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19年第34期，原文标題《“90後”植發，被放大的形象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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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董冀甯

夢琦是一名大四女生，利用暑假來植發中心将發際線前移了1厘米

文/董冀甯

攝影/寶丁

有些刺眼的無影燈下，大四女生夢琦正在經曆一場長達6小時的植發手術——小巧的臉龐連同那雙靈動的眼睛全都被一塊遮光布蓋着，被她認為是先天缺陷的大腦門露在外面。腦門上有一條黑色記号筆畫的弧線，這條比她原本發際線低1.2厘米的弧線，象征着她未來發際線的模樣。

周圍6名醫護人員負責對付這一顆腦袋，其中兩個人手持植發針，剩下的人有負責麻醉和消毒的，還有觀摩的。旁邊的一個托盤裡放着之前兩小時裡從她腦後頭枕部提取的毛囊，植發手術的醫學稱呼是“自體毛發移植”，所植入的毛發均取自患者自身，通常是取頭後枕部的毛囊，再種到需要的地方，比如頭頂或者發際線處，取多補少，追求一種視覺上的平均。托盤裡，那些毛囊連着被處理至2毫米的頭發，很像一顆顆剛發芽的種子。

兩名醫生動作娴熟，從夾取毛囊，到種植在前額那條線框出的區域，每一針隻需要三四秒的時間，但對于夢琦，這顯然不是一樁輕松的差事，托盤裡，有2000個單位毛囊等待種植。之前“取發”已經耗費了兩個多小時，而“植發”的階段還要持續同樣長的時間。手術是局部麻醉，每植一小片區域都要打一針麻藥，除此之外，還要注射生理鹽水使頭皮膨脹、松軟。2000個毛囊單位，意味着夢琦腦門上兩指寬的區域，要挨2000多針。

盡管相較于傳統的手術刀劃口，現在的植發針已經屬于“微創”，但手術中，仍然需要有醫生不斷清理血迹。不是全麻，沒辦法一覺睡過去，這6個小時顯得格外漫長。我在一旁看着她眉毛皺起，在心裡權衡她這份罪受得是否值得。

這天上午，在這家醫療美容醫院的等候區，當夢琦告訴我，她也是來植發的患者的時候，我着實吃了一驚。區别于那些腦門發亮、樂于攀談養發經驗的中年大叔，她戴一副墨鏡，一頭棕紅色披肩卷發，在燈光下還發亮，怎麼看都着實不像有脫發問題。“她的頭發本身一直很好，發量也不少。”陪夢琦前來的男朋友鐘碩說。鐘碩後來告訴我，手術前取發的時候要剃頭，他眼看着夢琦後脖頸處的披肩長發被一縷縷剃掉，當時心裡有一種美好的事物被打碎的失落感。

夢琦是典型的南方姑娘，五官生得小巧，就是天生大腦門。她學的是建築設計，一個被戲稱為“拿頭發換畢業”的專業。熬夜制圖、頻繁開會，将來工作了還需要經常出差，按她的說法，“從此，關注發際線成了一種職業修養”。從大二開始，受周圍同學的影響，她陸陸續續開始購買一些防脫發和護發的産品，但是，最終促使她走入植發中心的，并不是脫發的困擾，而是她接觸到醫美，想要把自己大腦門的形象改善一下。相比于面部整形手術的高風險和大額花銷，植發看似是一種低成本、低風險的改變發際線的方法，從而進入她的視野。

之前，遮蓋腦門的老辦法是留劉海兒，但夢琦并不滿意：“遇到大風天以及洗完澡照鏡子的時候，難免還是有遺憾。既然有一個方法可以改變你的形象，而不是遮掩，為什麼不去改變呢？”于是，趁着讀研前的暑假，她走進植發中心。

“植發所承載的功能已經和十幾二十年前大不一樣了。”姚智晶大夫現在是“科發源”的一位門診醫師。1997年進入公立醫院醫療整形科，2003年出來進入民營植發機構，一直從事植發行業。

姚智晶說，整個90年代的社會氛圍對脫發是寬松的，大家調侃李嘉誠時會用“聰明絕頂”；看《編輯部的故事》裡發際線已經高到頭頂的葛優追女主角的時候，也隻記住了他的風趣幽默，沒人意識到他的形象是不是有什麼問題。但現在這個時代，頭發這一話題所包含的隐喻以及與情緒千絲萬縷的聯系明顯更加複雜。

從業超過20年的姚智晶大夫感慨：植發行業和原來真的不一樣了

人們對于植發的消費越發趨于主動。和十多年前往往因為結婚、求職等具體原因考慮改善自身形象不同，夢琦說自己并沒有什麼具體訴求，“之所以挑暑假來，主要是這段時間可以安心在家，不用見人”。

來自艾瑞咨詢的數據顯示，2015到2017年，與植發相關的搜索量增長了114%。2017年植發行業的産業規模達到了92億元，比前一年的44億元翻了一番，而今年整個植發産業有望突破120億元。

其中最明顯的增長部分來自年輕人。科發源美容醫院院長李興東告訴本刊，僅僅10年前，植發可能還隻是少部分年齡偏大的成功人士的選擇，但從近兩年的統計數據來看，目前手術植發者呈現越來越年輕化的态勢，主要分布在20～40歲之間，其中25～30歲的植發者占總人數的34%，20～25歲的植發者能占到16%，加起來，30歲以下的植發人群占比超過50%。

“整體規模也翻了幾番。”李興東回憶稱，往前倒10年，夏天因為容易出汗，很多患者擔心傷口感染，屬于植發行業的淡季，經常一天連一個患者都沒有。但現在，暑假已經被視為争奪學生市場的一個重要節點。大廳裡，有專門針對大學生的暑期優惠信息，也能看到大量像夢琦一樣的年輕面孔。“僅北京分院，一天就要安排超過50台手術。”李興東說。

一名患者在進行發際線規劃

“其實脫發的醫學問題并不複雜。”首都醫科大學複興醫院皮膚科的馮金鴿大夫告訴我，某種程度上，脫發問題是一個普遍性問題。有統計結果顯示，在中國，約有2億人受脫發問題困擾，平均每6個中國人中就有一人脫發，其中最主要的類型雄性脫發因為與雄性激素分泌關系密切，脫發患者中近七成為男性。

馮金鴿強調，首先，脫發是一種退行性改變，通常從成年開始，人的發量就呈現總體上減少的趨勢，而且快慢主要是由基因決定的，“無論是調節心情，還是使用護發産品，所起到的隻是延緩，而不能逆轉”。

“但從趨勢上，脫發問題肯定是越來越普遍和年輕化了。”馮金鴿說，“不規律飲食、較大的精神壓力，這些因素通過破壞人體的内分泌平衡引發脫發。而頻繁燙染、過度清潔則是從外部直接傷害頭皮毛孔。”而這些都是當代年輕人的日常生活狀态。

2016年，中國健康促進與教育協會發布的一份《中國脫發人群調查》顯示，中國脫發人群約為2.5億，以20～40歲之間為主，30歲左右發展最快，比上一代人的脫發年齡提前了整整20年。

植發的原理其實也很簡單，從永久不脫發區将健康的毛囊取下，植入缺少健康毛囊的區域。在醫療條件、醫師技術過關的情況下，毛囊成活率能超過90%，且不易脫落。對于平時來就診的患者，改善外貌意願明顯并且口服藥效果不顯著的，馮金鴿也會建議他們去植發，“從醫學的角度，植發不失為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很多時候，面對植發患者，醫生所要解決的不隻醫學問題。

姚智晶說，她20年前剛入行時，人們對于植發技術還充滿了不信任，經常有患者在決定植發前，每周坐着車往來于植發中心，旁觀、交流，持續兩三年之久。但是今天，年輕的植發者們會更迅速地做出手術的決定，哪怕她站在醫生角度都覺得沒有很大必要。她記得幾個月前有個男孩，來到這家植發中心不到一小時，就已經迫不及待要去做手術了。

那天早上8點30分，姚智晶剛坐進辦公室，門“砰”的一聲被撞開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大男孩沖了進來。将近一米九的大高個兒，導醫護士都落後他半個身位。男孩臉漲得通紅，還挂着汗，姚智晶一度以為他是有什麼突發狀況需要急救。男孩第一句話就說：“大夫，沒預約能安排植發嗎？我今天就要做，立刻。”“語氣挺沖的。”姚智晶回憶說。

她打量着面前的男生。挺帥的一個小夥兒，頭發一眼看上去沒覺得有什麼問題，不長，像剛理不久，發型師做了一個簡單的往中間攏冒尖的造型，整個人更顯挺拔。但小夥兒自己一副不滿意的表情。

又過了半分鐘，一位中年婦女急匆匆追進屋裡，她是男孩的母親。母親不好意思地向姚大夫解釋，小區邊上新開了一家理發店，自己在那裡辦了卡，推薦兒子也去試試，兒子之前的發型都是斜劉海兒往前梳，這次那個理發師堅持認為他适合一種新發型，便把頭發理成了現在這個樣子，兒子一下子就不幹了，“他昨天一晚上都沒睡好覺，這不一大早就跑來了”。

小夥子的情況有點複雜，他屬于M型發際線，額頭的發際線比兩側略微後退，如果這種發際線再出現脫發的問題就更糟糕了，相比于“地中海式”在頭頂或後腦勺位置脫發，這種情況脫發區位于最顯眼的前部，就像英國足球運動員魯尼那樣。

但在脫發程度上，小夥子不過屬于二級脫發。根據國際通行的脫發标準，在全部七個脫發級别當中，一級屬于“沒有脫發現象，未成年人的發際線”，而七級脫發則需要移植5000～8000個毛囊單位才能實現恢複正常觀感。小夥子的二級脫發表示“正常成年人的發際線，相較青少年時期發際線退後1到2厘米”，對他的年齡來說，也就超前了一兩年。

姚智晶判斷，眼前這個男孩暫時還不需要植發，他的頭發從觀感上還沒太大問題，問了家族中其他男性也都沒有脫發史，這通常意味着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不會很快發生大規模的脫發，而18歲，人體的激素分泌水平還在不斷變化。“是不是太早了一點，要不就等一兩個月，不就又能做劉海兒造型遮一遮了嗎？”姚智晶試探着問。

但男孩也做了不少準備工作。“我之前查資料很久了，就這個方法好，一勞永逸。”接着便主動詢問大夫發際線前移多少合适，男孩的媽媽問了幾句手術效果和安全的問題，也沒有表示反對。姚大夫也就同意了。最終，一個移植1500個單位、花費3萬多元，将發際線前移1厘米的方案被讨論通過。

術前理發的時候，姚智晶注意到男孩的前額都是紅的，有的地方還腫了。男孩隻說是不小心磕的，等到被推進手術室裡，媽媽告訴姚大夫，那都是昨天晚上兒子自己一個人的時候對着牆撞的。這事孩子念叨有兩三年了，老說自己顯老了。本來就青春期，剛開始學校不讓留長發，是孩子的父親專門去找老師說明情況。“他自己那點頭發都快成心病了，原來那個劉海兒，誰撩開也不行。”

從醫學層面，對一個患者的頭皮狀況做出醫學診斷并不複雜。“通常情況下，用特殊的毛囊檢測儀照射一下頭皮毛囊，看毛囊處于生長、萎縮還是休眠的哪種狀态，再詢問一下家族是否有脫發史，10分鐘的時間内，基本上就能夠得出一個醫學上的結論。”姚智晶說。

但是，植發醫生和患者的對話往往會持續一兩個小時。除了解釋發病機理，分析手術過程，這一環節重要的一部分是要聽患者講他生活當中的煩惱，為患者分析植發手術能給他的形象甚至人生帶來的改變。有一些問題具有哲學性，比如一位剛經曆相親失敗的中年女士曾問姚智晶：“植發能使我變得完整起來嗎？”還有人問：“醫生，我現在植發能彌補年輕時沒能長發飄飄的遺憾嗎？”

姚智晶隻能依據自己的經驗，嘗試着理解并克制地回答這些問題，對于一些脫發嚴重又完美主義的人，她隻能遺憾地向他們表達：“對不起，您的情況，即使植發，也不可能像正常人那樣擁有一頭濃密的秀發，隻能對現有的形象加以改善。”對于那些因此而感到沮喪的人，姚智晶也需要提供一些“心靈雞湯”。

“去試試烘焙或者插花吧，生活不隻你那一頭頭發。”在這天上午，我聽到她對一位家庭主婦這樣說。

植發手術通常需要五六個小時，需要多位醫生相互配合

很難說脫發焦慮和植發廣告哪一個先席卷了中國。目力所及的範圍内，公交站、地鐵通道、電梯間，植發廣告總是以最簡單的畫面和文案出現在人們面前——光頭謝頂的人縷縷碰壁，生活艱難；而頭發茂密的自信人士，平步青雲，成為人生赢家。廣告文案也直入人心——“上午植發，下午上班！”

與之對應的是，姚智晶醫生手裡開出的小面積加密和發際線微調的“小”訂單越來越多。醫美平台新氧公布的數據顯示，僅去年“雙11”期間，全國各大醫療機構就賣出了1.33萬個植發項目。其中，科發源在天貓旗艦店推出的微針植發項目銷售額為1141萬元。雍禾植發創始人兼CEO張玉則表示，近年來，雍禾完成的手術人次年增幅近100%。

變化的背後有植發技術進步的原因。李興東院長告訴我，植發市場的規模是從2004年左右FUE（無痕植發）技術進入中國開始逐步擴大的。此前FUT（有痕植發）的方式相當慘烈，患者将會被取下一整條皮瓣，頭皮會留下一道疤痕，而且因為疤痕很明顯，每次隻能從下往上取，沒有辦法跳着取，出于均勻度考慮，能取的發量也比較有限，“以前2000個單位已經算極限了”。而FUE的新技術直接通過植發針從供體區提取毛囊，減小了創面，患者可以在術後第三天就洗頭，這也是現在諸多機構宣稱微創的由來。因為是“點取”，FUE的方法提高了種植的均勻度，4000個單位以上的大範圍種植和小範圍加密、修補成為可能。

而真正主導行業爆發的是資本。2017年下半年，雍禾植發宣布獲得中信産業基金的投資，融資額在3億元左右，2017年投資後估值約5億元；2018年初，華蓋醫療基金投資5億元戰略控股碧蓮盛植發。“資本一進來，整個行業的規則就變了。”李興東告訴我，“原本科發源可能是行業裡曆史最悠久的一個品牌，但是雍禾那一年迅速擴張，從體量上超越了我們。”科發源一位廣告部的負責人告訴我，相比前幾年，“廣告投放規模擴大了至少3倍”。

王強當時參與了對雍禾植發的投資工作。他告訴本刊，當時大的背景是人們消費升級，年輕人對自己的整體形象更在意，醫美行業迎來了整體爆發。但是因為好幾家醫美平台都出現了醫療事故，投資機構才逐漸将目光轉向了手術風險更低的植發領域。“我們前期曾經先把‘90後’脫發的話題推向市場試水，在一些都市生活類公号上投放，發現大家都很有共鳴，就是現在的年輕一代不會像上一代人那樣很自卑地看待脫發問題，反而他們會自嘲、會調侃，然後很願意解決和改善這個問題，這就是市場的潛力。”

“當時基本上隻有一線城市有植發中心覆蓋，其他包括很多省會城市在内，植發服務隻是整形美容醫院的一個醫療項目，很多人是本來想做别的，發現調整發際線有同樣的效果，風險還小，才接觸到植發。”對于一個垂直領域來說，這意味着植發未開發的市場還很大。後來，王強所在的投資機構委托專業的市場評估服務商對植發行業做了評估，結論是包括醫療植發和整形植發、植眉，這是一個千億規模的市場。而在當時，整個中國的植發市場規模還不到50億元。

在夢琦植發的那家植發機構裡，牆上挂滿了影視明星、政商名流前來植發的照片，若有若無地表達出一種頭發與成功之間的聯系。姚智晶也會在朋友圈發她給不同患者拍攝的小視頻，帶着她的解說：“發友們，你們看，這是3個月來複查的，長得多好。”

民營醫療機構曆來重視患者之間的互動，特别是在早期，口碑的積攢是靠着新老患者口耳相傳完成的。這些醫療機構會在每周末組織“發友會”，通過發放洗發水、護發産品，刺激新老發友見面。“發友”是他們對彼此的稱呼，在姚智晶看來，這個稱呼将他們和病患的負面概念區分開來。

而對年輕一代的争奪，則上升到網絡世界。在知乎、微博、B站、抖音，甚至淘寶、天貓，各大植發機構都有相應的流量入口，“導診醫生”會抓住每一個勸你植發的機會。

阿浩在一個直播平台上給一家植發機構任“發友大使”，每周固定直播一次。他本身是一位男士護膚博主，這是半年前給他手術費打六折的條件，他需要直播20場，如果就診的患者報他的名字，他還能拿到提成。每周四晚上8點，他都會打開視頻，之前抛給姚智晶的那些問題，如今也抛向了他。

阿浩承認自己有一套話術。通常情況下，他不會說植發能夠給自己帶來什麼改變，而是植發本身就是一種改變：“你要有意識地去改變自己的形象，你去健身，去遊泳，最後朋友們說的其實不是你的形象變了，而是你變了。”他自認現在的年輕人很吃這一套。對于具體的方案，他會推薦資曆更好的醫生和更好的營養套餐，推薦“微針”而不是常規的FUE。“你們就是搞IT的，你們還能不知道嗎？英特爾那個處理器，7nm和14nm能一樣嗎？”不過，從“14nm”到“7nm”，植發的成本也同時陡增，姚智晶告訴我，早年間植發不過花費兩三萬元，而現在七八萬，甚至一二十萬的植發已經不再罕見。

消費就是這麼一步步被制造和建構出來的。邢晨今年27歲，在五道口附近一家互聯網公司從事軟件研發。他說他原來一點也不在意自己的形象，是典型的程序員，在大學早早就談了女朋友，“互相愛對方到不在乎相貌”。工作“996”，熬夜，加班，自己帶着一個項目團隊，不時還需要應酬吃飯，有限的空閑裡最大的愛好是看遊戲直播，“吃雞”。

“大概兩三年前吧，當時放年假去日本，周圍好幾個朋友讓我給他們帶一種生發的頭皮護理液，當時也沒概念，本來以為是什麼效果很好的速效藥，以為抹幾次就能讓頭發恢複，就給我自己也留了兩瓶，那種藥每天早起和睡前各抹一次，我抹了大概10個月的樣子吧，覺得沒什麼效果，後來去問我的那些朋友，他們也大都說隻是頭皮會感覺清爽點，尋求個心裡安慰，我說那你們這不是瞎折騰嘛。但在這個過程中，你就開始越來越關注你這幾根頭發了，就好像有了某種儀式感，再加上周圍不斷有植發廣告提醒你，你心裡就越來越覺得這是個事兒了。”邢晨說。他把最終做植發手術的動機歸結于自己不能忍受這種矯情的心理，“我這是用某種确定性替換掉不确定性”。

我見到邢晨時，他剛經曆了一場5個小時的手術，種了2300個單位，前額頂着黑黑的血痂。他還給自己辦了一張頭皮養護的卡，每周來一次，花費600元。這一趟“本來可以不做”的手術，花費了小10萬塊錢。不過邢晨覺得這筆錢花得值。他向我描述在植發手術中的感受時頗具詩意——“每一根頭發種下去，你會感覺麻麻癢癢的，就像撒下一把稻谷，你會期待它們落地生根，發芽結果的那個樣子。”

但姚智晶表達了對這種描述的懷疑：“打了麻藥之後，他應該沒什麼感覺。大多數人植發的過程，隻是像枕着一根木頭睡了一覺。”

（文中夢琦、鐘碩、邢晨、王強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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