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幾天，一位曾經的患者托我給他遠在加拿大的朋友遠程會診下，說是便血好幾天了，很着急。經過微信溝通，考慮他是痔瘡出血可能性大，但因為患者年齡超過40歲了，到了腫瘤的高發年齡，還是建議他做個腸鏡檢查下。這位朋友很無奈地拒絕了，倒不是舍不得比國内貴幾倍的費用，而是非常麻煩，家庭醫生沒有預約腸鏡的權利，必須要先轉診預約專科醫生，再由專科醫生評估後才能預約腸鏡，一來二去，起碼要3個月。要知道，3個月的時間，甚至可以決定一個腸道腫瘤病人的生死。想回國做，但疫情又不允許，确實惱火。而在國内，這麼漫長的等待時間是不可想象的。别說3個月，超過3天，可能都會被投訴了或者另選别的醫院了。不管你承不承認，國内看病還是很方便的，如果你想看專科醫生，隻要你不是找最頂級的那一兩個大牛醫生，或者享受VIP的待遇（特需門診或國際醫療部），那麼你可以找幾乎是毫不費勁的用理個發的價格找到省内最好的醫院或者最好的專科的普通專家看病，就不說網絡挂号的便捷和公正。實際上，就目前大部分三甲醫院的現狀，普通專科号在就診當天都是可以挂得到的。

有的人可能會說，人家外國的就診制度就是好，從不給人亂開檢查，做個腸鏡都要嚴格把關。但我還是要給這些人潑盆冷水：現在結直腸腫瘤的發病率已經非常高了，在所有腫瘤中，已經排到了第三位。40歲以上，發病率是直線上升的，從2-3/10萬的發病率，到了60歲以上高達3/1000發病率。也就是說，1000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就有3個結直腸腫瘤的患者。這個比例是非常高的，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地方已經把腸鏡檢查列入到體檢常規項目的主要原因。不說别的，我們醫院已經把腸鏡檢查列入到40歲以上職工的可選擇項目。因此，你還覺得做個腸鏡檢查是過度醫療了麼？

我不是有意吐槽西方的醫療制度，隻是從某些方面來說，有其不盡人意的地方，尤其對普通人民群衆而言。如果單純對醫生而言，他們的制度無疑是更有利于醫生的，輕松、收入高、地位高。有兩個我經曆過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說明問題。前年有一個澳大利亞的姑娘打飛的回來做手術，是一個很嚴重的肛周膿腫的病人，在澳大利亞的家庭醫生處已經耽誤了将近1周，病人行走都有困難了，但一直未能約上專科醫生就診，最終沒辦法，乘飛機回來治病。回來當天是周末，所有檢查還是走急診完成，并且在到醫院的數小時之内就給她做了急診排膿手術，排了100多毫升膿出來。按照患者的話說，感覺自己又活過來了。而最終，患者加上其後根治術直到痊愈，整個費用加起來還沒有來回的機票錢貴。這就是我們國内的醫生，國内的醫療制度，沒有對比就沒有傷害，正是國内數百萬醫務工作者的超負荷、高強度工作，才讓我國13億人民群衆得到了比西方國家更高效的醫療服務。

另外一個例子，我的一位朋友，到美國最著名的一個醫療中心，叫克利夫蘭的醫院做訪問學者。第一天跟門診的時候，一位已經确診直腸癌的患者前來就診，最終得到的結果是需要手術，但手術需排隊等到3個月以後。我的朋友感覺到不可思議，3個月時間，患者很有可能已經出現轉移了。但那邊教授的話讓他無法反駁，他說，如果讓這個病人插隊手術的話，是對其他病人的不公平。但如果讓醫生加班手術，又是對醫生的不公平，而且醫生處于過度勞累的疲憊狀态，容易出現意外，也是對患者的不公平！

從上述三個世界上最發達的西方國家的實例，我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外國的月亮并見得不比國内圓。外國的制度也不一定适合我們的國情，這次疫情就是最好的證明。因此，很多時候，我們的醫務人員實際上已經承擔了許多超出一個普通醫務人員應該承擔的責任。不但要看好病，還要寫海量的醫療文書，還要不斷學習各種醫保政策，還要有很好的體力準備随時做好加班的準備，更重要的是，在國家最需要的時候，沖在最前面，最好犧牲的準備！這就是我們當代的醫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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