陰陽五行甲篇（帛書） 局部 漢秦早期 現藏于湖南省博物館

當文字嫌棄甲骨、鐘鼎等載體而青睐竹木時，“簡牍”應運而生。從殷商至魏晉時期，簡牍伴随民族走過2000多年的時光。藝術需要多元多派多類别間相互交融，也需要彼此之間異常激烈抗衡、沖突與争鋒。顯而易見，簡牍一直在碑刻與帛書夾縫中生存與繁榮，一方面得到碑刻滋養，強健自身古樸無華之魂魄，另一方面汲取帛書之靈犀，升騰到生命能夠歡快喘息的高度。面對碑刻隆興以及紙帛嚣張，簡牍也曾作出過艱難“自我救贖”，但最終不敵紙帖而香消玉殒。

與碑石、帛書而言，簡牍以竹木為質地有着無可企及的優勢，其制作過程省時簡單而成本低廉。漢王充《論衡》中說：“截竹為筒，破以為牒，加筆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斷木為椠，析之為闆，力加刮削，乃成奏牍。”為便于書寫和防腐，也有深度精美加工者，如漢劉向《别錄》中說：“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新竹有汁，善朽蠹。凡作簡者，皆于火上炙幹之。”而碑石制作則要艱巨繁難很多，選擇、取運、打磨、镌刻耗時費力，如《孔宙碑》中說：“于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銘示後，俾有彜式。”而且，就書法藝術而言，簡牍也有着正統流便的先天特質。簡牍一直被官方作為正規的文書使用，下層各行各業也多有書寫，内容囊括社會文化各方面，呈現生意盎然、豐富繁茂的氣象以及樸實真摯、靈動活潑的氣息。而碑刻并無強烈表述藝術傾向，其作用要麼是士族标榜名節、炫光耀奢，要麼是民間懷宗頌祖、敬孝表慈。另外，刻工也大量削減着書法審美光芒，碑刻多依賴于刻工二度創作，常态下刻工遠達不到書家審美水準，刻寫與書寫水平不可能也達不到“刀筆相稱，兩者合而為一”。緣此，簡牍藝術在秦漢享盡殊榮，占足風頭，在碑刻與帛書間一副老大氣派。

至東漢中後期情形急轉直下，由于統治階層崇揚儒學，經學發達，士族階層為了集團鬥争需要，大興樹碑立石之風，以緻各種碑刻門類一應俱全，碑碣、墓志、摩崖、石阙、畫像石題字、石經等多得難以估計。彼時，紙張又在社會嶄露頭角，《後漢書》記載：“是時，方國貢獻，競求珍麗之物，自後即位，悉令禁絕，歲時但供紙墨而已。”說明造紙業已走向成熟。這種情形下，簡牍難免不日乖月蹙，遭受無妄之災。

簡省筆畫，以求迅捷流便

從秦代《青川木牍》《日書》《效律》《封診式》等簡牍看，用筆取勢單一，行果穩健，筆筆交代清楚，與同期碑刻文字差異不大，一絲不苟間顯得過于呆滞規整。東漢後期，簡牍用筆明顯發生變化，筆道圓轉，極富彈性，随意性增強，流便性凸現，筆畫或粗或細、或輕或重、或柔或剛，書寫更為迅速捷便。因筆畫連帶，隸書特有的八分書勢漸漸淡漠，被後世稱為“章草”的筆畫漸漸固定，與碑刻文字呈現出質的不同。《甘谷漢簡》《永元器物簿》等簡牍與《乙瑛碑》《張景碑》《史晨碑》等碑刻，分别趨向恬逸華美和方峻雄放，明顯走在不同軌制行途上。誠然，化繁就簡，是文字演進的基本走向，即便無有碑刻，簡牍也會因便就簡，但面對碑刻如日中天，簡牍其簡省筆畫，更可認同為彰顯自身價值以求得碑刻無法達到之審美效果而作出的選擇。

因體制宜，使空間布局最優化

簡牍在空間布局上有着别樣要求，因竹木多長條由牛皮筋編而成，卷而成冊。這一形制，為優化審美空間提供可能。從秦簡到漢簡，基本變革是字形由方整逐步向扁闊發展。因為在狹長竹木上，一要盡可能将字寫大，二要盡可能将字寫多，三要字與字之間不能太擠，這樣必然要将字盡量壓扁，縱向下垂的波磔盡量向橫向左右伸展。從審美藝術角度來看，波磔表現在方形或縱勢字體上會使形體結構不平衡，且下垂波磔占用太多空間，而當波磔用于扁橫字體上，向兩邊伸展反而會使文字重心更加平衡，增添筆姿飄逸的情愫，從而使人獲得美感。如漢簡《倉颉簡》《儀禮》等充分利用長條自身形狀，都盡可能将字扁平化，上下收斂而左右舒展。而許多碑刻同樣也有着這樣的表述效果，如漢碑《禮品碑》《曹全碑》等，這顯然是貪簡牍之功，受簡牍審美啟迪而來。因碑刻以及帛書在字形體上無有限制，也使得簡牍這一變革意義不大。

幻化風格，向藝術畛域挺進

殷代甲骨文、商金銘文雖已具備書法基本面貌，但有意識地把文字幻化成多元風格，或者将文字本身藝術化，則是由兩漢簡牍實現的。簡牍有着幸運的壯年，欣然際會毛筆的到來。竹木一經與毛筆擁抱，立即産生多維的審美風貌，正如漢蔡邕《九勢》中說：“勢來不可止，勢去不可遏，惟筆軟則奇怪生焉。”任何刀刻及硬筆方式，都被限制在闆結的審美範疇内，隻有毛筆錐毫，通過絞、轉、提、按，配以墨色枯、濕、濃、淡，使得書家的情感點點所欲、筆筆着意、畫畫随心。這些都有效促成簡牍風格的精彩紛呈而且卓荦不凡。1973年在河北省定縣出土的《定縣漢墓竹簡》、1977年在安徽阜陽出土的《阜陽漢簡》、1983年湖北江陵出土的《張家山漢簡》内容十分豐富，書寫着《論語》《儒家者言》《詩經》《楚辭》等大批古籍文獻，其書寫風格或蒼遠高古、或灑脫奔放、或簡約辣練、或質樸大氣，可見簡牍在風格追求上已作出睿智蛻變。而實際上，僅僅是因為簡牍上所付出的辛苦努力，一切都可印證到後期的紙帖之上，而紙帖上墨色暈化的特殊效果又無法嫁接到簡牍之中，這不僅使簡牍“自我救贖”付之東流，也給簡牍退出藝術舞台施以緻命一擊。（中國文化報 嵇紹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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