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後諸葛亮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你在事情發生之後，才會知道在你能夠獲得的海量的信息當中，哪些是重要的，哪些是不重要的。

那些不重要的信息，是在事後才被證明是不重要的。而事前你想做一些分析和預測，你是不知道哪些信息是有用的和關鍵的，或者說，這些信息都有用，隻不過你不知道他們綜合到一塊，那個“合力”是多大，什麼方向，這個“合力”直接影響了事态會向哪個方向發展。一些嘈雜的信息可能會是噪聲，也可能不是，但是大量的噪聲經常會讓人們的注意力發生偏移，使得預測未來的水晶球變得渾濁不堪。

我們把事件的發生當做是一個做布朗運動的分子的軌迹，所有影響這個事件發生與否或者事件走向的因素類比為“對分子的碰撞”。

下圖中的1号紅色小球記為我們的“主事件”，我們初步判定，它周圍會有13個分子顆粒會對它進行碰撞，這13個分子顆粒的運動軌迹和運動方向和碰撞的角度會最終影響到小球1的最終的運動軌迹，動量，位置等結果。我們把這13個分子編号為2-14号小球。

現在問題來了，在某一時刻，我們能否預測出接下來小球1将走向何方（主事件将會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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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是很困難。

假設在某個時間點上，小球1移動到某個我們能方便觀察的位置，我們假定能夠獲得它的曆史的運動軌迹，跟蹤其所有的碰撞記錄，那麼我們的确可以發現，小球2到小球14的碰撞，推動着分子沿着它那曲曲折拆的道路前進。我們在事後可以清楚地解釋，小球1是這樣或者那樣運動的形成了曆史的軌迹。

有趣的地方是，空間中還有許多其他的分子，它們也有可能通過小球2-14與小球1相互作用。要在實際發生前預測小球1的路線，需要計算所有那些具有潛在重要性的分子的路線和它們的相互作用，他們要通過碰撞去影響編号為2-14号小球，從而間接地影響小球1。我們假定這些間接影響小球1的分子編号為15-100。

那麼推而廣之，空間裡面的分子數量是一個天文數字，碰撞小球15-100的小球會更多，沒準是數量級的差異。

這需要幾乎無法想象的巨大的計算量。相較于解釋過去所需要的那張碰撞清單，預測的計算規模和難度要高出許多。因此，要在實際發生前預測小球1的運動，幾乎是不可能的，哪怕這個運動相對而言在事後更容易解釋一些。

把小球1類比為某隻股票，而其他“碰撞”可以類比為多空雙方的“交戰”，就可以解釋股價運動的随機性了。

這也可以解釋市場中“炒概念”的時候，為什麼某一隻股票能夠一枝獨秀，走出獨立行情？你能夠事先判斷好哪隻個股會被這一波概念爆炒嗎？你掌握的信息，能夠做出預測嗎？事後看，怎麼看被爆炒的股票，怎麼合理。但是事前呢？

想要事前用水晶球去預測未來的人，事後可能會吃水晶球碎在地上的玻璃渣。

而僥幸沒有吃玻璃渣的人，可能就會擺出一個客觀冷靜的姿态，嘟囔着，“我早就知道”“我早就說過”等等馬後炮。

事後諸葛亮的人，往往會持有“輝格史觀”。輝格史觀一詞來自曆史學家Herbert Butterfield于 1931年的一個演講。根據Butterfield的觀點，輝格史觀者相信在曆史學中存在演變的邏輯，他們用現在的标準評判過去。用通俗的話語來講，即輝格史觀描述的一切曆史都是基于現在為出發點，傳達的曆史都是為現在做服務。他們會認為，勝利者獲得勝利是曆史的必然。

但是，曆史的必然，到底有多必然？

曆史學家沃爾斯泰特則這樣說：“當然，各種信号在事後看來，總是非常清晰；我們可以看到它預示的究竟是怎樣的災難······但在事前，它卻晦澀朦胧，并有着相互矛盾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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