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2年下半年中小學教師資格考試的開考日。據教育部數據，2022年教資報名人數躍升至1144.2萬人，10年間翻了66倍，是有史以來報名人數最多的一年，遠遠高于考研人數的457萬，甚至比2021年全國新生兒人數1062萬都多，成為了聲勢浩大的“全民大考”。

一直以來，教資被戲稱為“爸媽快樂證”，是在校學生的心頭好，一證在手，就算是完成任務，爸媽喜上眉梢，再也不唠叨了，還能多個保底的退路，“再不濟就當個老師”。

但現在，越來越多的職場人走入了教資考場。我們與多位備考教資的職場人聊了聊，他們都有着一份穩定的工作和收入，來自國企、私企、互聯網公司，或正在創業。可即便如此，他們仍然焦慮着，面對未知的生活，考教資，成了一種成本低、易操作的獲取安全感的方式。

雖然多數人最終都不會走上教師崗位，但人人都想考教資，正在成為現實。

文 | 高越

編輯 | 趙磊

運營 | 栗子

到處有人考教資

畢業10年後，齊小燕再次走入了考場。

站在大門口，周圍是一張張年輕的面孔，一個女孩從身邊經過，看起來最起碼比她小了10歲，正對旁邊的同伴說，“我就是裸考，大不了下次再過”，語氣很輕快。但齊小燕沒法這麼放松，她卯着一股勁，想盡可能一次性通過，“上一次這麼用功，還是考大學的時候”。

她今年已經33歲，想趕在35歲的門檻前考進編制，時間很緊張。丈夫也并不支持，想讓她“随便找個班上”，在她的強烈堅持下，丈夫才勉強妥協。脫産備考的2個月裡，丈夫每個月要給她2000元零花錢，給老人買菜錢，還2套房子的貸款，給夫妻倆交社保，再承擔2個孩子的花銷，壓力很大。一旦這次沒有考過，之後更難獲得支持，小燕這樣想。

和齊小燕一樣，走進教資考場的中年職場人不在少數。據北京報考人數數據，從曆年來看，在考生人群中，隻有一半是在校生，其餘都是社會人士。這個情況，放眼全國，也很普遍。

39歲的青島媽媽宋雅舒同樣考下了教資，她考的是美術。宋雅舒曾是藝術生，學了6年畫畫，大學讀的服裝設計，畢業後創業開了服裝精品店。那些年，她膽子很大，常常包裡裝着幾萬元現金，坐深夜大巴去上海、杭州進貨。後來，宋雅舒結婚、生子，父母想讓她穩定下來，“有更多時間照顧家庭和孩子”，她順勢進入國企，負責後勤，一做就是十多年。

最近幾年，宋雅舒發現，周圍考教資的朋友越來越多，一位大學同學，本來在紡織行業工作，考了4年，卡着35歲拿到了教師編制，成為“勵志典範”。另一位好友在媒體，報社改制後，薪資驟降，不再做美術編輯，拼了一段時間考下教資，去家附近的輔導班當起了兼職老師。

眼看着自己要40歲了，宋雅舒沒打算進學校，她跟很多人想法一樣，“這就是一條後路”。有朝一日，一旦離開國企，她可以去孩子在的補課班代課，錢不用多，就當掙一個零花錢。

考教資并不難，對很多人來說，是個“踮踮腳就能夠得着”的選擇。1992年出生的空乘蘇蘇，預見到自己“能飛的時間不多了”，她愛笑，親和力強，也善于溝通，覺得“當老師是個不錯的出路”。在衆多科目中，她選擇了考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自學畫畫，再從零開始學鋼琴。她甚至還想着多手抓，“考完幼師，再考小學”。

30歲的帶貨主播宋敏，為了考教資，從8月份開始已經備考了2個月。她每天4點半起床，6點開播，一直到很晚才能下班，擠出時間複習。十幾年沒學過文化課了，她發現“自己還能這麼自律”，幾乎拿出了備考成人大專時的勁頭。

放眼四周，備考教資的人随處可見。每天中午，國企茶歇室裡，藏着記筆記的職工；上下班的通勤路上，身邊人耳機裡傳出的是網課老師反複強調的背誦重點；不下班的晚上，互聯網員工的桌子上擺的不是策劃案，而是一套套習題和随身攜帶的知識點小冊子；打開社交平台，随處可見一個個“瞞着領導和同事錄制的備考vlog”。

他們有着共同的目标：盡快通過。

▲ 圖 / 視覺中國

“多一個選擇，沒準兒用得上”

決定考教資的職場中年人，大多對現狀很焦慮，對未來也很迷茫。

拿着女兒的成績單，宋雅舒很不滿意——班級裡隻排中下水平，難免向别人提及時，也被她說得很小聲，有些不好意思。她勸慰自己，“要想開，養娃就像抽獎，誰讓你抽中的就是個普娃”。但在觀察過成績好的學生後，她又有些自責——班裡凡是不靠天賦、全憑努力的孩子，幾乎都離不開一個全職媽媽，在背後全程輔導，制定計劃。這一點，宋雅舒卻很難做到。

疫情之後，她所在的國企改制，領導更換，工作流程大變，常常半夜12點突然接到新任務，下午2點前就要完成，她的最高紀錄是一天内打了三四百個電話，向供應商核對數據。有時，就連晚上吃飯時，也放不下手機和電腦。那時候，女兒正上小學一年級，早上由夫妻倆輪流送孩子上學，放學後，隻能把孩子送到托管班，六七點再接回家。這樣一來，作業雖然不用操心，但質量堪憂，基礎更是沒能打好。

改制後，辦公室裡始終飄着焦慮的氣息，還學起了互聯網公司的習慣——到點不下班。沒成家的年輕人，下班了不肯走，在工位上“表演忙碌”，一位家住得很遠的同事，有時甯可住在單位裡，第二天早上，再當着領導的面洗漱。有些成了家的爸爸，不想回家帶孩子，躲在單位裡打遊戲，既避免了被妻子罵，又做出了加班的樣子。

一到下班時間，宋雅舒常常如坐針氈，心裡很着急，但所有人都不動，她更加不好意思做“第一個”。

眼看着要40歲了，宋雅舒沒了年輕時的沖勁與熱情，隻想按部就班地完成份内事，多些時間照顧孩子和家庭，“比起奮鬥，我更想要時間和自由”。

時間一長，她的身體也發出警報，确診了甲狀腺結節，需要一直吃藥，再按時複查。同時，她也不自覺地将焦慮情緒帶給孩子。一次送女兒上學時，耽擱了一點時間，遲到了一會，女兒想讓她給老師打個電話，解釋一下。她把手機忘在了車上，不想再回去拿，隻對女兒不停催促，“快進去，我上班要遲到了”。兩個人在校門口僵持了好一會兒，旁邊的家長看到了，借給她手機打了電話，才解決了這場“對峙”。

女兒進學校後，這位家長看出了她剛才流露的崩潰，勸慰她，“不要這麼焦慮，這樣的情緒對孩子不好”。單位并不對遲到扣錢，宋雅舒不知道那一瞬間的情緒從何而來，但從此之後，她開始把“全身而退”放在心上，想要效仿離開報社的同學，為自己謀個可行的退路。

與宋雅舒細密、長久的焦慮不同，齊小燕面臨的現狀更加嚴峻。大學畢業後，她開了10年跆拳道館，有自己的教練團隊，也跟許多幼兒園搞過合作項目，早幾年的時候，賺過一些錢。2019年，齊小燕剛剛花了20多萬重新裝修道館，沒想到，緊接着發生了疫情，學生和老師大量流失，幾乎是賠錢經營，每年還要交35萬的保證金和5萬元的二次消防費。那時候，她生了二胎，精力大不如前，每天愁得掉了不少頭發。

身邊做生意的朋友，大多在苦苦撐着，有人借網貸，還有人賣房子，齊小燕不想走到那一步。她跟丈夫是再婚，哪怕是為了大女兒的未來謀劃，不開道館，她也要繼續工作。大學時的輔導員，正在學校管就業工作，聽聞之後建議她，“不如先考個證，你有10年的經驗，可以當個體育老師”。

相對年輕的職場人，比起焦慮，更多是面對未知的未雨綢缪。25歲的廣東姑娘趙慧傑，剛剛邁入職場2年，就開始為日後做起了打算。她學金融出身，畢業後去了深圳，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做運營，現在正值雙十一節點，她要對接各個帶貨主播，一周無休，每天加班到11點，累得腳步虛浮。趙慧傑甚至沒想等到35歲的“生死線”，隻想再奮鬥幾年，就回老家茂名。

面對未來，她有不少迷茫，也沒想好回老家後要做什麼，隻把考教資當作有備無患，“給自己多一個選擇”。幾年時間，她的想法發生了很大轉變，大學時，面對父母考教資的建議，她很排斥，心裡想着，“這很無聊，為什麼要當老師？”但現在，在被互聯網行業摔打後，她已經有些羨慕做老師的朋友了——“穩定，又有寒暑假，是個不錯的選擇。”

真正回到老家的職場人會發現，考教資的推力無處不在。年初，95後的李丹從甯波回到了老家江西新餘，在一家外貿公司做專員，每個月扣除五險後，拿到手工資4600元。工作不忙，也不需要加班，有大把時間，父母操心起了終身大事，忙着為她安排相親。

接連相了2個，李丹都覺得不合适，她很郁悶，小城市的優質異性實在太少，“他們竟然要介紹初中畢業的”。父母卻把相親失敗的原因歸結于她的工作，笃定地對她說，“如果你是老師，别人都會上趕着來介紹條件好的人了，哪還需要等着。”在李丹的老家，别說相親市場，“隻要能教書，那就是無上的光榮”。

李丹想得開，既然下班沒事做，與其浪費時間，不如考一下試試，“大家都說宇宙的盡頭是考編，以後沒準就用得上”。

▲ 社交媒體上的經驗貼很受歡迎。圖 / 網絡

擠海綿式地複習

比起金錢和記憶力，對于職場人來說，備考教資，最稀缺的是時間。

通勤路上，是擠出來的時間。早晚開車時，宋雅舒會把手機打開，連上藍牙，播放前一晚看過的網課。她隻聽聲音，調到1.5倍速，1個小時的路程，就能聽完一節課。在國際留學機構做行政工作的張瀾，上下班路上，耳機裡播放的也是教資網課，她隻聽錄播，不看直播，開頭結尾和課間休息一律跳過，2個小時的課，她隻要1個半小時就能聽完。

更多的複習時間，還是來自午休和下班後。李丹每天6點半到家，7點半準時開始學習，持續到9點半，前期聽網課，後期大量刷真題和預測卷。買的教材附贈了一個精華知識點小冊子，李丹帶去了公司，趁着午休，“沒事就瞄兩眼”。

宋雅舒會大大方方地拿出教材複習，她所在的辦公室隻有3個人，關系很好，不必遮遮掩掩，隻是被人問起時，她還是保守地說，“為了退休之後做打算”。晚上9點半哄完孩子上床睡覺，書桌和台燈就被她征用了，常常從9點半看到淩晨1點，有時會困得趴在桌子上睡着。如果晚上沒看書，宋雅舒會先定好鬧鐘，早上4點爬起來補上，學完2個小時，再叫女兒起床。

▲ 宋雅舒的高中美術備考資料。圖 / 受訪者提供

夏天的上海很炎熱，有時晚上12點，張瀾還翻來覆去沒有睡意，之前她可能會接着刷會兒手機，但在備考時，她不止一次爬起來，打着燈看書。

職場人備考，沒時間走彎路，他們無一例外，都要借助機構網課和習題。據天風證券預測，教資考試培訓在2019年市場規模70.4億，預計2025年有望超140億。為了工作族和時間不充裕的人，頭部機構大多配備了30天沖刺班，價格在1000元到上萬元不等。

隻不過，選擇協議班的還是少數。近年來，多個機構推出9.9元、99元、199 元的低價直播課，更受考生青睐。宋雅舒買了兩個不同機構的網課，一個199元，另一個99元，“300元也不貴，網課講得很好”。趙慧傑更相信自己的水平，她常常加班，沒時間系統複習，隻在考前一個月，從淘寶上買了重點筆記和資料真題，隻花了幾十元。

大多數人是在工作和家庭之餘，擠海綿式地複習，但少數基礎較差的人，也會暫時脫産備考。齊小燕把家當作自習室，将梳妝台當書桌，每天除了接送孩子，其餘時間全部用來自習。一擡頭，眼前整面鏡子上貼滿了二十多個寫着密密麻麻知識點的便利貼，其中兩個比較特殊，是用顯眼記号筆書寫的，一個是“考期倒計時”，另一個是定的小計劃——“背簡答題，每天3道”。

齊小燕的備考并不算順利，考前10天内，模拟考還是一個81分，一個88.5分。面對這樣的分數，她有些難過，“别人裸考都能過，看來還是我太笨了”。

考期即将到來時，難免要“臨陣磨槍”。去年12月，筆試成績公布，張瀾順利通過，當時正趕上寒假，是她工作最繁忙的時候，等到能歇下來時，距離面試隻剩下10天。張瀾每天七八點下班後，找個沒人的會議室，立好手機，自己抽真題，模拟面試，還要反複觀看視頻複盤，天天待到12點才回家。臨考前兩天，宋雅舒也跟單位請了年假，每天坐在家裡刷8套真題，鍛練手感。

與在校生相比，深谙職場經驗的他們，有着自己的複習重點。宋雅舒寫了多年材料，作文幾乎不用訓練，30分鐘1200字并不是難事，她沒在客觀題下大功夫，主要靠大題拿分。張瀾也沒遵守“想要通過，選擇題不能錯超過4個”的規矩，她足足錯了11道，依然平穩通過。“年紀大沒關系，我有自己的優勢，應對考試，我們可是‘老江湖’了”。她說。

無用的證

很多職場人其實明白，這張教資合格證，對自己來說，最後大概率是沒用的。

一位30多歲的職場人曬出了兩張教資證，一個小學語文，一個小學英語，但她并不是為了炫耀，相反的，還有些無奈——“沒用的證，一共兩張。”很多人在評論中安慰她，有人說，“最起碼有些景點能打五折”，還有人留言，“等到孩子上學就有用了，科學育兒”。

一位上海的外企從業者深有感觸，“我也不明白，為什麼要考這個證，難道要放棄月薪2萬元的工作，轉行去做月薪8000元的麼？”結果婆婆告訴她，“這是為了證明，你是一個有能力，能說到做到的人。”

很多人的考教資之路，上得稀裡糊塗。從去年4月份開始，張瀾的家裡多了一幅畫面，兩個30多歲的人，像是大學泡圖書館的情侶，立着兩個平闆坐在一起學習，丈夫剛剛考上MBA的研究生，每天忙着看書、上課，張瀾則是在複習教資筆試。

她發現，身邊越來越多的人，都開始了“拿證之路”。有人考會計資格證，還有人拿人力資源管理證，像丈夫這樣搞成人教育，想提升學曆的人也不在少數。張瀾是文科生，為了“不被上進的丈夫落下”，考起了跟自己關系最大的教師資格證。雖然在留學機構被稱作“老師”，但她的日常工作與教課并無關系，她對當老師也毫無興趣，在她看來，這是一個“投資回報率非常低”的工作。這張教資合格證，注定是個“無用的證”。

跟風備考者用不上，想着有備無患的職場人，想真正用上這張從業資格證，也并不容易。事實上，風風火火的教資考試，隻是進入各類學校或教育機構工作的“敲門磚”，下一關的招聘編制考試，才是真正的難關。據媒體報道，去年，鄭州一個教育局招聘200多個教師崗位，報名人數達到了近2萬，有人報考了一所偏僻的農村小學，還有54個人一同競争。新聞裡，不乏清華北大的畢業生湧入中小學的例子，考教資簡單，但考教師編制，越來越難了。

就算放棄編制，成為臨聘老師，以合同的形式加入教師隊伍，也隻能生活在縫隙裡。他們被稱為“代課老師”，工作量大，考核指标嚴格，但卻要接受“同工不同酬”，許多人工資不超過3000元，還有随時被正式編制老師擠下去的風險。

考下教資的宋雅舒，并沒有辭職，丈夫勸說她，“如果想要離開國企，做新不如做熟”。現在，她重新撿起了自己的設計愛好，閑暇時，在朋友的工作室幫忙，朋友負責面料，她負責設計款式，全都是新中式的女裝，做喜歡的事，宋雅舒每天有源源不斷的新靈感。

至于美術老師，成為了被擱置的選擇，“這是最後一根稻草，也許等孩子上初中之後去試試，也許一直都不會做”。

今天，新一批教資人湧入了考場。壓力大的齊小燕抱着希望，“一次不行就兩次，一定要考過。哪怕不能考編，也可以進私立學校”。開考前夕，李丹卻遇到了突發情況，新餘市出現了疫情，全區靜默，她所在的鄉下也一直封村。從10月20日開始，她一直居家辦公，一邊刷題，一邊向當老師的同學打聽考試消息。臨考前3天，如期考試的通知終于到達，李丹卻打了退堂鼓，考場距離家10多公裡，她擔心當天村裡不解封，無法順利出去，更不想考完居家隔離，耽誤工作。思慮再三之後，李丹決定放棄這次考試，等待退費。

她還年輕，考試時間很充裕，短暫的失落過後，她腦子裡想的隻有一件事，“我要好好地睡上兩天，再去上班”。

▲ 考場外備考教資考試的人們。圖 / 視覺中國

（文中涉及人物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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