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苗留犢”是古代清官的典範。時苗是東漢人，曾任壽春令，上任時乘母牛駕的車，後牛生一犢，時苗離任時将牛犢留下，不肯帶走。比喻為官清廉。圖為宋元時期畫家錢選所繪《時苗留犢圖》（局部）。（資料圖片）

杜甫是偉大的詩人，更是清廉為官的表率……

公元764年，在兩川節度使嚴武舉薦下，杜甫出任檢校工部員外郎。支離風塵際、漂泊天地間的杜甫總算有了一份暫時穩定的工作，但是微薄的俸祿要想養活一家，自是非常困難。

有一天，有位張姓朋友風塵仆仆來訪。來人開門見山，久仰杜甫詩名，讀了他很多詩作，特來拜訪雲雲。同時，拿出了一條價值千金的絲織錦褥作為見面禮。杜甫一看，确實精緻，價值不菲。如果收下，補貼家用自然是大為改觀。但是杜甫想到了很多人因富貴驕奢而身敗名裂，于是就拒絕了朋友的好意。杜甫将這件事記在了自己的詩中，“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鲸”，這件錦繡織品真是珠光寶氣，但杜甫覺得自己隻是一個田舍翁，不能接受這份厚禮，最後鋪上簡陋的席子，用粗茶淡飯招待了來人。

這首詩充分表現出杜甫的清廉為人，即使在困難中，也不取非分之财。

其實這首詩還有一層更深的意思，就是杜甫借此詩來提醒節度使嚴武要儉以修身、儉以養德。

古代廉潔文化是傳統道德體系的内核之一

據我國最早的一部曆史文獻《尚書》記載，中華文明誕生之初就已經注意到對主持公共事務者素質的要求。《尚書·堯典》記載帝堯為政“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以及要“敬授民時”，這裡面就包括了為政者要勤政、節用、愛民、尚賢等多層次含義。

一位叫臯陶的氏族首領首先提出了“九德”，即“寬而栗，柔而立，願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這構成了中國古代廉政制度、行為、思想的基礎價值觀，是古代廉政制度形成的重要文化基石之一。

我們可以清晰看到，在上古時期，崇“廉”抑“貪”的價值觀念已經明确出現。

夏商周三代，是中國古代廉潔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時期。《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三代的刑律對貪賄已有嚴格的規定。西周穆王時的《呂刑》中有所謂“五過之疵”，即“惟官，惟反，惟内，惟貨，惟來”，大意是指官吏辦事不公、貪贓受賄，執法者要秉公處理。

我們常說三皇五帝，帝喾則是“三皇五帝”中的第三位帝王，他明察秋毫、仁威兼施，為百姓着想，使天下信服。為了讓他的孩子們也能成就一番事業，帝喾和妻子非常注重對兒女的引導和培養。

帝喾的元妃姜嫄本身就是一位極其賢淑有德的偉大女性，據《詩經》記載，名聲赫赫的聖母姜嫄，德行端正專一。姜嫄善于種植五谷，女兒善于植桑養蠶，當時的婦女都向她們學習。《史記》記載，她的兒子棄（也就是後稷），從小就有高遠志向，帝喾和妻子教育他廉潔做人、為民做事。後稷承繼了父母的教誨，他有相地的本領，善種谷物稼穑、教民耕種，而且他第一個建立糧食儲備庫和畎畝法，放糧救饑，被後世尊為農耕始祖、五谷之神。周朝人則尊後稷為始祖。

無論怎樣談廉潔文化，繞不開《周禮》這部書。因為這本書對源遠流長的古代廉潔思想和當時的廉政措施做了細緻的分析和概括。《周禮》提出通過“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來考核官吏。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六種考核方法之前都有“廉”字。

到了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都将“廉”理解為立身處世、為官理事的重要價值取向，其中法家更是把“廉”和“政”相結合，認為“禮義廉恥”是立國之本，并制定了“廉不蔽惡”的原則。

沿着《周禮》的脈絡，古代中國都把“廉”作為傳統道德的核心，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道德體系。可以講，“六廉”大體構成了中國古代廉潔文化的基本内容，古代廉潔文化在此基礎上得以發展與完善。

從“兼聽萬事”到“六條問事”

中國古代行政系統的巡察，又稱巡查、巡行、循行，是行政監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通過巡行這種方式進行的以糾察百官、揚清滌惡為主要目的的巡察活動。

有學者認為，這種制度萌芽于夏商周，形成于秦漢，逐步完善于隋唐宋，強化于明清，代代相傳，久盛不衰。

自堯舜之時就已有了天子“五載一巡狩”的巡察慣例（這種巡狩有時又與軍事行動相關），還設有專司收集民情的官員，這些官員“夙夜出入”到各地聽取民間意見，向舜報告，同時又把舜的意圖傳遞給民衆。時稱這些人是“喉舌之官”。

周朝建立後，周王室也派“行人”每年到各諸侯國巡察，征集詩歌民謠，以觀諸侯政績，被稱為“軒使”。各國的諸侯也都設有“采詩之官”，負責考察和關注民間的輿論動向，這就比堯舜時的“喉舌之官”職能豐富了。

秦統一六國後，設置了較為健全的監察機構，中央有禦史大夫，與丞相、太尉并為三公，負責監督從中央到地方的官員。地方郡縣則設有監禦史，監督地方官員。

正如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巡行至會稽，在會稽山所立的石刻上所雲：“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并通，善否陳前，靡有隐情。”這段話的意思是，朝廷聽取各方面的意見，遠近的情況都很清楚，運用事理物情，考察核實實情，分别給予合适的界定，天下官員百姓，無論貴賤，都沒有隐情。

漢承秦制，是中國古代巡察制度形成的重要時期，方式有七種：一是皇帝巡行天下；二是由中央監察機構派出刺史巡行郡國；三是郡國派出督郵巡行縣域；四是縣令縣長派出廷掾巡行鄉裡；五是京畿地區由司隸校尉巡行視察；六是朝廷臨時派遣特使循行視察；七是地方官下鄉巡查工作。

督郵這個職務，因為《三國演義》張飛鞭打督郵而有着很高的知名度。漢代廉臣尹翁歸就曾經擔任督郵一職，他治理東海郡最主要的工作方法就是從巡察入手。尹翁歸赴任途中，發現一個趕車人不住地擦眼淚，他問趕車人為什麼傷心？趕車人說自己是賣糧食的，郯縣有個大土豪許仲孫，人稱許老虎，搶奪了他們的糧食，他提醒尹翁歸此去郯縣千萬小心。尹翁歸暗記在心，到任後第一件事就是到郯縣巡行，他看見縣衙隻有一個小吏值班，就嚴厲查問隐情，小吏隻得如實禀報：原來其他官吏正在縣衙裡面飲酒。每天都有人來縣衙狀告許仲孫，但許仲孫早派人備下好酒好菜讓官吏們吃喝，暗裡還送錢财，勾結一氣。尹翁歸繼續追問，得知了許仲孫的惡劣行徑。

尹翁歸聽完，立即召見了郯縣縣令，從縣令那裡調閱了曆來控告許仲孫罪惡的卷宗，聽取了縣令的彙報，進一步得知許仲孫在郡内盤根錯節的勢力和關系等。不久，尹翁歸當着東海郡大小官吏、名流士紳的面把許仲孫拿下，拿出曆來控告許仲孫的卷宗，當堂審理，最後将許仲孫依律論斬，棄屍于市，與他有瓜葛的人也全部問罪。百姓無不拍手稱快。後來人們把尹翁歸此舉稱為“殺一儆百”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漢代制定了“六條問事”，成為此後曆朝曆代巡察巡行制度所仿效的藍本。例如，隋朝的“六察”，唐代的《巡察六條》，都是在漢朝“六條問事”的基礎上發展而成的。

家正則國興

孫叔敖在湖北雲夢澤一帶躬耕務農，楚莊王聽說後請他出山，任命他為令尹。在孫叔敖的輔佐下，楚國很快成為強大的諸侯國。

為了獎勵他的功勞，楚莊王多次給他封地，但孫叔敖認為一個人如果俸祿豐厚卻不知足，災禍就會降臨，因此堅辭不受。而且他治家嚴謹、勤儉持家，不許家人有任何的鋪張浪費。病危之際，孫叔敖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兒子：自己死後，楚王很可能會賜給兒子封地，甚至會讓兒子出來為官。但是他知道自己的兒子沒有做官的能力，如果不能自食其力，很有可能會因此招來禍患。所以他給兒子留下遺言：你自幼生長環境已經比普通人好很多了，如果再不靠自己的努力去養家糊口，并且繼續過儉樸的日子，将來就會害了自己、害了家人。所以，孫叔敖死後，他的兒子回到老家種地為生。

孫叔敖的這番終極關懷，可謂情真意切。知子莫若父，他深知自己兒子的為人和能力，所以讓兒子選擇了一條适合自己的道路，最終在紛紛纭纭的春秋時期得以保全家人、避免災禍。

孫叔敖一生不圖個人利益，嚴謹修身、克己奉公，成為令人稱贊的萬古賢相，司馬遷在《史記》中稱其為“循吏”第一。更重要的是孫叔敖在治家和教育家人方面，樹立了良好的風範，為家教家風添寫了一筆溫暖的底色。

家教家風是随着家庭的産生，以家族或單個家庭為單位而出現的一種教育形式。在傳統中國，家族是每個成員的天然生命場，而每個成員又是構成家族生命場的一分子，家族和個體成員之間互依互聯形成生命共同體。因此，對個體的教育是家教家風的首要之義。

托名黃帝所作的家訓類文獻，有《金人銘》《巾兒銘》《戒》《丹書戒》等。通過托名是黃帝所作，足見古人對家教家風的重視。周文王有一篇《诏太子發》，學者也認為是家訓文字，大意就是文王告誡武王體恤民情，勤廉為政。

《尚書》中《康诰》《酒诰》《梓材》等，乃是周武王勸告其弟康叔的話。包括《國語》《左傳》《戰國策》中都有一些家訓材料的存在。

因此，重視家教家風是從古就有的傳統，而且無論高門巨室還是尋常百姓家，都對此極為重視。正所謂：“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我們向前走去，離不開過往和曆史，離不開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積累和蘊藏的智慧和力量。每一次回望和凝視，我們會發現不少“璞玉渾金”鑲嵌在其中，那種穿越時空的風華和高标自立的正氣，千載之下猶有回響。（羅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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