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書局新出《啟功先生題簽集》，安迪兄寫了一篇《題簽故事》刷屏。文章從沈尹默先生的題箋引起，然後拈出一則小故事：“前兩天看到複旦大學孟剛先生的微信，說他去蘇州拜訪沈燮元先生，當面問沈老他的《屠紳年譜》的書名是不是沈尹默題寫的，沈老說是吳湖帆寫的，當年托顧公碩先生求的。再找出‘屠紳年譜’四個字看，确實很像沈尹默寫的。”

我也在朋友圈看到過孟剛兄的微信，但印象不深，這次随文刊出《屠紳年譜》的書影，一見之下則大為驚詫，這四個字根本就屬于“非沈尹默不能為”者，怎麼會扯到吳湖帆了呢，推想一定是安迪兄弄錯了。

《屠紳年譜》書影

後來在上海看到安迪兄，叙說如此之後，他又抛給我兩封沈燮元先生當年寫給古典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的信，都說到題箋的事。1957年11月12日的信說，随函附“吳湖帆先生題箋壹紙”，并叮囑“封面上不必印‘吳倩題’字樣，扉頁可照印”，括号内解釋說：“式樣依你社出版之《元次山年譜》即可。”次年1月28日又有一函，專門交待題箋事宜：“《屠紳年譜》有題字一紙，已于去年十一月随同稿件一并寄上，内有‘吳倩題耑’字樣，請你社在鑄版時，此數字不鑄，僅‘屠紳年譜’四字即可。”

沈燮元先生寫給古典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的信

兩信都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檔案中檢得，不僅可見沈燮元先生記憶無誤，還證明吳倩（吳湖帆）之題箋當年确由社方收訖。如此，《屠紳年譜》題箋的問題，當事人沈燮元先生口述曆史屬人證，函劄則是物證，事實俱在，可算是鐵闆釘釘，不容翻案。但我依然相信自己的判斷，道理很簡單，一流書法家都有排他性的書寫特征，沈尹默與吳湖帆的書法風格泾渭分明，這屬于“望而知之”者，弄成現在這種局面，其中必有蹊跷。

既然“說有易說無難”，那就從“有”開始證明。

浙江人美新出一套“微距下的沈尹默系列叢書”，多數都是沈尹默1950年代的作品，時間接近，正好可以用來比較。

字帖中有“年”字，與題箋中的“年”字，無論字形、筆順、空間結構、提按使轉，都高度一緻。

“年”字對比

沒有找到可供對比的“屠”、“紳”、“譜”三字，但偏旁部件仍具有比較價值。沈尹默行書言旁寫法很有個性，選“誤”、“許”、“謂”與“譜”字的言旁比較；沈書絞絲旁也與衆不同，選“綠”字以見一斑；另外，“屍”、“者”、“申”也能找到可供比對的字樣。

“誤”、“許”、“謂”與“譜”字的言旁比較

絞絲旁對比

“屍”、“者”、“申”對比

相對于今天影印技術的圖像還原程度，書名題箋使用的是照相鑄版，圖像信息損失甚多，盡管如此，圖像比對仍能看出題箋與沈尹默同期書法的高度相似性。不僅如此，還找到一張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1959年出版的《王荊公年譜考略》書影，“年譜”兩字的寫法與《屠紳年譜》題箋如出一轍。遺憾此書沒有記錄題箋人，雖然從風格看顯然是沈尹默的作品，畢竟不能用作決定性證據，不然也就可以定谳了。

《王荊公年譜考略》書影

另一方面，吳湖帆留下的書箋也很多，風格同樣鮮明而且穩定，随選一例可概其餘。我本打算從吳湖帆《佞宋詞痕》手稿中輯錄組裝“屠紳年譜”四字，以顯示與題箋的差别，仔細一想卻又放棄了。集出來的字隻能證明吳湖帆可能按照這種（指集字）風格書寫，但無法證明吳湖帆就不會按照那種（指題箋）風格書寫。

吳湖帆留下的書箋

既然圖像不能證明必無其事，那就又回到文獻中找尋線索。

《屠紳年譜》1958年交由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該社年譜系列同期出版者還有夏承焘《唐宋詞人年譜》、孫望《元次山年譜》、鄧廣銘《辛稼軒年譜》、姜亮夫《張華年譜》《陸平原年譜》等。這些年譜封面都是手寫書名而無題箋人署款；扉頁多數也是手寫，部分有題箋者的款題，如《唐宋詞人年譜》為馬一浮題，《辛稼軒年譜》為夏承焘題，信息最全者為《元次山年譜》的扉頁，除書名外，還寫有“孫望撰，胡小石題”字樣，此即沈燮元先生在11月信中用作舉例者。

《元次山年譜》扉頁

沈先生此信絮絮叨叨中透露出仔細，本意乃是希望此書在版式設計時，扉頁保留“吳倩題耑”四字——不管是需要借重題箋者的聲威，還是表達對題箋人的敬意，保留“吳倩題耑”都是恰當的。可是1月28日函的态度截然不同，此信專就題箋說事，慎重交代箋條上吳倩題耑字樣，“在鑄版時此數字不鑄”，言下之意是收回前函的主張，叮囑扉頁也不要出現此四字。

何以如此呢？《吳湖帆傳略》提到，1957年政治運動中，吳湖帆雖然從“右派”邊緣奇迹般地開脫出來，但“他并不輕松，兒子述歐因為替他寫檢查，堕入了‘右派’行列，這無異于代他受過”（戴小京《吳湖帆傳略》，上海書畫社，1988年，98頁）。吳湖帆政治身份的危機發生在1957年底，推測沈先生後函提出鑄版時删除題箋人吳倩等字樣，正是為了規避潛在的風險，不然也不至于有此前後矛盾的舉動。

古典文學出版社就在上海，編輯諸公出于職業習慣，對風險的掌控遠在“書呆子”沈先生之上，于是幹脆就不用吳（湖帆）箋，另請沈（尹默）題，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出書時編輯有沒有知會沈燮元先生，則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确實說過，沈先生久而忘記，畢竟托顧公碩求字，為署名事反複折騰，印象太深，改換他人的情節很快就在記憶中淡化了。

另一種可能是根本沒有告知，從編輯立場考慮，作者提供了名人題箋，如果不是特别重大的理由，實在不應該替換成另一位名人的字迹，現在這種情形，其實不太好向沈先生交待，于是準備蒙混過去。沈先生盡管有美術功底，自己書法也當行，取得樣書以後完全沉浸在出版的喜悅中，無暇顧及書名字迹“走樣”；再加上先入為主地認定這是吳湖帆的手筆，對書法細節上的差異，誤以為是“鑄版”帶來的偏差，也就沒有深究。其實，按照孟剛兄的說法，他詢問沈燮元先生時，已經把“沈尹默”三字引出來了，而沈先生依然堅持是吳而非沈，至少說明，晚年的沈先生在認真看了箋條以後，還是沒有改變判斷，可見原來記憶之深刻。由此看來，編輯根本沒有告知更換題箋人的可能性更大，不然經過孟剛兄這樣誘導，總會勾出老人一絲絲的印象吧。

【按】

文章寫完，忽然看到沈燮元先生2015年6月8日接受學禮堂訪談，有一段專門提到《屠紳年譜》題箋情況：“這本書的題箋，還是請吳湖帆先生寫的，瘦金體，很美。可惜當時把寫有題箋的一頁宣紙拿到出版社去了，沒留下來做個紀念。”沈先生記憶中，吳湖帆所題是瘦金體，這也是吳湖帆經常用來題箋的字體，風格與沈尹默筆下的王字相差甚大，當年新書出版，沈先生居然沒有分辨出來，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者。

（沈燮元先生緻古典文學出版社兩函由安迪兄賜下，吳湖帆先生題箋書影由葉康甯兄提供，謹此緻謝。）

安迪附記：

今年上半年寫的小文《題簽故事》，談及《屠紳年譜》封面題簽的故事，承王家葵先生詳加訂正，如老吏斷獄，鐵闆釘釘。我在佩服的同時也感到慚愧，因為那篇小文章還有一個大錯，容我“坦白從寬”：

拙文提到周汝昌《紅樓夢新證》的封面題簽時說：“其實那是周汝昌集了顧随的字，顧随自己都沒能看出。”前一陣看到徐俊兄微信轉發趙林濤《顧随和他的弟子》（中華書局2017年版）書摘，其中說到《紅樓夢新證》的出版，是當時在棠棣出版社的文懷沙張羅安排的，改原書名《證石頭記》為今名，“還特意邀請著名書法家沈尹默題寫了書名”。那我怎麼會說是周汝昌集了顧随的字呢？

周汝昌當年寄書給老師顧随時，玩了一個狡谲，不明說書名是沈尹默所題，而“以為頗似默師大筆”，讓顧随猜。顧随回信說：“述堂（顧自稱）乍見，亦以為爾。細審之後，真應了禅宗大師一句話：‘雖然似即似，是則非是。’最大的馬腳是：出鋒皆不健不實。”顧随還仔細分析了這幾個字的筆畫，結論說：“确是默老結體之法，然而不熟不精，勉強之迹宛然在目，決非老師親筆也。”然後猜測可能是弟子，也可能是沈夫人。而闵軍所撰《顧随年譜》說：“據顧之京（顧随女兒）注釋，《紅樓夢新證》初版的封面書名題字是周汝昌集老師顧随的字而成的，但事先并未告知老師，所以才引發了先生于此信中一大段關于題字的猜想。”（中華書局，2006年9月版，247頁）

而周汝昌集顧随的字作為《紅樓夢新證》的書名，是197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重版時的封面，并不是1953年棠棣出版社初版時的封面。顧随已于1960年9月去世。

一篇幾百字的小文，居然兩處引用錯誤的證據，實在讓人汗顔并警覺：為文可不慎乎！？

《紅樓夢新證》1953年棠棣出版社初版

《紅樓夢新證》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