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史上，曾經有這麼一個段子：當年康有為來見光緒皇帝談變法一事，康有為操着一口難懂的廣東話，讓光緒皇帝聽的是一頭霧水，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因此變法的時候也是懵的，最後導緻了變法失敗。這個段子的真實性咱們暫且不提，但是說實話，當時的廣東、福建官員去見皇帝的時候，他們的話皇帝真的聽不懂，這也引發了一場清王朝的“普通話運動”，當時應該叫“官話運動”。今日一文，日航君便與各位看這清朝的普通話運動。

雍正皇帝：我聽不懂啊！

關于推廣普通話運動，還是要從雍正皇帝說起。話說當年雍正皇帝接見來自福建、廣東一帶的官員的時候，他發現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那就是那些官員基本上都說着自己家的家鄉話而并非官話，導緻雍正皇帝聽不懂。

雍正皇帝便想了，我自己聽不懂不要緊，但是如果這些官員以後去了外地做官，那麼百姓也聽不懂他們的話，這就需要多一個傳話的人。如果中間多了一個傳話的師爺，這個師爺趁機扭曲官員的意思，搞一個“中間商賺差價”，那麼受苦受難的就是老百姓了。這可真的是想一時越想越怕。于是雍正皇帝便寫到：

“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曆之時，惟有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乃系鄉音不可通曉……官民上下語言不通，必緻吏胥從中代為轉述，于是添飾假借，百弊叢生。”

語言溝通上存在困難是一方面原因，我們想一下，在康熙時代必然也存在着這種語言不通的問題，但是康熙卻沒有去推行普通話運動而是在雍正時期推廣的普通話運動，這其中必然也是有原因的。

而另一方面原因是雍正皇帝想要借助普及語言一事來增強廣東、福建一帶的認同感，以穩固自己的統治。

天地會的問題也讓雍正頭疼不已

在雍正時代，來自反清複明勢力的威脅依然非常大。因為當年南明、鄭成功等人留下的印記太深，導緻當時廣東福建一帶依然有着諸多反清勢力。雍正皇帝深知，面對着這種情況光靠一味地剿滅是不行的，這一批反清勢力隻會“野火燒不盡，吹春風吹又生”，因此在這種情況下，雍正皇帝決定通過語言為紐帶，增強廣東福建地區與其他地區的聯系，以分化絞殺反清勢力。正如當時有人說“欲令遠僻海疆，共臻一道同風之盛”。

雍正皇帝一直以來在民間都有着得位不正的傳說，因此其内心也十分恐慌，曾靜案中涉嫌的“華夷之辯”便是其中的表現之一。這種華夷之辯中的痛苦，也是雍正皇帝内心的痛點之一。因他甚至做了《大義覺迷錄》一書來為自身辯解。因此語言一事，勢必會成為雍正皇帝為自身正名的一個手段。

在此之中，雍正皇帝努力為自己營造出一種華夏正朔的感覺。具體表現就是雍正皇帝帶頭去推廣官話，表現出一副“正其音”的捍衛文化正統的樣子。不得不說，在中國傳統文化因素之中，恰恰是有将“雅言”“官話”等視為大一統與華夏的象征的寓意在其中，在判斷是否蠻夷之時，正是依靠文化、語言上的認同感來進行判斷的。

雍正皇帝将自己塑造成了華夏一統的代表人物

既然說完了雍正皇帝普及官話運動的原因，那咱們接下來就要說說這場運動究竟在幹什麼了。

首先呢，雍正皇帝用非常嚴厲的口吻督促廣州、福建一帶的官員去學習官話，力度非常大。當時這兩地的官員如果學不會官話的話，那麼就不讓他們參與科舉考試。考慮到其中很多官員已經說慣了家鄉說，“舌音難轉”，不是一時半會就能學成的，于是雍正皇帝給了他們八年時間讓他們去學習官話，然後希望能夠學有所成。當時雍正皇帝親自下谕說：

“如八年之外，不能官話者，舉人貢生監童俱暫停其考試，遵照在案。”

可以說在這種非常嚴厲的懲罰措施之下，廣州、福建一帶開始轟轟烈烈的學習官話的的運動。當時很多廣州、福建一帶的官員和希望參加科舉考試的人均進入到了其中充當學生進行官話學習。

康有為

這兩省首先都建立起了很多的正音書院，福建一帶叫做書院，廣州一代叫做社學。福建的正音書院有112所，廣州的正音學社則高達近千所。其實這一點并非是說明福建不如廣州重視，廣州的社學還承擔着一個重要的任務那就是充當學堂，而福建的正音書院則是專門的學習官話的書院，因為廣州的社學功能更加多樣，因此數量也就更多。

有了學校，那麼自然就需要老師了。最初的時候雍正下令讓廣東、福建兩省的官員自己去延聘“官話讀書之師”，這個命令說起來非常搞笑，因為廣東、福建兩地基本上就沒有會說官話的人，因此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根本實行不下去。在不得已的情況下，雍正皇帝允許他們去外省聘請老師來這兩地教授官話。

正音書院

時光飛逝，過了一段時間之後檢查官話推廣效果的時候，雍正皇帝發現慘不忍睹，不得已又延期了四年。八年時間過了，已經到了乾隆元年，當用官話與這一批官員交談的時候，這一批官員臉上多流露出了一種茫然的神态，說明推廣效果不佳。

當時官員到了朝廷面見皇帝，都要拼命地說官話，這也引出了這麼一件事情。說當時福建某總兵陳汝捷上京見乾隆皇帝，在面見皇帝的時候，乾隆皇帝發現陳汝捷說話的時候滿頭大汗，神色不濟。他以為陳汝捷得了重病，因此才這樣。當詢問陳汝捷原因的時候，陳汝捷說出了這樣一個讓乾隆皇帝哭笑不得的答案：

“系福建歸化人，官話費力，應對每形艱澀。”

陳汝捷的意思就是說，我是福建人，官話說的不太好，但是在朝廷之上必須說官話，因此在說話的時候我很發愁小心翼翼害怕露出福建口音來，因此才如此惶恐。乾隆皇帝知道這件事之後，便也沒有去懲罰陳汝捷的口音問題，說明官話推廣運動也逐漸走向失敗了。

乾隆皇帝時代，官話運動已經逐漸流于形式

到了乾隆三十九年，朝廷幹脆直接就宣布，推行了将近半個世紀的官話運動宣告失敗。乾隆皇帝表示：

“五方鄉語不同，在有志向上者，學習官音無待有司之督責，若鄉曲愚民，狃于所習，雖從前屢經設法，而一傳衆休，乃屬有名無實。”

乾隆皇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各個地方有各個地方的方言，如果說有志向學習官話的人，那麼即便是官府不督促他，他也會去主動學習。如果是不想學習官話的人，你去逼迫他學，那麼效果不太好，最終隻能流落于有名無實。這話說出來頗有一絲老師的無奈感，就這樣這場運動就結束了。

因此在晚清時候，康有為如果真的見到了光緒皇帝，那麼一定會出現“雞同鴨講”的尴尬情況，康有為聽得懂官話，但是光緒皇帝聽不懂廣東話。我寫過一篇論文，是關于雲南狀元袁嘉谷的，說當時袁嘉谷到京城去參加科舉考試，那一年正好是公車上書那一年，康梁等人在京城中演講，說在場的很多人聽到廣東一地人的演講的時候都昏昏欲睡。我思考了一下，可能不是講的不好，而是聽不懂話的原因。

袁嘉谷

最後我們就要來探索一下，為什麼這一場推行了将近五十年的官話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了呢？

• 失敗原因一：缺乏師資力量

學語言，非常需要一個好老師的引導，這也是為什麼現在很多家長送孩子學英語喜歡找一個有外教的學校學習的原因。

當時在廣東、福建一帶教授官話的老師，基本上都是從附近的浙江省聘請的老師。要知道在清代，這個各地的語言差距還是比較大的，因此浙江老師的官話往往也不甚标準，帶着濃濃的吳語味道。例如說“來，請”這句簡單的話，在當時的浙江人嘴裡就是“藍，青”，這樣教出來的效果我們可想而知。

因此由浙江老師教了廣東、福建學生官話之後，雍正皇帝一聽還是那一股子味道，“仍系鄉音”，因此可見效果并不好。

又比如說在福州，因為找不到外省老師，于是便從附近找了幾個駐防的旗人來教授官話。在沒有統一課本的情況下，這些旗人教課的頭幾句話就是“皇上，朝廷，主子的家；我們都是奴才”。我們在上文說了，這個廣東、福建一帶殘留的反清情緒還是比較大的，因此這樣迂腐的教課方式更加引起了當地士人的反感。

官話課本

• 失敗原因二：缺乏語言環境

如何快速掌握一門語言？答案就是将這個人放到說這個語言的國家。有的人在出國之前一句英語也不會說，但是移民到了美國之後，語言環境就會讓他去模仿說英語，最後也能說出一嘴流利的英文，這便是語言環境的作用。

當時的廣東、福建士人的生活環境就是在廣東、福建兩地，基本上很少外出，因此官話對于他們來說日常作用很小，僅僅是供考試與見皇帝時候用的，因此缺乏相應的語言環境，這便導緻他們學習熱情不高。據記載：

“偏方士子溺于土俗，轉瞬限滿，而問以官話，多屬茫然。”

這裡的“溺于土俗”就非常形象了，他們生活在了家鄉話的環境之中，你讓他們突然掌握一門與身邊人格格不入的語言，這樣壓力太大，很難實現。

當時的士子們，可能很想大喊我愛本地方言

• 失敗原因三：乾隆皇帝不再重視

在古代君主制的環境下，還是君主的一言堂。如果當時乾隆皇帝願意堅持，我估計廣東、福建一帶的士子依然會咬着牙去掌握官話。但是乾隆皇帝此後卻不再重視官話普及了，原因是此時的滿人已經開始逐漸被漢人所同化了。

在“新清史”的觀點中，認為滿清之所以特殊，正特殊在他們在漢化的同時依然保持着滿人的特色，但是當這個特色逐漸被漢地習俗所同化的時候，不由得便會引來皇帝的擔心。當時的滿人都開始講官話而逐漸放棄了本民族語言滿語，這一點引起了乾隆皇帝的擔心，因此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滿語的普及之上，例如說多加強調滿語之作用，将滿語視為錄取官員、應試入場的依據等。在這種情況下，乾隆皇帝便沒有心情去管官話推廣一事了，官話推廣也逐漸冷了下來。

此後更加注重滿語學習

從雍正六年開始到乾隆三十九年結束，這一場清王朝發動的推廣普通話的運動便失敗了。其實我們可見，在明清兩代均有想要普及官話的行動，但是都以失敗告終。在古代中國可以“書同文，車同軌”，但是說同樣的話還是很困難的。我想其中的根本原因還是古代的流行性太大，大家基本上一輩子就住在自己家中也不外出。到了現代社會，流動性大大增強，人們不論是外出求學還是外出旅遊，一嘴通用的普通話都是必需品，現在的中國普通話普及情況已經變得非常不錯了。

文：日航通鑒 圖：來自網絡與站内，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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