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新進展?2022年5月2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在主持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的曆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同時，工程取得的成果還是初步的和階段性的，還有許多曆史之謎等待破解，還有許多重大問題需要通過實證和研究達成共識”，我來為大家科普一下關于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新進展?下面希望有你要的答案，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新進展

2022年5月27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在主持學習時發表重要講話，強調“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的曆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同時，工程取得的成果還是初步的和階段性的，還有許多曆史之謎等待破解，還有許多重大問題需要通過實證和研究達成共識。”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工程？它的研究目的、對象、過程、價值和意義是什麼？在這裡，我們簡要談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來龍去脈”。

從夏商周斷代工程到中華文明探源工程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少有的獨立起源并延綿發展至今的原生态文明，但文獻有關古代中國的确切年代，隻能追溯到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再往前計就有較大的分歧，尤其是一些國外學者據此否認夏代的存在，從而否定中華文明五千多年的曆史。為了科學編排夏商西周的相關年表，從1996年5月開始國家啟動了“夏商周斷代工程”，此項工程由李學勤、李伯謙、仇士華、席澤宗四位學者擔任首席科學家，200多位學者共同參與，通過自然科學、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等學科交叉的方式聯合攻關，于2000年9月通過項目驗收，形成了《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基本建立了西周的年代序列，并确立了商代盤庚遷殷的年代約為公元前1300年、商代始年約為公元前1600年、夏代始年約為公元前2070年的大緻年代框架。在斷代工程結項前，學者們深感在政府的支持下，以集體項目、多學科合作的方式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及相關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十分必要，因此李伯謙、趙輝、王巍等先生建議開展“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全稱“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全面探讨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以及早期發展的特點、路徑等重大問題。該工程于2001年11月獲得國家立項，從2002年開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通過多學科交叉的手段，聯合國内外近400位專家學者進行攻關，先後被列為國家“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四五”期間的重大項目。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實施曆程

從2002年至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已走過了20年的曆程，總體可以分為預研究、一期、二期、三期、四期、五期等階段，不同階段的研究重心各有差别。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預研究階段（2001—2003年）。這一階段由李伯謙、趙輝和王巍總體負責，以公元前2500—公元前1600年的中原地區為工作的時空範圍，設置九大課題，共有90多位學者參加，主要以多學科結合研究文明起源的技術路線和實施方法，為探源工程的正式施行提供合理方案。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第一階段（2004—2005年）。該階段以“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500年中原地區文明形态研究”為題展開研究，設置了考古學文化分期譜系的精确測年、自然環境研究、聚落形态所反映的社會結構研究、經濟技術發展狀況研究、文明形态研究等五個重大課題，并圍繞晉南豫西地區龍山至二裡頭文化時期即夏文化分布範圍和華夏文明起源問題開展工作。考古學者通過對登封王城崗遺址、新密新砦遺址和二裡頭遺址的發掘，大緻建立了夏代的考古學譜系，為确定夏文化的存在提供了堅實證據。與此同時，山西臨汾陶寺遺址的發掘取得重要進展，觀象台遺址的發掘可以和《尚書·堯典》記載密切關聯，為論證陶寺文化為堯舜都址提供重要線索。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第二階段（2006—2008年）。這一階段，研究時空均有較大擴展，首先是時間延伸至公元前3500年，研究的空間也擴大到了整個長江、黃河和西遼河流域。設置了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各地區考古學文化譜系的精确測年、自然環境的變化、經濟技術的發展、社會與精神文化的發展等四個重大課題，其中年代學研究成果突出，依據新的資料和技術，對黃河、長江流域的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青銅時代早期的考古學年代框架進行了更新，龍山文化的整體年代下限下移了200年。學者們提出，黃河下遊、長江中遊和長江下遊地區各自建立了獨立的文明形态，中原地區則是多種文化彙聚而進入早期國家；中國文明形成是周邊文化融入中原的文化多元一體化過程。這一階段的相關成果主要彙聚于多卷本《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文集》。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第三階段（2009—2012年）。這一階段開展了“中華文明探源及其相關文物保護技術研究”，從圍繞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的多學科研究，擴展至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現代科技應用與支撐研究、文物保護與展示關鍵技術研究等方面。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第四階段（2013—2018年）。這一階段項目設置延續了第三階段的方案，将時空範圍進一步擴張至整個黃河、長江、西遼河流域和邊疆地區。

根據首席專家王巍介紹，第三、四階段主要關注各自領域的研究與文明演進關系的研究，重在分析解答環境變化、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精神文化的發展與文明的關系等問題，為研究和解釋中華文明形成過程的背景、原因和機制等深層次的問題提供條件。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第五階段（2020—2024年）。該階段由陳星燦、張弛擔任負責人，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将研究的重點轉到區域文明化進程方面，設置了北方長城地帶、中原和海岱地區、長江流域等三個課題，并對中華文明起源進程進行整體性研究。

幾個階段的研究，由公元前2500年逐漸延伸到公元前3500年，研究區域範圍由中原地區逐步擴展到黃河下遊，長江中遊、下遊以及西遼河流域等，研究的内容也由考古分期、聚落形态逐步拓展到自然環境、生業、資源與精神領域，對文明的起源問題有了更為深刻的認識。

未來的探源工作任重道遠

2018年5月28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了“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簡稱“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成果發布會。會上公布了探源工程的重要成果，介紹了中華文明的起源及形成曆程：

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遊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輻射文化影響力，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總的來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20年間取得的成果極為豐碩。一是以多學科交叉綜合研究的方式方法對中華文明起源問題進行全方位的研究，“逐步還原文明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彙流的發展曆程”，從時間深度确定了中華文明起源的早期性；二是通過分區研究和綜合研究，對中國各區域的文明進程進行了立體式研究，如對良渚文化遺址、陶寺遺址、石峁遺址、二裡頭遺址等長時段的發掘和考古分析，确定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空間廣度和文明發展路徑的多樣性，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模式、道路與特點有了整體性、深層次的理解；三是破除了西方學界提出的“文明三要素”（冶金術、文字和城市）的束縛，依據中國考古資料，兼顧其他文明的特點，提出了判斷進入文明社會标準的中國方案，這不僅适用于中國文明研究，也适用于如瑪雅、埃及等文明的研究，“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之後，國家文物局從2017年開始啟動“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重點關注中國境内人類起源、文明起源、中華文明形成、統一多民族國家建立和發展、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重要地位等關鍵領域。其中已經啟動的“長江下遊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長江中遊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新石器時期）”“長江中遊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夏商周時期）”“中原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海岱地區文明化進程研究”“夏文化研究”等項目與中華文明探源工作密切相關，通過系統化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将極大推進中華文明起源、形成及早期發展的研究。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是一項學術價值重大，需要有組織有計劃推進，長期開展的系統工程。20年的探源工程取得的隻是一個初步的、階段性成果，接下來的工作依然責任重大、任重道遠。下一步，探源工程将綜合各地中心遺址發現和研究的不平衡性，關注更多區域的文明的形态；深入研究更早的年代（距今8000年乃至10000年）文明起源的早期情況，展開整體性綜合研究并在理論上不斷總結、深化，與此同時還要做好普及工作，以史育人，建立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明研究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對此，提出了殷切要求：要加強統籌規劃和科學布局，堅持多學科、多角度、多層次、全方位，密切考古學和曆史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聯合攻關，拓寬研究時空範圍和覆蓋領域，進一步回答好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基本圖景、内在機制以及各區域文明演進路徑等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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