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史互證”,主張以詩證史、以史解詩,陳寅恪的著作《柳如是别傳》,就是運用“詩史互證”的經典之作。古代詩人,于我們而言是曆史人物;于那個時代而言,卻是當代人;因此他們的文學作品,會和當時的時代有密不可分的聯系。比如:杜甫的《聞官軍收河南河北》,開篇就是“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簡明扼要介紹事件之後,就是直抒胸臆。因為“安史之亂”的平定,使杜甫悲喜交加,“生平第一快詩”也就應運而生了。
同樣的道理:一個時代的文學作品,一定是當時的時代背景,最生動、直接地反映,兩者猶如“皮與毛”、“魚與水”、“花草與土壤”的關系。而“賦”作為一種散韻結合的文體,是兩漢文人的主流寫作文體,但盛極一時之後,又于後世逐漸銷聲匿迹,歸于小流,因此“賦”又被稱作“漢賦”。那麼兩漢400年帝國興衰,對“漢賦”“三種形态”的轉變,有着怎樣深層次的影響呢?
一、漢初百業凋零,漢賦的“騷體悲”蕭丞相營作未央宮,立東阙、北阙、前殿、武庫、太倉。高祖還,見宮阙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 ——《史記.高祖本紀》
西漢建立之初,丞相蕭何建造未央宮,漢高祖劉邦看到雄偉壯麗的樓閣宮阙後。怒氣沖沖地對蕭何說:“秦末亂世至今,天下百姓苦于戰亂,如今百業凋零、民生疲敝,為何要如此大興土木呢”?西漢初年,百姓曆經“秦末動亂”、“楚漢之争”,人口銳減、百業凋零;儒生陸賈主張“無為而治”、“與民休息”;“文景之治”前後,是西漢經濟恢複、發展、繁榮的過程。
“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羅而死。/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豈雲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 ——《吊屈原賦》節選
這一時期的“漢賦”,與《楚辭》、《離騷》在形式上基本相同,因此又稱“騷體賦”,代表人物賈誼。“騷體賦”:常用“兮”等虛詞、語氣詞,多為詠物抒情之作,表達的是一種抑郁、哀怨之情。“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就如此算了,這個國家沒了賢明正直之人,沒有一個人能懂我屈原的心啊!于是自投汨羅江,這就是屈原,甯為玉碎亦不瓦全,與“俗流”泾渭分明。
賈誼則不同,受到朝臣排擠,出任長沙王太傅的他,有着截然不同的選擇。“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聖人的神明品德是彌足珍貴的,需要遠離污濁而珍藏;如果麒麟能被束縛,那和羊、狗還有什麼分别?在這樣污濁的世界裡受到迫害,也是您(屈原)自己的原因;若是有心,九州何處不可輔佐君王,又何必單單留戀那國都呢?
賈誼的《吊屈原賦》,對投江自盡的屈原,表達了真摯的惋惜與哀歎,簡單來說就是:不是你屈原不夠賢德,而是你所處的世界太過污濁。盡管賈誼對屈原以身殉國,感到無限惋惜,但賈誼并不贊成這種做法,也就是:我佩服你的氣節,但不贊成你的選擇。賈誼認為:你們趕我走,那我就走;但是無論環境多險惡,我都要頑強地活下去;隻要我的德行操守不變,在哪裡也不會降低我的價值。
因此,“騷體賦”與“楚辭”,形似而神不同,它們分别代表着不同時代的人生觀。屈原的思想中,洋溢着一種浪漫主義、理想主義思想,如果不能實現人生理想,那這樣的人生就毫無意義,也不必留戀了。但賈誼不同,漢初除了儒家思想,道家的黃老之學也很流行。賈誼認為:麒麟不可以被束縛,這種品德才是最珍貴的;要遠離國都,我會生出凄涼、哀婉之情;但離開了國都,我也還會頑強地活下去。賈誼一樣向往實現人生價值,但比屈原多了一股道家的逍遙氣息。而這理想之外的一分曠達,正是漢初“儒家”、“道家”并行,推崇道家“無為而治”最生動地體現。
二、漢朝帝國興盛,漢賦的“大而空”“文景之治”後,漢王朝的經濟空前繁榮,漢武帝時期,更是一舉擊潰了帝國最大的威脅——匈奴,将其由“鼎盛”,打到了“中衰”。從此漢王朝開啟了新的篇章——帝國的興盛,這段榮譽史曲折地維持到了東漢末漢。而這一時期,正是漢“大賦”興盛的時期,“漢賦四大家”——司馬相如、揚雄、班固、張衡,東、西兩漢各占2位。
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田于海濱。列卒滿澤,罘罔彌山,掩兔辚鹿,射麇腳麟。骛于鹽浦,割鮮染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仆曰:‘楚亦有平原廣澤遊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 ——《子虛賦》
“漢大賦”的特點:就是極盡鋪張為能事,通篇描寫宏偉壯闊的景象,在結尾時進行譏諷、勸谏、告誡,是漢帝國統一興盛時期的産物。齊王出動戰車千乘,騎兵上萬,士卒遍布山澤,馳騁于東海之畔,鮮血染紅了戰車的輪子,最終隻為狩獵,以充為齊王炫耀的資本。司馬相如通過《子虛賦》,虛構了子虛先生和烏有先生,利用“子虛烏有”的對話,描寫了一場宏大的狩獵場面,這是對“文景之治”後,貴族階級奢靡生活方式的諷刺。借機向統治者宣揚,“與民休息、愛民惜民”的政治主張。
低回陰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矐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 。 ——《大人賦》
在陰山飛翔徘徊良久,大人(暗指迷信鬼神的漢武帝)終于見到了西王母。西王母一頭白發,住在山洞中,顯得垂垂老矣,萬幸的是有三足金烏供其驅使。如果長生不死必要如此,那縱使活上萬代又有什麼值得羨慕的呢?對于迷信鬼神的漢武帝,司馬相如在《大人賦》中,虛構了“大人”乘龍遨遊四海,會見諸多仙友的盛景。先是為漢武帝描繪了,“神仙中人”的種種不凡,然後畫風一轉,老邁孤苦的“西王母”出現了,最終将一切歸為了“ 超脫有無獨自長存”。以此勸谏漢武帝,不要再追求虛無缥缈的“長生之道”了。
“漢大賦”:就是“騷體賦”的散體化,或者說是散文化,形式上減少“兮”等虛詞,排比相當整齊。内容上多為,九成篇幅描寫宏大的場景,使用大量生僻字“鋪張”,最後用一成篇幅“諷谏”。因此,揚雄指出“漢大賦”弊端——“勸百諷一”。宏大的鋪張場景,而忽略了“勸諷”等文思内涵,給人一種“大而空”的感覺。漢武帝讀完《大人賦》,反而“飄飄有淩雲之志”:好像真的和神仙們遊玩過一樣,而忽略了其中暗藏的一絲“諷刺”神鬼的文章主旨。
三、漢朝分崩離析,漢賦的“小唯情”“漢大賦”的“大而空”,華而不實,無法真摯地表達個人感情。但在東漢末年,漢朝分崩離析,帝國興盛不再,社會的動蕩和黑暗,給文人帶來的是憂憤與驚懼。“鋪張而宏大”,卻缺少人文感情的“漢大賦”,就被更利于表達,個人感情的“漢小賦”取代了。不可一世的大漢王朝,分崩離析了,取而代之的是動蕩與戰亂,受盡苦難的人們,迫切地需要一種更利于抒發情感的文體。因此,“漢小賦”又稱“抒情小賦”,“漢大賦”是“騷體賦”的散體化,而“漢小賦”則是“漢大賦”的詩歌化。
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輝 。性辯慧而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 ——《鹦鹉賦》節選
那西域來的靈鳥啊,挺立着與衆不同的姿态。它有着潔白的羽毛,正合大漢火德的紅嘴。它天性聰慧能吐人語,善于觀察事情的轉機。這就是祢衡的《鹦鹉賦》中,對宴會上的奇鳥“鹦鹉”的一段描述。這篇經典的“漢小賦”和“漢大賦”,最直觀的區别就是——沒有通篇不認識的生僻字了。
痛母子之永隔,哀伉俪之生離 。匪餘年之足惜,愍衆雛之無知。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羨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 ——《鹦鹉賦》
祢衡在《鹦鹉賦》中:先是描寫了鹦鹉的志趣高潔、卓然不群;然後描寫了鹦鹉被權貴當作奇鳥,大量捕捉的故事,暗指群雄割據局面下,割據政權對文人名士的搜捕與管控;最後用“痛”、“哀”、“愍”、“背”、“侍”、“懼”、“恥”、“羨”、“識”、“懷”,一連10個動詞,描繪“鹦鹉”流落他鄉、思念親人、困於鳥籠、不能展翅高飛,卻終為寵物的憂憤、凄苦、感傷之情。
而與被捕捉的“鹦鹉”對應的,正是作者祢衡的經曆寫照:祢衡持才傲物、喜歡譏諷權貴,曹操征召而不去;孔融力保祢衡才氣過人,出仕的祢衡多次侮辱曹操;曹操不願背負殺賢之名,将祢衡送給劉表;劉表一段青睐之後,無法容忍祢衡的脾氣,又将其送于江夏黃祖;《鹦鹉賦》正是此間所做,輾轉不絕的祢衡自比“鹦鹉”。表現了亂世之中:名士于諸侯,亦如“鹦鹉”與權貴的現象,以及名士們苦悶、憂憤、驚懼的心理。
兩漢400年間,“漢賦”經曆了“騷體賦”——“漢大賦”——“漢小賦”的轉變,其本質是:由詩歌的散文化,再到散文的詩歌化。“騷體賦”對應的是漢初的百業凋零,表達的多是作者的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但哀傷、抑郁中,有一種施展抱負的渴望;“漢大賦”對應的是漢朝的興盛時期,沒有太多個人壓力的文人群體,将“漢賦”散文化,文以載道,以此勸谏帝王,表達的多是個人政治主張;“漢小賦”對應的是漢朝分崩離析,天下群雄割據、混戰的局面,“漢賦”再次詩歌化,用于表達個人感情。但與漢初不同,“漢小賦”作者表達的是:一種對天下動蕩的憂憤、驚懼,一種無法排解的憂愁,而少了漢初那絲抑郁中夾雜的逍遙與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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