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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纨服毒而死，盧镗及柯喬下獄論死的消息傳出，閩浙沿海居民必定歡欣鼓舞，額手稱慶。因朱纨一死，海禁政策名存實亡，非法貿易應可恢複過來。可是，閩浙沿海的形勢，經朱纨的積極作為後，原先有序的共犯結構已被瓦解。在浙海徘徊不去的1290多艘原雙嶼港的合䑸船隻，可說是無港可泊，貿易已無法正常進行。生活物資的補給完全靠掠奪來維持，他們正等待機會以劫掠來達到經濟利益。

朱纨填塞雙嶼港後，浙海的生态環境也完全改變，船幫領袖李光頭已在走馬溪事件中被處斬。而許棟則傳聞被捕獲，第三号人物王直順利的登上曆史的最高峰，成為新的船幫領袖。明代中葉的一場浩劫“倭寇之亂”即将開始。

朱纨已死，而嘉靖皇帝的權威從來不容許挑戰。沿海的激烈對抗将無法避兔，這一年七月，原山東巡撫王抒被任命為提督軍務，巡視浙江兼管福、興、漳、泉地方。可是，王直的武裝船隊“大舉入寇，連艦百餘艘，蔽海而至，南自台、甯、嘉、湖，以及蘇、松至于淮北，濱海數千裡，同時告警。”基本上，王抒并沒有辦法肅清沿海的動亂。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明世宗決定任命南京兵部尚書張經兼副都禦史，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兩廣、福建等處軍務，并下令“一應兵食，俱聽其便宜處分。”這是一次最高的授權，可見明世宗對沿海的形勢是十分關心的。

當張經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五月受命總督南直隸、浙、福軍務時，沿海動亂亦漫延至廣東地區。這一年的七月“廣東番賊糾倭寇千餘剽掠海上。”與此同時，廣東正醞釀着海洋政策的重大轉變，而澳門就在這一段時間揭開了曆史的序幕。

就在王直全面攻擊浙閩之際，明世宗正在處理朱纨在走馬溪拘捕的葡萄牙人，關于如何安置被捕的葡萄牙人，中國史料沒有交代。但是在克路士的《中國志》中則有較詳細的資料留下。

皇帝的聖旨提及∶諸人審閱後，顯見葡人已至泉州沿海交易多年，彼等所采取之方式不為合宜，而應往我市場上交易。此乃我諸港之一貫習俗，朕迄今不知此等人為何人，朕現知泉州百姓赴彼等海上之船買賣。由此而知彼等系商人而非海寇，非如上奏之所言，朕不譴責商人之協助葡人，但朕覺察泉州官府失職，因有船隻抵我港口。官府應知其是否為商，是否願付稅，若彼等願付稅，應即上報。若彼等已付稅，則無需加害，或若将彼等捕獲，應報朕得知。朕将下旨将彼等開釋，雖則依法抵我港口之船隻，需按丈量付稅，此等來自遠方，無需若此，可任其交易及赴其鄰國……

阿豐索·德·帕瓦及伯羅·德·塞阿 （這兩人是葡人）、安東尼奧和弗朗西斯科（這些是奴隸）犯下殺我艦隊士兵之罪，應與盧镗及海道入獄，按國法任其緩死，尚餘生的葡人及其奴，共計五十一名。朕命押送廣西城，并命該城善視之，因朕習于待人公道，故亦開恩于彼等。

從以上的判決書中，大抵看出明世宗對于商人并不反感，皇帝認定葡萄牙人是商人而非海寇，不過他們到泉州貿易是“不合宜的”,他們“應往我市場上交易，此乃我諸港之一貫習俗。”雖然皇帝沒有說哪裡是“應往”的市場，但是，人們都知道廣州就是可以合法貿易的港口。

由此觀之，明世宗對葡萄牙人是有好感的，且願意以優惠待遇允許葡萄牙人在中國港口貿易，被押到廣西城(應即兩廣提督駐地梧州)的五十一名外籍商人，他們的命運如何？據葡萄牙人說：“那些獲釋的，不時這個兒，不時那個兒，通過一些中國人的活動，到了葡人的船上，那是在廣州城進行交易的葡商用重賄買通中國人，把他們偷運上船。”

由此可見，葡萄牙人又被允許到廣州貿易。事實上，葡萄牙人自雙嶼走馬事件發生後，已經不敢到閩、浙沿海貿易。

鄭舜功在《日本一鑒窮河話海》中提及：

甲寅(嘉靖三十三年，1554)佛郎機國夷船來泊廣東海上，乃與番夷冒他國名，诳報海道照例抽分，副使汪柏故許通市，而周鸾每以小舟誘番夷同裝番貨市于廣東城下，亦嘗入城貿易……歲乙卯(嘉靖三十四年，1555)佛郎機國夷人誘引倭夷來市廣東海上，周鸾等使倭扮作佛郎機夷同市廣東賣麻街。”

汪柏允許葡萄牙人入廣州貿易，當然是因應了明世宗處理葡萄牙人的态度而作出的權宜做法，還有是朝廷對放寬海禁的共識。

原來自朱纨獲罪之後，沿海掀起的不穩定狀況已迫使朝廷積極的面對海商問題。嘉靖二十九年(1550)二月，由浙江禦史董威首先提出“請寬海禁”的奏疏，明世宗把這議題交兵部讨論，同年的五月，明世宗又下令都察院勘議給事中題奏“将廣東、福建、浙江三省盡許開通，番照常抽稅，以資國用。中間如有益無害，亦要詳議酌處，事體停安，使無後虞等。”

由此可見，形勢的轉變使廣東官員更彈性的處理來華貿易的外國人，特别是從浙、閩回流廣東貿易的葡萄牙人。從“倭夷扮作佛郎機夷”入城買賣，可以證明廣東官員已視葡萄牙人為可信任的商人，也間接說明被拘押的葡萄牙人為什麼能通過賄賂離開監獄。

此時的海道副使汪柏正面臨強大的内外壓力，如何維持廣東的對外貿易而又能防範倭寇的入侵，特别是廣州的安全問題等等。在這樣的情勢下，為确保廣州的安全，葡萄牙人的船不可能再被允許到廣州來，新的貿易安排必然出現，因此，在廣東一個新的貿易中心澳門，正默默地建構中。

關于澳門(濠鏡)登上曆史舞台，一般都以汪柏受賄開始。

《廣東通志》記載“嘉靖三十二年(1553)，舶夷趨濠鏡者托言：舟觸風濤縫裂，水濕貢物，願暫借地晾曬。海道副使汪柏簡賄，許之。”

譴責汪柏收賄是萬曆時官僚們炮制出來的神話，目的是把葡萄牙人在澳門生根的責任推在他身上。

原本葡萄牙人是灣泊在浪白澳貿易的，龐尚鵬《撫處濠鏡澳夷疏》一文中說：

“往年俱泊浪白等澳，限隔海浪，水土甚惡，難于久駐。守澳官權命搭篷栖息，待舶出洋即撤去，近數年來始入濠鏡澳築室，以便交易。不逾年，多至數百區，今殆千區以上。”

1553年之前葡萄牙人除了在浪白澳貿易外，還在上川島進行貿易。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最先來華的聖方濟各神父沙勿略，就是在1552年八月乘坐聖克羅切号從日本抵達上川島，據費賴之的研究：

當時中國禁與葡萄牙人通商，葡萄牙人隻能與華人私相貿易，廣東官吏有利可圖，視若無睹。中國船舶載土貨至上川，以易歐洲船舶所載之貨物而歸……（十月）諸葡萄牙船貿易已畢，次第離上川去，僅聖克羅切号留待十一月始行，約期既屆，所約之華商不至，由是進至廣東沿岸之希望完全斷絕。最後，沙勿略患病救治不及，于十二月死于上川島。

顯然，沙勿略企圖通過當地華舶偷渡入中國，後因約定的華商爽約而病死上川島。當時(1552)葡萄牙商人仍可到廣州買賣，但是傳教士是被拒絕的。

從以上的分析可見，葡萄牙人在外洋的浪白澳或上川島進行的貿易，是臨時性質的海澳貿易。應該這樣說，自雙嶼走馬事件後葡萄牙人又陸續回到廣州貿易，當時的貿易形态與正德時期海口貿易制度差不多；即船抵口岸，等候廣州市舶官員檢查及抽分，才可與中國商人貿易，問題是浪白、上川距廣州有一段海程，且官僚們效率差，又因此引發出其他問題。

這裡還有一轉折，使廣東官僚特别是海道副使汪柏，找到借口而不必背負起政治責任。那就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托言“水濕貢物，願暫借地晾曬”并“願輸歲饷，求于近處泊船。”

并向鎮守在香山澳的王綽請求代轉，最後海道副使汪柏允許他們登上濠鏡澳貿易。自此葡萄牙人便在這裡定居下來，如果汪柏沒有充分的授權，他根本不可能讓葡萄牙人在濠鏡澳登岸。

因為這裡太接近廣州軍政重地。值得注意的是，葡萄牙人所謂“貢物”究有何含義?佛郎機與明朝無宗藩關系亦即沒有官方的外交關系，那就沒有“貢物”的問題。但是，葡萄牙人所說的卻是千真萬确的“貢物”，那就是龍涎香。這種物質“和香一起焚之，翠煙袅空不散。”

當時明世宗沉迷道教齋醮儀式，極需龍涎香焚燒起來，輕煙袅袅的神仙意境。

嘉靖三十年(1551)三月，明世宗因缺龍涎香而指責尚書梁材“欺怠，不以朝廷之用為急，有無上心，豈人臣耶?即合多方買進。”

原來，皇帝已下旨購買龍涎香有好幾年了，可是一直未有上進。

戶部尚書孫應奎奏說：

“近已遣官檄守，趣撫按各官市進，如仍怠緩者，臣等指名參究。”同年六月，明世宗又追問戶部市龍涎香的事，倘書孫應奎上言：“已嚴行各撫按官訪，·遣官十五人，勒期催取耳。”

由此可見，購買龍涎香已成朝廷大事，不過，照當時的沿海情勢，購買龍涎香的責任必然落在廣東官僚身上。

嘉靖三十四年(1555)，廣東當局集議懸價每斤銀一千二百兩，可是僅訪買得十一兩上進，而廣州監獄中的葡萄牙人囚犯“馬那别的貯有一兩三錢，上之黑褐色；密地都、密地山夷人繼上六兩白褐色……尋有密地山商再上，通前共得十七兩二錢五分。”

可見，龍涎香的供應基本掌握在葡萄牙商人手中，這情況廣東官僚應是清楚的。皇帝所急需的“龍涎香”就成寫中葡和解的媒介物。

據葡萄牙人的資料，中葡之間在1552年有一次談判，但是沒有簽定相關的書面協議。消息是由談判人蘇薩在1556年向路易士親王寫信中透露出來，他說：

在1552年曾與廣東海道談判貿易之事，他們終于同我們達成和解，建議我們按習慣交納貨稅……這可以說是葡萄牙人為入華通商第一次取得皇帝的默許。”

中國這邊并沒有留下相關的記錄。不過，這一年底一名被監禁的葡萄牙人逃抵上川島：在1553年初，又有一名葡萄牙人逃抵上川島。如果不是廣東官僚有意放行，他們又怎可能逃出來呢?

接下來就是在1553年葡萄牙人借“水濕貢物”登上澳門，從此定居下來。明世宗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再次向戶部下诏訪買龍涎香事，他說：

“龍涎香十餘年不進,臣下欺怠,甚矣。且備查所産之處,具奏取用。戶部請遣官馳至福建、廣東會同原委官于沿海地區番船可通之地,多方訪買，誤期治罪，并下使者四出,官司督取,急于星火。"

很清楚,當時福建正遭遇倭寇的激烈侵襲,根本沒有番舶前來貿易,而葡萄牙人自走馬溪事件後,已退回廣東地區貿易,因此尋找龍涎香的繼續供應,隻有落在廣東官僚身上。

這和葡萄牙人登上澳門等一連串的事件是一緻的,有人在背後操縱，為的是龍涎香的買賣。這也是最好的借口及機會,讓廣東官員發揮創意建構新機制來控制對外貿易的利權與海防。

汪柏當然是新設計的靈魂人物,他因勢利導的讓葡萄牙人從浪白澳、上川島移近澳門貿易,一方面可以應付朝廷對龍涎香的苛索需求,一方面就地管治外貿完全掌控抽分利權。

海道副使汪柏,更在嘉靖三十五年(1556)設立了“客綱、客紀,以廣人及徽、泉等商為之”,以便管理與葡萄牙人的貿易,間接把非法的遊魚洲海商排除掉,可真是一舉數得,解決了三十多年來佛郎機人來中國貿易的問題。

因此,可以說葡萄牙人在1553年登上澳門及在1554年被允許到廣州貿易并照例抽分等事,完全不是汪柏個人貪賄的行為,而是廣州當局的共識。不過，當時廣東當局隻把澳門視為海口貿易的其中一澳。

正德時,澳門就是番舶灣泊的貿易澳,如《天下郡國利病書》所說:

“或灣泊新會、奇潭、香山、浪白、濠鏡、十字門,或東莞、雞栖、屯門、虎頭門等處。本來濠鏡澳，向為諸夷貿易之所,來則寮,去則卸,無虞也。”但是到了嘉靖年間,因為“海道利其饷,自浪白外洋議移入内,曆年來漸成雄窟,列塵市販,不下十餘國。”

從1553-1559 ,葡萄牙人“借地晾曬”到“來則寮,去則卸”以至“列塵市販”是澳門開埠的曆程。

葡萄牙史料都說是1557年(嘉靖三十六年),一般學者認為1557年是葡萄牙人從浪白遷居澳門的年份。不過,竊以為葡萄牙人在1557年從浪白移居澳門是葡萄牙人希望更靠近廣州進行貿易的願望,當時并未得到正式的允許。

葡萄牙人能夠合法定居澳門的關鍵年是嘉靖三十八年(1559),這又與沿海倭寇的動亂有關。由于倭寇侵擾浙、閩并蔓延至廣東,沿海都處于風聲鶴唳之中,特别是閩、粵交界的南澳更成為賊窩,間接對廣州構成極大壓力。這一年便因“海寇犯潮,始禁番商及夷人,毋得入廣州。"這一決策是由廣東監察禦史潘季馴提出,其實是“禁止佛郎機夷登陸至省,惟容海市。”

他不是針對葡萄牙人,而是為了防範倭寇潛入廣州而有此措施,否則“海市”也不會準許。事實上,當時日本人“鮮有從商者，多從佛郎機之船,來市廣東海上。”由此可見,葡萄牙人已開始取代沿海華商,建立起中日貿易的中介地位。

事實上,葡萄牙人在雙嶼港活動期間,已建立起與日本的貿易關系。現在沿海走私商人都被界定為倭寇，隻有葡萄牙人是商人,因此他們如能尋找一處對華貿易基地,便可以發揮本來處于優勢的的航運功能,成為中日貿易的中介商。

葡萄牙人既不能到廣州貿易,當然就回到臨時性的澳門來貿易,這間接提供了一時空背景讓葡萄牙人有借口在澳門定居下來。

鄭舜功在《日本一鑒》就很清楚的指出:

今年(1559)佛郎機号稱海王者,官市廣東龍崖門,得聞三洲有船私市,謂減己利而乃牽入龍崖,與之伢市而去。稱海王者,蓋屋居止龍崖門，民厭其禍，官懷隐憂，遣官驅逐，恬然不懼,此患積至十年矣。"

龍崖門在香山海濱,“即是澳門地方。當時,葡萄牙在這裡“官市”,所謂“官市”即潘季馴所說的“海市”,就是經中國官員抽分後的合法買賣行為，而葡萄牙人又以優惠價格邀集私市的海商到澳門貿易。由于澳門有生意可做,而官僚則以懷柔及權宜之策來籠絡葡萄牙人,他們便開始在澳門蓋房子。

本來是“篷累數十間,後工商牟奸利者,始漸運磚瓦木石為屋,若聚落然。自是諸澳俱廢,濠鏡獨為舶數矣。"

随着澳門貿易的加強,“諸澳俱廢”已為事實。也就是說從成化弘治以來的灣泊有定所的廣州海口貿易已完成曆史任務,新的貿易模式在形成中,那就是澳門一澳貿易港的出現。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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