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作為戰國時期最著名的改革家，在事秦的二十餘年裡進行的一系列改革活動幾乎給後世秦國東出兼并六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各方面的基礎。

司馬遷作為史學家在《商君列傳》中毫不吝惜筆墨地誇贊了商鞅将秦國由“諸侯卑之”的貧弱之國打造成“天子緻胙，諸侯畢賀”的強國。而作為儒士的他亦毫不留情地将商鞅評價為“天資刻薄，少恩之人”。究其原因，則是司馬遷所站的儒家立場與商鞅所站的法家立場之間的矛盾，且儒法之間的沖突則暗含并貫穿于全篇。

圖|秦孝公雕像

《商君列傳》開篇即講商鞅的出身是“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在魏國的身份僅僅是一個小小的中庶子，是一個連魏王都懶得殺的小人物。後來聞“秦孝公下令求賢者，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簡明扼要地寫商鞅何以能見孝公。而在文末的“太史公曰”中卻筆鋒陡轉，将“且所用嬖臣，及得用”一事作為論證商鞅天資刻薄，作惡自斃的第一條論據，這是為何呢？

孔子雲：“名不正則言不順。”商鞅作為魏國的“叛臣”采用請托秦孝公身邊寵臣這樣的不正當手段才得以面見孝公，這已經是“名不正”了，所大談的治國之道自然也是言不順了，招緻非議也不足為奇。可能這樣的手段對于商鞅這種自認為“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于世”“成大功者不謀于衆”這樣的實幹家來說并未有何不妥，可作為一介儒士的司馬遷豈會放過如此細節？司馬遷将此事列為商鞅滅身的起始，原因皆出于此。

圖|商鞅劇照

接着，商鞅便開始遊說孝公。當商鞅用帝道遊說孝公時，孝公的反應是“時時誰，弗聽。”罷而孝公怒斥景監曰：“子之客人妄人耳，安足用耶！”當商鞅為孝公講解王道時，孝公“益愈，然未中旨。”第三次商鞅用霸道遊說孝公時“善之而未用也。”但孝公對景監說：“汝客善，可與語矣。”态度上已發生了極大的轉變。第四次商鞅用法家富國強兵之術遊說孝公時，孝公已是“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語數日不厭。”最終被商鞅所折服，任命商鞅為左庶長，開啟了變法。

後世之人對于商鞅四次見孝公這一過程常粗淺地認為是商鞅的一種遊說策略，意在摸清孝公所欣賞的治國之道而投其所好，運用正是自己所擅長的法家本領開創事業。可我們仔細品讀則不難發現，司馬遷對于儒法二道的态度已經暗含在這看似平淡的叙述之中。司馬遷借商鞅與孝公之間的對話已經表明了他的價值判斷。“鞅曰：吾謂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盡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已成帝王乎！’故吾以強國之術說君，君不說之耳，然亦難比德于殷周矣。”

圖|太史公司馬遷蠟像

帝道、王道都是儒家所推崇的政治理想，但在諸侯卑秦的情況下，秦孝公已無法忍受數十百年。司馬遷也借商鞅之口給秦孝公說明了後果，無法與殷周比德。這段文字明确表達了司馬遷尊儒貶法的價值判斷。以帝道、王道、霸道再到法家之道的治國選擇的沉淪，再到難以比德于殷周的直觀後果。司馬遷承認法家之道能給國家帶來暫時的富強，但終究會造成道德的淪喪，國家也難以長治久安。“尊儒貶法”的觀念可見一斑。

秦孝公決定任用商鞅開啟變法，卻擔心天下人的非議。商鞅于是與反對改革的保守派展開了論戰，這次論戰的獲勝也為變法奠定了思想基礎。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于民；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見于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政；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圖|商鞅變法題材繪畫

商鞅明确意識到，改革必定會遭受攻擊與诋毀，甚至是舊勢力的破壞。但他也表态，自己的改革勢在必行，不會因他人的诋毀而終止，也不需要聽取世俗大衆的意見。他的法家理念頗有“雖千萬人吾亦往矣”的勢頭。面對勢在變革的商鞅，甘龍提出了儒學中“循禮而行”的觀點。但商鞅深谙孝公的心思，若再維持現狀，将永遠無法重現缪公時代的“以河為界，西霸戎狄，廣地千裡，天子緻伯”的偉業。于是商鞅反駁甘龍說：“常人安于舊俗，學者溺于所聞"并借用儒家推崇的三代之治為例"三代不同禮而亡。”面對杜摯所下的"法古無過，循禮無邪"的斷言，商鞅同樣以借力打力之法“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從而駁倒了杜摯。

圖|商鞅辯論場景繪畫

商鞅以三代之治辯駁二儒，所援引事例确鑿，又與自己的變革嚴絲縫合，既迎合了孝公的意圖，也掃清了廟堂之上的反對之聲。這場論戰實際上也是儒家的“循例而至”與法家的“變古改革”之間的沖突。結合後文來看，這場辯論的勝利者無疑是法家代表商鞅。而作為史學家的司馬遷真實完整地記錄了當時的場景。但他巧妙地對論戰的輸赢避而不談，而以一句“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暗示了法家在儒法沖突中的勝出。

商鞅通過徙木立信後樹立起了政府的威嚴，剛開始推行新法，秦國民衆都覺得十分不便。太子又在此時觸犯了法令，商鞅認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要懲罰太子。但由于太子乃“君嗣也，不可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太子也被流放。商鞅的這一處置收到很好的效果，“明日，秦人皆趨令。”

圖|徙木立信場景繪畫

這一段的描述是将商鞅描繪成一位不畏權貴，秉公執法的執法者形象，并推動了秦國的變法。可司馬遷似乎意猶未盡，在後文中寫到“……繩秦之貴公子……亡可跷足以待”預言了商鞅會因為他刑罰貴族而招緻殺身之禍，在文末亦将"刑公子虔"作為商鞅刻薄少恩的依據。司馬遷如此安排的用意何在呢？歸根到底仍是儒法觀念的沖突。

首先講商鞅為何敢于刑罰貴族。一是因為他有絕對的權力，而是因為他的法家理論作支撐。在《商君書 壹刑》中明确提到了商鞅對于刑罰的态度。聖人治國，需做到“壹刑”，何為“壹刑”？“所謂壹刑者，刑無等級”，在商鞅眼中，國家法令面前沒有卿相、将軍、大夫等等級劃分，沒有父子兄弟之間的親情，隻有冰冷的執法者和被執法者的區别。且“黥人之面，非求傷民也，以禁奸止過。禁奸止過，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與其說秦人的皆趨令是看到了政府平等執法的決心而受其感染，毋甯說是受商鞅嚴刑峻法，法外無恩的霹靂手段的威懾。

圖|現代人所刻寫的《商君書》

而在儒學之中親人犯法應采取何種态度呢？《論語》中記載“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雲：‘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為子隐，子為父隐，直在其中矣。’”由此可見，儒學中對于親人犯罪提倡采用“親親相隐”的原則，親人犯罪動了包庇的恻隐之心才是人性的正常之舉。這一原則的出發點是人倫血緣之間的聯系，而商鞅堅持的壹刑原則卻粗暴地割裂了這種聯系。作為國君的孝公也不得不允許商鞅刑罰自己的兒子與兄弟，逼迫孝公收起了人本性的恻隐。這也是儒士司馬遷所難以忍受的。他雖秉實直錄了商鞅處置太子等人帶來的好處，也将此事列為商鞅滅身的原因之一，毫不隐晦地表達了對法家思想的摒棄。

圖|清代《史記》刻本

司馬遷用他那頗負盛名的寓論斷于叙事的太史公筆法為我們留下了《商君列傳》在看似平常的叙述中僅用隻言片語就提現了自己在儒法沖突時尊儒貶法的态度。若讀者以司馬遷立場過于絕對，對于人物評價有失公允而對司馬遷以及《史記》進行批判，這是矯枉過正的。我們不應該忽略的是司馬遷所處的時代背景。

若我們用唯物主義辯證法考慮司馬遷所處的西漢時期大的背景便能夠理解他的做法。西漢武帝的時候罷黜了百家，獨尊儒術，儒學成為了意識形态的主流。而法家作為秦朝的指導思想導緻了秦二世而亡，自然而然地也成為了苛政、暴政的代名詞。司馬遷維護自己的立場也無可厚非。此外，對于文章的層層剝繭也能讓我們體會到曆史的魅力就在于那無限接近的曆史真相。

參考文獻

1.《史記》中華書局版第三卷201頁-203頁

2.《商君書》中華書局版45頁

3.《資治通鑒》中華書局版1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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