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筆法使用的例子?經過十幾年的奔波碰壁，孔子知道自己的理想不能實現了，于是根據魯國保存的檔案材料，以魯國曆史為本位，将當時列國的大事，按年代先後編排羅列起來，整理成了我國第一部編年體的曆史書——《春秋》，我來為大家講解一下關于春秋筆法使用的例子?跟着小編一起來看一看吧!

春秋筆法使用的例子

經過十幾年的奔波碰壁，孔子知道自己的理想不能實現了，于是根據魯國保存的檔案材料，以魯國曆史為本位，将當時列國的大事，按年代先後編排羅列起來，整理成了我國第一部編年體的曆史書——《春秋》。

為了把自己的政治見解寄托在字裡行間，孔子修《春秋》時對于用辭和史料的選擇編排都是很講究的，力求用簡單的字句區分出不同的事态，一字一句寓有深刻的褒貶之意。如同樣寫戰争，就有伐、侵、戰、圍、人、滅、救、取、敗等不同的字眼：聲罪緻讨的叫伐，潛師掠境的叫侵，兩兵相接的叫戰，環其城邑的叫圍，陷其國都的叫入，毀其宗社叫滅……。同樣是殺人，又有殺、誅、弑等區别：殺無罪的叫殺，殺有罪者叫誅，臣下殺君上叫弑。

這就是所謂的“春秋筆法”。

然而，《春秋》的文字太簡單了，每條一般隻有十個字左右，最少的隻有一個字，最多的也不過45個字。一部包括242 年曆史的著作，總共隻有18000 多字。

内容如此簡略，而寓意又非常深奧隐晦，故難懂。

依照傳統的說法，孔子的弟子們為了讓人看懂，就按照老師授課時講過的知識來闡明和解釋《春秋》中的微言大義。由于《春秋》被儒家奉為經典，解經的著作就被稱為“傳”。解說《春秋》的政治主張的，現存下來的有《公羊傳》和《穀梁傳》；解說《春秋》的曆史事件的，便是一個叫左丘明的人寫的《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現在我們見到的《左傳》一般都是與《春秋》經文合在一起，一段經文附一部分傳文。

但是《左傳》究竟是不是為解釋《春秋》而作的？它的作者究竟是不是左丘明？左丘明又是何許人也？這些問題，自漢朝以來就争議不休，迄今尚未定論。

不管這些争論如何激烈，《左傳》是一部詳細記載春秋及其以前社會曆史的信史，它在我國史學、文學發展史上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卻是從來無人懷疑的。

完整的春秋史《春秋》記載的曆史是從魯隐公元年（公元前722 ）至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 ），曆經隐、桓、莊、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12個魯國國君，共242 年。《左傳》在形式上也是按魯國的12公記事，但它的内容追記往事到了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805 ）晉穆侯的伐條之役，早于《春秋》83年；編年截止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 ），比《春秋》晚13年；所記事最晚到了智伯的滅亡（發生在公元前453 年）。前後總計比《春秋》多出了一百多年。

《春秋》的記事，基本是有綱無目，如同流水帳，作為史書，它尚有較大的原始性。《左傳》記事就相當詳細了，對于曆史事件一般都能做到首尾完整，有言有行，有直述有概述，有追叙有附叙，并有評論和分析，标志着我國編年體的史書發展到了比較成熟的程度。

《左傳》一書的内容各部分之間并不平衡。在時間方面，前期較略，後期較詳。前期尤以莊公時期為簡略，最少者一年中僅記二三事。後期以襄、昭之世最詳，二公時間共63年，不過是春秋時期的四分之一，而内容幾乎占了全書的一半。

再看空間方面，以晉、楚、魯、鄭之事最詳，宋、衛、周、齊等國次之。如果把時間和空間結合起來看，莊公以前，以鄭、宋、周、衛之事最多，其後開始漸及于晉、楚等國，吳、越更在其後，已到了春秋中後期。

《左傳》就是在這樣一個廣闊的時空背景下，把春秋一代天下大事的演變作了比較全面的記載，記事範圍亦不限于政治、軍事、外交活動，而是涉及到社會的各個方面，對經濟、學術文化、社會生活、自然現象等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就主要内容而言，《左傳》可以說是一部春秋時期霸主遞嬗的紀實，對于齊桓公、晉文公等人建立霸業的事迹描述得十分生動、詳細。僖公二十三年記載的晉國公子重耳四處流亡19年的曲折經曆，就是脍炙人口的名篇。

《左傳》通過對各國曆史事實的記述，暴露了當時社會的各種矛盾和政治鬥争，特别是統治階級内部的矛盾，如王權的衰落，諸侯的強大，卿大夫的專權。

還有不少記載從不同角度反映了統治階級與人民群衆間的矛盾，暴露了統治階級荒淫殘暴的罪行，以及由此帶給人民的深重災難。如在齊國，統治者拚命剝削；官府貯藏的糧食多得黴爛生蟲，百姓的生活卻痛苦不堪，甚至連小吏三老也都挨餓受凍。百姓為了活下去，不斷反抗，結果又遭到殘酷鎮壓，以至于因犯罪被砍掉腳的人太多，市場上竟然出現了假腳昂貴、鞋子反倒無人購買的反常現象。

禮俗制度也是《左傳》注重的内容之一。例如楚國逢伯叙述武王受降的禮節（僖公六年）等等，是其他古書中不能發現的材料。至于朝聘會盟中，升降揖讓獻酬授受，以及壇場樂舞服章玉帛等等，都可以作為研究古代文物的佐證。

《左傳》的記事，不僅包括了春秋時期的重要史實，并且引述了一部分西周和以前的重大事件和古史傳說。這些傳說從春秋時的人物口中吐露出來，雖不一定是信史，但總有相當根據。如郯子談論古代官名（昭公十七年），提供了上古圖騰崇拜的材料。魏绛講的後羿代夏的故事（襄公四年）等，既可以與其他古書相印證，也可補其他書所未詳。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左傳》還為我們保存了非常寶貴的自然科學方面的材料，記錄了我國古代自然科學上的一些成就。如全書中記錄了37次日食；對恒星作了觀測；觀察到了彗星的出沒；記錄了隕石的降落；地震發生的時間、地點以及水旱蟲災等等。這些記錄，是世界科技史上最早的寶貴材料。

民本思想和曆史進化論觀點王、諸侯、大夫、後妃們的祭祀鬼神、吊葬問禮、會盟朝聘、征伐兼并、飲宴畋獵占去了《左傳》的絕大部分篇幅。春秋時期的複雜鬥争，特别是激烈的階級鬥争，使得統治階級裡面有政治遠見的一些人物，深深地感到人心向背在政治鬥争中的重要作用。他們把國家的盛衰、戰争的勝敗，看成是能否得到人民支持的結果。《左傳》記載的一些政界人物的言論，就大量地反映了這種思想認識。

晉大夫師曠在回答晉侯提出的衛國人為什麼趕跑其國君這個問題時，說：“天是多麼愛護人民啊！豈能讓一個人在人民的頭上肆行無道、縱其淫欲，而棄絕天地之情呢？天必定不會這樣的。”指出像衛君這種困苦其民的主子一定得趕走。在另一次與晉侯議論石頭為什麼會說話這件怪事時，師曠說，石頭本身是不會說話的，出現這種怪事，原因在于聽不到百姓的呼聲。

現在大建宮室，窮侈極奢，民力凋弊，怨言四起，石頭出來說話不是很應該嗎？在逢滑與陳懷公的一段對話中，則更直接地指出了國家興亡禍福，完全取決于對百姓的态度如何。逢滑說：“臣聞國家将要興盛的時候，對百姓如同照料病号，這就是國家之福。将要衰亡的時候，視百姓如土芥，這就是國家之禍。”這些都是根據人民的利害關系來發表政見的，表面上看似乎還沒有擺脫天道的觀念，其實不過是借題發揮而已。書中還兩次引用《尚書》中“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話，來說明衆怒難犯的道理。這種民本思想的出現，正是當時政治鬥争在史學領域裡的反映。

《左傳》一書的曆史進化論觀點，主要表現在它對春秋以來舊秩序的破壞沒有什麼留戀惋惜之情。它記錄的齊桓、晉文的霸業等，是全書的精彩篇章。然而書中并沒有流露出像孔子那樣鼓吹恢複西周宗法制度的觀點或感情，更沒有對禮崩樂壞的憤慨，對春秋初年開始沒落的周王室也沒有給予任何同情。它如實記錄了周王室和鄭國交換人質、晉侯像對待諸侯一樣召見周王、王室向諸侯乞求金子、讨車輛等史實。這些事反映了當時的周王室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已經潦倒得連個普通諸侯都不如了。《左傳》對于社會劇烈變化過程中出現的大國兼并小國和吞滅同姓國的事實也毫不掩飾，并且認為這種兼并是很自然的趨向，不是什麼違背天道的事情。相反，對于那些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奴隸制殘迹，如人祭、人殉的暴行，卻是堅決地反對。書中不僅多次引用當時著名的政治人物、賢大夫的言論，對那些用人祭祀和殉葬的國君加以無情的譴責，而且作者還借用“君子”之言來直接發表議論。

如秦穆公用子車氏的三個兒子殉葬，書中就借“君子曰”發表了一大段議論，譴責秦穆公當不了盟主是活該，因為他死了還要害民。這些言論，顯然與民本思想密切相關。

到了春秋晚期，整個社會的政治趨勢是諸侯衰微、政權落入大夫手中。

三家分晉、田氏代齊，則标志着新的曆史時期的開始。對于這種局面，特别是對那些所謂“亂臣賊子”的掌權行為，《左傳》大都給予一定的同情和支持。

魯國新興地主勢力季氏趕跑了魯昭公，書中記載說：季氏趕跑魯君，深得民心，并得到了諸侯贊同。還引用晉國範獻子評論季氏政權的一段話，進一步說明魯國政治操在季氏手中的局面已定，昭公即使想複辟也隻能是徒勞的。這種承認社會、事物發展變化的曆史進化論觀點，在許多史實的記載叙述中均有所反映，特别是昭公三十二年所載史墨評論昭公之死的一段結論性的話更為典型。史墨說：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來都是這樣。所以《詩經》說“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夏、商、周的後代們，現在也都成為庶民了。《左傳》能夠承認并肯定這一社會變革的現實，相比《春秋》那種戀舊懷古的情緒來，是一大進步。這種曆史進化論的觀點，對于後來的許多曆史學家都起了良好的影響。

善于描寫戰争，是《左傳》的突出特點。

《左傳》把春秋時期霸權争奪和列國間的大規模戰争全寫到了，并且寫得都很成功。每次戰争幾乎都能抓住戰争的性質、交戰雙方政治軍事的特點和力量對比，把各式各樣相砍相殺的場面描述得條理井然，曲折細緻，繪聲繪色，生動逼真，扣人心弦。

從《左傳》一書對全部戰争的描寫來看，作者并不隻是單純地叙述戰争的過程，而總是把政治和軍事聯系起來一并考慮。如著名的“曹刿論戰”一段，講的是莊公十年齊魯長勺之戰，此時齊強魯弱，戰前曹刿求見魯莊公，張口便問靠什麼去打？最後又通過莊公和曹刿的對話，進一步總結了魯軍取勝的戰術指揮原因。

《左傳》全書的叙事都富有故事性、戲劇性，情節緊張動人，語言精煉形象，運用高超的藝術手法，以簡潔的文句寫出了複雜紛繁的曆史事件，把形形色色的人物性格活潑潑地刻畫出來。

事件離不開場面，人物離不開辭令，一部《左傳》正可以說是事件、場面、人物、辭令叙述的巧妙統一。襄公三十一年記載的鄭國相國子産拆毀晉國賓館牆垣的事件，通過兩種不同的場面，反映了主人公子産的辭令之美。

《左傳》不僅是一部内容豐富、史實價值很高的重要曆史著作，而且是一部富有文學價值的曆史散文名著。文史結合，是中國古代曆史著作的優良傳統和特點，而這個特點，正是由《左傳》所開創的，它為後世的曆史學家和文學家樹立了一個光輝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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