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事實上，包拯長得一點都不黑。

試想，如果一個人要長成包拯那副黑樣，肯定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史書上也會記上兩筆。但《宋史·包拯傳》中沒有一個字提及包拯的膚色問題。

好，史書上不寫，也不能證明包拯真的就不黑是不是？

按“壹讀百科”在《包拯是如何被“黑”的？》一文中的考證，包公的家譜《包公書院記》中有那麼一句：

“今睹遺像，乃清隽古雅，殊無異于人。”

說明包拯的膚色并無驚人之處。

與之佐證的，是包拯的真人畫像。

從這幅畫上看，包拯不僅不黑，長得還挺白。關鍵是，他的額頭也沒有一個傳說中的“月牙”。

關于包拯額頭的“月牙”，民間有不少傳說，有說這是包拯幼兒時被馬蹄踩過留下的痕迹——試問，被馬蹄踩腦門而不死，世間除了葫蘆娃又有誰能做到？

所以，無論“黑”還是“月牙”，都不是包拯的真實形象。但問題是，這兩個要素是從什麼時候被加到包拯身上的呢？

歸根結底，還是民間的傳說、文學，再加上戲曲的功勞。

在包拯去世之後沒多久，民間就開始流傳他的各種故事。故事裡的包拯鐵面無私，不苟言笑，故《宋史·包拯傳》裡有“人以包拯笑比黃河清”這句話，意思是“如果包拯笑一笑，黃河的水都會變清。”還有一句話是“‘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指包拯鐵面無私。

可能是順着這兩句話，民間的傳說和故事開始慢慢發揮，包拯的“黑臉不笑”慢慢變成了“膚色變黑”，而“閻羅包老”成了包拯白天判人間案，晚上去陰曹判閻羅案，那個“月牙”成了他往來人間和陰曹的“通行證”。

及至清代，小說《三俠五義》出現，大大傳播了包公鐵面無私的形象，也留下了一句關于包拯出生的描述：

“黑漆漆，亮油油，赤條條”。

與此同時，戲曲中臉譜對于包拯特征的進一步明确，也鞏固了“包黑子”的形象，最終讓包拯的“黑化”闆上釘釘，深入人心。

然後就來說說民間流傳的包拯故事。

包拯之所以被稱為“包青天”而受百姓愛戴，主要是因為他秉公執法，巧妙斷案，如那句著名歌詞所唱：“開封有個包青天，鐵面無私辨忠奸”。在“陳州放糧”，“鍘美案”，“狸貓換太子”這些懸疑破案故事裡，包拯堪稱“名偵探包拯”。

但事實上，包拯擔任開封府尹前後一共隻有一年半時間而已，而那些有名的案件，絕大多數都是民間移花接木或出自想象，而且都是和包拯沒有任何關系的。

真正見于《宋史·包拯傳》記載的包拯斷案故事隻有一個，那就是“割牛舌案”：

一個農民家的耕牛被人割掉了舌頭，告到了當時擔任縣令的包拯那裡。包拯認為，把牛舌割掉是件無利可圖的事，肯定是有人想報複這家農民。于是，包拯讓這個農民回家把這頭牛給宰了——在宋代，私自宰殺耕牛是犯法的。結果，農民家前腳殺牛，後腳他的鄰居就來報官告密，包拯就此認定就是這個鄰居結怨割的牛舌，最後果然如此，案情告破。

在這個案子裡，包拯還是展現了一些辦案手段和智慧的。

在一些筆記、方志和野史中，也斷斷續續記錄有一些包拯斷案的故事，不過在那些故事裡，包拯就沒那麼“神”了。

北宋的沈括在他著名的《夢溪筆談》中就專門記錄了包拯的一個斷案故事：

包拯在擔任開封府尹期間，碰到一個犯了法的人，要處以“杖脊”，就是挨闆子。這哥們花重金賄賂了負責杖責犯人的一個小吏，想免挨闆子。小吏教了他一招：“包大人鐵面無私，肯定是要我當庭打你的。在我開打之前，你就拼命喊冤，我就拼命罵你，這樣事情可能就會有轉機。”

結果到了大堂之上，包拯果然宣布要打闆子，犯人鳴冤，小吏立刻高聲斥責，且極力表現仗勢欺人的樣子。包拯頂着“包青天”大名，立刻就感到不開心了，反而責怪小吏口出狂言，結果把小吏打了闆子，那個犯人倒從輕判決了。

沈括是帶着揶揄的口吻來寫這個故事的，意思是堂堂包大人被小吏與犯人兩人合謀耍得團團轉。但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展現了包拯的“人性”，而不是“神性”。

那麼，如果包拯靠的不是“斷案如神”，他又為何能名垂青史呢？

于是就要說到包拯真正的三點過人之處：清廉、公正和敢于彈劾進谏。

包拯素以清廉聞名。

早在他23歲還沒當官的時候，已經在家鄉廬州小有名氣。當時廬州有一個富豪請他去家裡吃飯結交，包拯拒絕了，理由是：“他是個有錢人，我們将來可能回家鄉當官，有了這份交情，以後就難做了。（“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見《朱子語類》）

包拯曾在端州做過長官。端州以産硯台聞名，每年還會将硯台上貢。在包拯到任之前，他的前任每年都以“朝貢”為名，加征數十倍的“端硯”，用來中飽私囊和送人行賄。包拯到任後，嚴格規定上貢多少就征收多少，不許超支一塊。在包拯離任時，一塊“端硯”也沒帶走。1973年合肥清理包拯墓時，從他本人和子孫的墓中隻發現一塊普通的硯台。

包拯的公正，其實并不是指他的斷案，而是指他整體的秉公執法，不畏強權。

包拯剛在家鄉廬州當長官的時候，他的親朋故舊覺得可以依仗他的照顧，開始做一些違法亂紀的事情。包拯得知後，當即令人抓來他的一個犯法的舅舅，當庭杖責示衆，從此親朋故舊大大收斂。

在做開封府尹的時候，包拯決定疏浚惠民河。他發現惠民河河道擁堵的原因，是很多權貴官僚家的花園修建亭台樓榭，入侵了惠敏河。包拯下令仔細測量和留下證據，然後将權貴們所有跨河修建的樓台、花園和亭橋全部拆毀。在這個過程中，包拯遭遇了很大的阻力，有的權貴甚至拿假地契來打官司，被包拯識破，直接向朝廷彙報，要求嚴懲。

在做監察禦史時，包拯了解到楊邠、王鼎、王綽三人被貶官，因為他們都是範仲淹提拔的人才——範仲淹因“慶曆黨争”被貶，殃及池魚。包拯其實是範仲淹等新政黨人的死對頭“守舊派”提拔的，但他了解到楊邠等三人業務能力很強，且公正廉明，所以極力主張重用三人，結果三人都被重新提拔。

在自身行得正的前提下，包拯當然敢大膽彈劾和進谏了。

包拯在擔任監察禦史、禦史中丞期間，從淮南轉運按察使張可久到宰相宋庠（此彈劾後人存在争議），從皇帝寵臣王逵到皇叔趙元祐的女婿郭承祐，從上到下從左到右，隻要有貪贓枉法品行不端，包拯全都一律彈劾。以至于民間後來有了“包彈”這一俗語——被包拯彈劾過的官員叫“有包彈”，沒被包拯彈劾過的官員叫“無包彈”。

而且包拯一旦彈劾起來，連皇帝宋仁宗的面子都不給。

宋仁宗當時寵幸張貴妃，張貴妃就不斷地為自己的伯父張堯佐求官。這位能力一般的伯父結果一年内晉升四次，權傾朝野。在朝中無人敢響，你看我，我看你，看來看去，還是都把目光落在了包拯身上。

包拯果然不負衆望，第一個站出來彈劾。結果彈劾之後，張堯佐反而又升了一個官，這背後傳出的信号就是：皇帝在力挺他。

如果換做一般人，早就知難而退了，但包拯寸步不讓，一道道接着彈劾，最終發展到當廷辯論。包拯直接站到仁宗面前，曆數任人唯親的弊端，滔滔不絕，唾沫星子直接噴到了宋仁宗的臉上。

宋仁宗面色不悅，忍到包拯說完，拂袖而去。到了後宮，仁宗直接找到張貴妃發脾氣：“包拯的唾沫都噴到我臉上了！你一天到晚就為你伯父要官要官，你知道有包拯這個人嗎？！”

最終是張堯佐一看衆怒難犯，輿情洶湧，自己辭去了一批職務。

那麼問題就來了：

古往今來，犯顔直谏的大臣基本都沒好下場，包拯為何能夠善終呢？

這就必須要說到包拯的頂頭上司——宋仁宗了。

宋仁宗趙祯是北宋的第四個皇帝，也是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在位長達42年。

“仁宗”是趙祯的廟号，但後世子孫之所以起這個廟号，自然是有道理的——他确實性情仁厚，寬以待人。

就拿包拯彈劾張堯佐一事來說，大庭廣衆之下，包拯面對面指責，不說唾沫星子噴到臉上，就這個态勢，換做其他皇帝，早就震怒了。但仁宗隻是用袖子遮住臉面，任由包拯繼續說，最後也就是“拂袖而去”。

應該說，包拯确實碰到的是宋仁宗，如果換其他脾氣烈一點的皇帝，要麼咔嚓一刀，要麼當廷責杖，怎麼也要借故貶官了。

但換個角度來看，宋仁宗也需要包拯這樣的人。

宋仁宗廣開言路，開明寬松，确實讓北宋在他執政時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繁榮，甚至有“仁宗盛治”的說法。但與此同時，北宋開朝後積留下來的一些嚴重問題，也在仁宗一朝開始顯現，比如“三冗”問題。

“三冗”一是“冗兵”，仁宗時期北宋士兵數量最高達150萬人，但戰鬥力低下；二是“冗官”，北宋馬背上開國，但重視知識分子，結果造成文官數量大增，互相牽制，機構重疊。仁宗一朝，官員數量已經超過了17000人；三是“冗費”，因為前兩者惡性循環，造成北宋财政吃緊，再加上還要給遼和西夏歲币，國庫已經空虛。

在這樣的背景下，統治階級也需要塑造一個正面典型，倒不僅僅是用來展現自己“廣開言路”的形象，更是要用來樹立一個榜樣，遏制日益嚴重的機構冗餘和官員貪腐現象，而包拯恰好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脫穎而出。

當然，以包拯這麼生猛的勁頭，光宋仁宗一個人還不夠。

我們再來看看包拯的“朋友圈”。

翻看包拯的仕途曆史，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

一方面，包拯步入仕途很晚。他28歲中舉，擔任縣令後不久，就因為父母離世，回家受喪。守喪期滿之後又不忍離去，直到38歲的時候才正式回歸仕途，去天長縣當了縣令。

但另一方面，包拯升官又極快。包拯出仕的26年時間裡，升遷次數達到了25次，基本上一年就要升一次官，最終做到了禦史中丞（相當于現在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和樞密副使（相當于現在中央軍委副主席）。

按宋代慣例，一般官員是三年一升，大家都是腰椎間盤，憑什麼包拯那麼突出呢？

這一方面自然離不開宋仁宗對包拯的厚愛，但另一方面，和包拯的“同年”群體可能也有關系。

“同年”，在中國古代的官場體系裡，不是指“年齡相同”，而是指科舉時同一年考中或者同一榜中舉的。作為“同年”，也有點“校友”或“同窗”的意思，大家一般約定俗成會在今後的官場上相互照應。

包拯是宋仁宗天聖五年( 1027 年）中的進士甲科，按楊高凡在《包拯及其與同年關系論略》中的考證，大概排名在前三十左右。而他這前三十個“同年”中，後來做官做到“同平章事”（宰相）或接近級别（參知政事（副宰相），樞密副使，禦史中丞）的多達7人（王堯臣、韓琦、吳育、包拯、趙概、文彥博、吳奎），且因為包拯出仕晚，這些人基本上都是先包拯而居高官的。

值得關注的是，包拯和這批人的私交都非常好，特别是文彥博和韓琦。

文彥博曾三次出任北宋宰相，深受皇帝信任。而包拯的父親和文彥博的父親本來就認識，算是“世交”，而在這基礎上，包拯的兒子又娶了文彥博的女兒，結成了“姻親”，兩人的關系可見一斑。

韓琦曆經北宋三朝，做過十年宰相，被後世稱為“一代賢相”。在現發掘到的包拯的遺物中，隻發現兩個帖子，一個是給文彥博的，一個是給韓琦的，可見兩人的私交。韓琦在拜相21天後，包拯就得到了升遷。正是在韓琦任職的四年裡，包拯從一個開封的地方長官，提拔到了樞密副使這樣的中央高官。

那麼，包拯是否有“結黨”嫌疑？

從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當然沒有任何有力的證據可以證明。事實上包拯和這些人相處甚密，也不排除雙方政治觀點一緻的原因。

但是至少可以證明，包拯盡管剛正不阿，但也并非完全沒有政治情商，事實上，他在某些彈劾上還是比較懂得把握分寸的。

這也為包拯仕途基本沒有遭受過什麼排擠和陷害，提供了一個側面的注腳。

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包拯在樞密院視事時，忽然得病。

也就是在這一年的5月24日（農曆），包拯病逝，享年64歲。

宋仁宗親自前往吊唁，并宣布停止上朝一日——相當于官方降半旗默哀。

包拯去世後，被追贈“禮部尚書”（相當于現在的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部長），并賜谥号“孝肅”。

但包拯在千年之後的名聲，遠比他在世時所能得到的榮譽要大得多。

【饅頭說】

“包青天”，顧名思義，包拯是“青天大老爺”。

包拯這個形象的發展乃至神化，基本上是從元朝開始的。在流傳下來的16、7本元曲“清官斷案”戲裡，有11本是關于包拯斷案的。為什麼？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元朝相對來說法制松弛，出現很多司法不公的現象。面對投訴無門的黑暗局面，老百姓隻能寄望于文學和戲曲裡的“青天大老爺”。

中國的不少老百姓，一直是有“青天大老爺”情結的。

貪官污吏橫行，冤仇委屈積壓，老百姓能怎麼辦？就隻能期盼能出現一個“青天大老爺”，這個人剛正不阿，不畏強權，秉公執法，最好還能聰慧敏捷，自帶“名偵探”功能，這樣就能懲奸除惡，為老百姓出一口惡氣。

但歸根結底，依靠“青天大老爺”，還是一個“人治”。

碰到了包拯，嗯，沒錯，百姓之幸。那沒碰到包拯呢？或者說，包拯去世了呢？“青天大老爺”又沒有基因複制，這任走了，下一任上來保證還是“青天大老爺”？老百姓隻能像押寶一樣，賭自己的運氣，賭自己的家當，乃至賭自己的生命。

封建王朝，自天子始，本身就是“人治”，所以老百姓期盼“青天大老爺”也很正常。

而如今，我們強調的是“法治”。

2017年10月18日，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國領導小組，加強對法治中國建設的統一領導，這就是“依法治國”态度。

什麼是“法治”？很簡單，就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而不是期盼出現個“青天大老爺”。

所以，“青天大老爺”出現在影視劇或文學中，沒有什麼問題，但如果如今現實生活中還成為萬千老百姓的期盼，那就有問題了。

老百姓越能放下對“青天大老爺”執念，就越說明“依法治國”的成效明顯。

任重道遠，我們共同期待。

本文主要參考來源：

1、《宋史·包拯傳》

2、《包拯是如何被“黑”的？| 壹讀百科》（微信公衆号“壹讀”，2017年6月20日）

3、《包拯及其與同年關系論略——兼論包拯穩立宋仁宗朝之原因》（楊高凡，《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4月25日）

4、《包拯斷案本事考》（楊緒容，《複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3月25日）

5、《論包拯崇拜的文化心理》（郭學信，《安徽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年1月30日）

6、《略論包拯反腐敗》（楊國宜，《安徽史學》，1995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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