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朝實行封禁政策，不準漢人出邊，也不準蒙古人進入口内。康熙以後，才不時開禁，于是山西、陝西地區的農民陸續出邊種地，商人出口貿販，漸漸地，農民出口外，由春去秋回的“雁行”發展為在口外定居，商人由馱運肩挑之負販發展為在口外建立商号。随後口内外的經濟文化交流形成不可遏制之勢。

包頭

其實，以長城關口為媒介的地區、民族之間的交流可以追溯到明代。明代長城五口即：喜峰口、古北口、獨石口、張家口、殺虎口。明朝廷以京為中心，古北口為“北口”,喜峰口為“東口”,殺虎口為“西口”。自長城口岸出現之後，這種交流就有了。明長城大體是在明成化以後逐步修築起來的，最初是在北部邊境建城設堡，電兵駐守，其後築邊牆，建墩台，聯成一線。但邊牆、墩、堡是死的，人是活的。地區、民族之間的聯系是難以阻絕的。

在明代，蒙古人為了打通與明朝的政治經濟聯系，經常南下。有時是通過戰争，有時通過貿易，有時通過外交，目的就是一個，打破封鎖，建立地區、民族之間的正常往來。有明一代，蒙古族頻繁發動對明朝廷的戰争，如“土木之變”、“庚戌之變”。就雁北地區來說，在嘉靖三十六、七年(公元1557—1558年),蒙古俺答汗曾圍困右衛城達八個月之久，便是個典型的事件。在兩國關系較為緩和的時期，蒙古經常派遣外交使臣和貿易使團赴京。正統年間，蒙古連年派貿易使團入明，人數最多時一次達三千餘人。到“隆慶和議”之後，宣化、大同以西長城關口多有與蒙古定期或不期的大小互市市場。

呼和浩特

就明朝而言，出邊入古地區的漢人，有的是在蒙古入邊搶掠時被擄人蒙古的漢人，有的是因内地生活困難而古地方謀生的漢人，還有的是在内地遭到通緝，逃往蒙古地避難的罪徒。如明嘉靖年山西發生大同兵變、白蓮教起事，兵變與起事失敗後，有大量的起事人衆出邊到蒙古，隆慶和議時，光聚居在土默川的漢人就在五萬以上，其中絕大多數是山西人。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人可以說是走西口的先驅。

大同

清朝建立後，改變了曆代中原王朝以雁北地區為防禦前沿的局面，從而為山西平民走西口創造了客觀條件，成千上萬的山西移民對遷入地的文化發展發揮了重要影響，這方面最重要的例證便是清代山西“歸化七廳”地區，大批山西移民的北上，不僅帶來表耕技術與定居的生活方式，還将自己的風俗，語言也都到帶到了塞外，實際造成了山西文化區域的向外延伸，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這片區域成為山西文化區所屬的一個特色的文化地區。那麼山西人為什麼要走西口呢？其實原因很簡單的，因為在清代内蒙古土默特地區和今天的山西雁門關外地區同屬于一個行政區，是一個省的，不分彼此的。歸化七廳包括今天的呼和浩特、包頭、烏蘭察布、土默特川等大部分地區。

雁北地區

張夢章：中華詩詞學會會員 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山西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 大同作家協會會員 大同周易研究協會常務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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