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是北宋的大改革家。他在變法初期，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全力支持，也得到了當時統治集團其他頭面人物的贊譽，照理說應該能取得預期的成效。可是為什麼最後卻失敗了？我們試着找一找其中的原因。

變法的重點，是片面的理财政策

王安石變法的重中之重是為王朝理财。他想通過推行新法，讓國家的錢袋鼓起來。王安石自然知道國家養了2萬多的各級公務員、養了120多萬的軍隊，也知道有多少貪贓枉法的現象存在。但是在他眼裡，這些導緻國家嚴重經濟危機的主因，不是冗員、冗兵、冗費，而是沒有取盡天下之财。

他認為，不在于開支多少，而在于生産多少，通過生産發展就能維持政府不斷增長的支出。所以從他頒布的十幾項新法來看，似乎隻有開源的政策，而沒有節流的措施。

他的新法政策，實際上就是盡可能地把民間的财富歸到國庫裡去。“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費。”就是他的理财目的。

比如，青苗法，以政府貸款取代了民間高利貸；均輸法、市易法，将原先由市場調節的物資流通和物價，變為政府壟斷。這一切的前提，都是為朝廷理财着想。

變法，富國不富民

王安石在長期的基層工作中，深知農民的疾苦。他針對當時的社會狀況，痛心疾首地說過，“富人兼并百姓的土地，使他們的财産布滿州城；窮人失去土地，使他們慘死在山溝水渠之中。”

因此，他認為變法首先要減輕農民的負擔，讓農民安心發展生産，不加賦而富民。

他的初衷和本意是好的，可是現實卻很殘酷。

比如，他推行了青苗法，本意是想讓農民在青黃不接的時候，通過政府低息貸款，減輕經濟負擔，安心種田。可是他忽略了政策施行過程中的一貫性。青苗法在執行中大大走樣了。本來，百姓向政府自願申請貸款，半年2分利息，年息約40%。可是衙門官員卻将利息提高到4分甚至8分，而且強制農民必須貸款。這樣一來，利息超過了民間高利貸。青苗法就演變為過度剝削農戶法。

再比如，他推行了免役法，本意是想讓民戶出錢來代替服役，使他們安心農業生産。可是他沒想到下等民戶哪有多少錢買不服役。免役法反倒便宜了富戶，他們出得起錢。

王安石變法的宗旨，是富國強兵，不在如何救低層老百姓于苦難中，而是在如何為朝廷增加收入中，所以他在施行新法的時候，隻是兼顧了農民的利益。如果影響了他理财的目的，他是很少顧着百姓死活。變法第六年，當北方大旱時，無數農民身無完衣，草根充饑。他照例按規定收取青苗稅、免役稅，害得在家災民隻好揭瓦拆木賣給官家以抵償。

變法确實大幅度地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以至國庫錢糧可供7年之用，可是百姓生活依舊叫苦連天。

變法，觸及了地主豪強和特權階層的利益

北宋中期，地主豪強勢力加快了對土地的兼并速度，宋仁宗天聖元年（1023）到嘉祐六年（1061），全國平均總戶數為1051.5萬戶，其中有田的主戶為656.27萬戶，無田的客戶為395.2萬戶，即大約有37.6%的農戶失去了土地。土地兼并的最終後果，必然造成懸殊的貧富差别，加劇社會矛盾，無地者無路可走，必然會激起民變。

王安石看到了兼并勢力的發展和官吏的貪暴腐敗，看到了“豐年不飽食"，荒年"棄餓嬰”的百姓苦難情景，使他憂慮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萬一掀起大規模造反，就會危及王朝統治。他知道光在宋仁宗期間，每年都有民變事件的發生（注：仁宗在位的42年間，發生“變亂”有60起，平均每年是1.43起），農村造反者不斷，城裡偷盜者不斷，甚至大白天衆“盜賊”在京城中呼嘯而過的吓人情況發生。

因此，他想通過變法，來抑制一下兼并勢力的肆無忌憚，這樣就不可避免地損害了豪強勢力的經濟利益。

他推行了保甲法、方田均稅法。前者在農村通過主、客戶每10戶為一保，每10保為一都保，每家出一個民兵的辦法，讓農戶忙時耕種，閑時訓練，既維護當地治安，又防止民變發生，還可成為軍隊的後備力量。後者在農村進行了土地清查，通過丈量土地，獲得準确田畝數，按規定納稅。這樣，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富民買田而不受稅額，謂之有産無稅；貧民賣田而不推稅額，謂之産去稅存”的狀況。

同樣，市易法、均輸法，也是抑制富商政策，以政府代替豪商操縱市場。

王安石的新法不同程度上觸犯了特權階層的利益。我們知道，封建社會中無論哪一個朝代，上下都有千絲萬縷的利益關系，這些關系形成了巨大的利益集團，每一個豪強地主背後幾乎都有後台老闆，每一個後台老闆本身就操縱着一條粗大的利益鍊。變法表面上損害了地方豪強的利益，實則更損害了後台老闆的利益。這就引起了對王安石變法的強烈反彈，從普遍支持變法到公開反對變法。

司馬光就是一個典型例子。王安石剛開始進行變法準備時，司馬光寫信給他，盛贊王安石，說王安石天下大名三十餘年，不論認識他或不認識他的人，都說王安石如果主事，天下就可大平，百姓也都得到好處。其他大臣也紛紛稱贊他。

司馬光本來和王安石是好朋友，他自然希望王安石變法能夠給社會帶來安定，給政府增加收入。這從一個側面，也說明王安石變法代表了整個封建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和願望。但是，當變法一旦造成了對特權階層的威脅後，司馬光就立刻換了一張臉，變成了反對變法的頭面人物。

變法，沒有得到皇帝的傾心傾力支持

神宗皇帝對王安石的态度，從十分支持倚重，到有所保留，最後如王安石自己所說，隻得五分。這從王安石兩次辭職中可以看出。

第一次辭職，是在熙甯七年(1074)。熙甯六年以來，北方連續大旱。司馬光、鄭俠等人借旱災攻擊新法引起天變，說大旱是變法引起的，隻有罷免了王安石的官，廢除了推行的新法，天就會下雨。

王安石可以不畏天命，神宗是畏天命的，他猶豫以後，終答應了王安石的辭職請求。

第二次辭職，是在熙甯九年(1076)，當時代替王安石主持變法的呂惠卿，向神宗誣告王安石“犯命矯令，罔上耍君"(欺上欺君)，神宗半信半疑。同時，神宗在對契丹、西夏用兵策略問題上與王安石存在歧義，再讓呂惠卿他們一告狀，可想而知，就又一次同意了王安石的辭職請求。這一去，王安石的政治生涯基本結束，過起了讀書寫詩的生活。

另外重要一點，神宗皇帝不對保守派進行嚴厲打擊，相反有牽制變法派的意思。如司馬光并不是神宗貶出的，是他主動辭職；文彥博一直當他的樞密使；富弼女婿馮京做禦史時，就上書彈劾王安石，神宗不但沒有按照王安石意思解其職，反而提升他做上樞密副使，後又升參知政事。因此在京城就始終存在着一股龐大的反對派力量。所以神宗一去世，太皇太後高氏垂簾聽政後，保守派就能在短時間内一擁而上，推翻變法。

變法，沒有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機構

王安石實行變法，是關系到北宋王朝國計民生的大事，照理應該有一個能負擔起改革大任的堅強有力的專門領導機構。但是王安石的變法機構似乎是臨時的，班子力量似乎也很薄弱。

改革伊始，王安石設立了制置三司條例司，作為變法領導機構，看似權力極大，掌握全國變法事宜和國家财政收支。可是好像條例司沒有發揮過轟動性的作用，而且僅僅存在了一年零三個月。以三司條例司名義頒行的新法，除均輸法、青苗法若幹外，其餘大部分的新法，如農田水利法、免役法、保甲法、方田均稅法等都是由司農寺頒行的。司農寺管轄的範圍相當現在的農業部。由它負責頒行新法，其權威性可想而知，基層執行不執行還是一個問題，效果好壞更是說不清楚。

如果王安石在相位倒還好說，在他第二次辭職後10年多裡，各項新法盡管繼續執行，但執行結果，很大程度上與王安石的預期願望相反。

除上述原因外，變法派内部日趨分裂，如呂惠卿原來在推行新法中做出過重要貢獻，後來卻為私利與王安石反目。另外，王安石還有自身的毛病。如：用人不當，性格固執、氣量不夠，不善于團結人，樹敵過多。這也可能是變法失敗的一個因素。

如果在新法施行過程中，他能夠聽取朋友們的一些正确意見，根據實際情況，适當調整變法政策，也許變法的效果會顯著一些。遺憾的是，他是屬于一根筋的“拗相公”，聽不得反對意見，有人越是反對，他越是堅持到底。司馬光說他，雖然賢良，但很固執，這話好像并不過分。

結論

王安石屬于向前看的政治家，他代表整個封建地主階級，從維護和鞏固王朝統治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出發，推行了一條改革之路。他的變法最終失敗與其它封建王朝進行的變法失敗一樣，歸根結底是由于封建制度所造成。它不可能産生猶如現代的經濟體制，任何變法也不可能改變封建王朝的根本性質，而達到富民強國的目标。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