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精神，植根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國傳統文化之中，這中間彌足珍貴的，無疑是它富于深厚的反省意識和強烈的憂患意識。

所謂“反省”，既包括每當在前進過程中遇到挫折、出現坎坷時，能夠“反求諸己”，審視自己的不足與局限，從而及時發現問題，重新選擇方向，百折不撓，克服困難，創造條件，突出重圍，走向成功；也包括在高歌猛進、一片光明之時，保持清醒頭腦，收斂鋒芒，低調沉着，未雨綢缪，将隐患消除在未萌的狀态。

所謂“憂患”，就是處于順境與主動的狀态下，能夠做到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不驕傲自滿，不忘乎所以，不得意忘形、不趾高氣揚，強調“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始終繃緊一根弦，從而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虛懷若谷，海涵一切，朝乾夕惕，踐行緻遠。

“雜于利害”：善于從正常中發現不正常，于合理處找到不合理

這種反省意識與憂患意識，毫無疑問，是建立在人們看待事物與處理問題上的辯證思維、逆向思維基礎之上的，其根本屬性是要善于從正常中發現不正常，于合理處找到不合理，這就是所謂的“雜于利害”。這要求人們能夠普遍地意識到，利與弊、得與失、善與惡、成與敗，乃是矛盾的對立統一。

具體地說：世上萬事萬物，沒有單純的利，也沒有絕對的弊，皆是利中有害，害中有利，而且這種利弊關系是變化的，即所謂“反者，道之動”，都向着其對立面轉化，“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所有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要獲取其利，首先要容忍和接受其害，老子言“天無棄物”“天無棄人”；孫子稱“智者之慮，必雜于利害。雜于利而務可信也，雜于害而患可解也”，揭示的都是這個道理，最糟糕的東西有其合理的成分，最美好的事物同樣也不無它的短闆與軟肋。

例如，“六藝”等儒家經典，在古代被人們推崇備至，奉若神明，但還是有人睿哲地指出了其存在的嚴重缺陷，反對一味迷信：“《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而美好的事物之所以會走向它自己的反面，最根本的原因，乃在于它不能“反省”，常常在無意識情況下輕易地逾越了“度”，過了界線。

同理，儒家所積極倡導的“禮”與“樂”文化，本來是治國安邦、和諧社會、維系統治的利器：“樂者為同，禮者為異。同則相親，異則相敬”，但是，倘若過了合适的“度”，那也勢必會造成困擾，帶來明顯的弊端，“樂勝則流，禮勝則離”，其他像“全”“多”“善”“美”等，皆為正面性質的事物，可是，在一定的條件下，它就“正複為奇，善複為妖”，恰如老子所言：“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

以“全”為例，全面與完善，固然很好，但一味求全，那麼，在實踐操作中，就容易陷入顧此失彼、捉襟見肘的窘境。考慮問題時不免瞻前顧後，患得患失，處理問題時常常優柔寡斷、投鼠忌器。因為即使擁有極大的優勢，但是如果不能把好鋼用在刀刃上，不講主次，四面開花，全面受敵，撒胡椒面，那麼這種優勢将不複存在，而必然将處于極大的被動之中，這個道理其實非常簡單，因為，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俱到；什麼都是重點，就沒有了重點。所謂“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

正确的方法是，在充分關照全面、有效照顧整體的同時，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資源，突出重點，高明選擇戰略主攻與突破方向，集中優勢兵力，中心突破，以點帶面，創造最經濟、最優先的效益，達成自己預定的戰略目标，這就是“故為兵之事，在于順詳敵之意，并敵一向，千裡殺将”，“并氣積力，運兵計謀，為不可測”。

“朝乾夕惕、憂患系心”：中國精神中難能可貴的價值體現

在中國精神中，與反省意識相緊密聯系的，就是憂患意識。通觀中國曆史，我們能夠清楚地看到，中國古代的哲人，尤其是那些堪稱思想巨人的大師，都有一種非常可貴的傳統，即“朝乾夕惕、憂患系心”。

孟子嘗言：“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又說“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再如孫子與《孫子兵法》，同樣，集中地體現了濃厚的憂患意識。孫子作為偉大的兵學家，對兵兇戰危有切身的體會，所謂“夫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也！”因此，憂患意識在《孫子兵法》一書中特别濃郁、特别充沛，一部《孫子兵法》自始至終在字裡行間滲透着“慎戰節兵”的價值取向，洋溢着“以戰止戰”的文化理念。這種憂患意識不僅籠罩在其戰争觀、戰略論的層面，而且也反映在《孫子兵法》具體作戰指導的細節中，不僅在戰争之前、戰争之中有鮮明的體現，而且也在戰争善後問題上有突出的表露，不僅在處于逆境情況下一再強調，而且也在處于順境條件下反複重申，如“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夫鈍兵挫銳，屈力殚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兇。命曰費留”等格言，均是其厚重憂患意識的集中流露，反映了一位優秀思想家對國家安危、民衆存亡乃至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

這種憂患意識值得今天的人們倍加珍視。《禮記·曲禮上》有言，“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它提醒人們最大的危險，來自于志滿意得，放松警惕，沾沾自喜，無所用心，讓勝利沖昏頭腦，讓太平消磨鬥志，而忘記了“反者，道之動”、“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的簡單道理。

北宋周敦儒《愛蓮說》一文中有兩句名言：“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這實際上表述的是《老子》、《論語》和《孫子兵法》等經典中所一再強調的憂患意識，告訴人們的是在不同環境下如何做人，怎般處世。其中“出淤泥而不染”所表達的是，一個人不屈服于惡劣的環境，自尊自強，從逆境中奮起，從挫折中進取。而“濯清漣而不妖”，則是喻指為人在順境中始終保持頭腦的冷靜和清醒，不忘乎所以，腳踏實地繼續前進。

從某種意義上說，一個人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的确難能可貴，然而要做到“濯清漣而不妖”則是更大的考驗。一個人在逆境中奮鬥、自強固屬不易，而在順境中自重、進取實在更難。而隻有具有強烈憂患意識的人，才能夠跨越這個巨大的陷阱，實現人生的升華。

在光大中國精神的過程中，我們必須回溯我們的傳統，回歸我們固有的文化，而傳統文化十分厚重與博大，所以，我們不可能也不必要不分主次輕重照單接收，而應該突出重點、把握關鍵，這個重點，就是堅持反省意識，強化憂患意識，而在今天，力戒虛驕之氣，強化憂患意識更是重中之重。

因為，面對風雲變幻的形勢，面對千頭萬緒的工作，面對紛至沓來的矛盾，面對形形色色的壓力，我們切不可平均使用力量去應對，見招拆招，而必須沉着鎮靜，以靜制動，突出中心工作，解決關鍵問題，循序漸進，化整為零，真正做到“有所為，有所不為”。

而憂患意識給我們的昭示正在這裡：人們既要善于從逆境中奮起，更要能在順境之中善始善終，戒驕戒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這正是我們今天領略《周易》《老子》《論語》《孫子兵法》精辟哲理、光大中國精神之時所應該具備的現代意識。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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