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一詞，在當時就已有了，但還沒有作為特定的專用名詞。例如，《成國策•秦策四》載頓弱說：“山東戰國有六”。《楚策二》載昭常對楚襄王說：“今去東地五百裡，是去戰國之半也。”《趙策三》載趙奢說：“今取古之為萬國者，分以為戰國七。”《燕策一》載蘇代又說：“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到了漢代初年，“戰國”這個詞義還沒有變化。《史記•平準書》：“自是之後，天下争于戰國”，便是其證。曆史上把秦統一前的“七雄”稱為“戰國時代”，應該是從西漢末年劉向編定《戰國策》一書後開始的。

戰國時期是我國古代曆史大變革的時期。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體系的崩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由于中國幅員廣大，各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直到戰國中期山東半島的鄒國仍有前社會的殘霞餘輝。公元前七六世紀之交，舊社會開始加速潰散解體，新的社會也在這時發出曙光，到了秦的統一，中國才大體上告一段落。

這個轉變就各諸侯國來說，雖然變革的時間有先有後，變革的程度也有所不同，但其變革，都與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有看直接關系。

鐵器的廣泛使用和農業的發展

戰國時代，由于冶鐵技術的進一步發展和鐵礦的開發，鐵制工具已經在當時的各種生産領域中普遍使用。據《管子》所記，當時必須有鐵制工具，“然後成為農”，“然後成為車”，“然後成為女”（《輕重乙篇》），“不爾而成事者，天下無有”（《海王》）。戰國中期，孟子曾以社會分工為必然而反對主張“賢者與民并耕而食”的許行，并問其弟予陳相說：“許予以釜甑爨，以鐵耕乎？”（《膝文公上》）可知當時中原地區“鐵耕”已經非常普遍，許行不用“鐵耕”已成了出乎常情的事。從有關文獻記載和近年考古發掘出土的工具來看，鐵制農具有耒、耜、犁、铫、耨、鋤等；鐵制手工業工具有刀、斧、鑿、鋸、錐、錘等；鐵制兵器有仗、矛、劍、甲胄等；在人們的裝飾品中，如帶鈎也有用鐵制造的。

鐵器的普遍使用，有助于新的社會生産力的發展。新的生産力的發展，促進了新的生産關系的成長，推動着生産關系的變革。正如馬克思所指出：“各種經濟時代的區别，不在于生産什麼，而在于怎樣生産，用什麼勞動資料生産。勞動資料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測量器，而且是勞動借以進行的社會關系的指示器。”鐵制農具的推廣有利于大量荒地的開墾，便于深耕、發土、平田、除草和收割，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促進了農業生産的發展。

耕作技術的進步

戰國時代，耕牛的使用雖然還不很普遍，但也已開始推廣。在牛拉鐵犁的發明與使用以前，翻地要靠人力，即所謂“耦耕”。使用牛耕比耦耕提高效率很多，不過當時所用的犁铧比後世的要笨鈍窄小得多。從山西渾源出土的牛尊來看，春秋後期晉國的牛都已穿有鼻環，說明牛已被牽引從事生産勞動。戰國時稱牛鼻環為“三棬”，《呂氏春秋•重已》《尚書•梓材》雲：“皇天既付中國民，越（與）厥疆土。”

《尚書.堯典》雲：“蠻夷滑夏”，又雲：“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姿所以之，順也。”春秋晚期晉國的範氏、中行氏失敗後，逃到齊國，其子孫變為農民“将耕于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國語•晉福》），即把養在宗廟祭祀用的犧牲放到田畝裡耕作，說明當時的牛耕情狀。戰國時代，牛耕的進一步普遍和技術的進步，從河南輝縣固圍村和河北易縣燕下都遺址出土的鐵犁铧皆為V形，前端尖銳，後端寬闊，銳端有直棱，能加強刺土力，便可證明。

耕作技術的進步，主要出現了“深耕易耨”（《孟子•梁惠王上》）。

易是快速的意思，“易耨”或稱為“疾耨”。《管子•度地》說：“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耨”。“疾耨”也或稱為“熟耘”。《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說：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表明深耕已經普遍推行。《呂氏春秋•任地》說：“上田棄畝，下用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這裡所說的“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就是說深耕一定要達到表土下層水墒部分，才能有利于農作物生長；“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他們已認識到通過深耕可以收到消滅雜草和蟲害的效果。《呂氏春秋•辯土》又說：“故畝欲廣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陰，然後鹹生。”這裡所說的“下得陰”是指農作物從地下吸收水分和肥分；所謂“上得陽”，是指農作物從天上得到陽光。深耕不僅能提高田畝産量，而且還可減輕蟲旱之害，所以受到人們的特别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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