧，要不幹嘛要提前退休”。

春鳴回複：“工作和工作是不一樣的吧？”退休後，春鳴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了，她再也不用被鬧鐘叫醒，心靈和身體都由自己掌握。

在她看來，退休是換一條道路重新開始，讓自己再做一次選擇。現在，春鳴過上了自己的理想生活：每天有事做、有點閑心，還有一點小憧憬。

新京報記者 王霜霜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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