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乩起于中國古代，最早見于劉宋時期劉敬叔的《異苑》，時人通常在正月十五，在廁所或豬欄邊迎接紫姑神，憑偶像的跳動，蔔未來蠶桑。

扶乩要準備帶有細沙的木盤，沒有細沙，可用灰土代替。乩筆插在一個筲箕上，有的地區是用一個竹圈或鐵圈，圈上固定一支乩筆。扶乩時乩人拿着乩筆不停地在沙盤上寫字，口中念某某神靈附降在身 。所寫文字，由旁邊的人記錄下來，據說這就是神靈的指示，整理成文字後，就成了有靈驗的經文了。扶乩來源于古代占蔔問神術。人們有了疑難，就通過龜蔔、蓍筮向神祈禱，請求神靈指示，預測吉兇，再根據神的指示去辦事。西漢以後，産生了大量的谶緯書，道教法師們承襲其技，扶乩降筆，依托神靈降受道教經書，在魏晉時期開始大量湧現。宋、元、明、清，占蔔扶乩之風愈盛，在現存道經中占有相當一部分即有此而來。

扶乩是古人一種問蔔方法

所謂〔乩手〕，就是指幫助善信與神祇溝通的凡人。要成為〔乩手〕，一定要與神祇有緣，及經過長時間訓練才可，而且要保持心境平靜，齋戒更是少不了，〔飛雁洞〕的〔乩手〕更規定不可結婚。　〔開乩〕亦有一套步驟，善信要跪在壇前，招南蛳蓭熖岢鰡栴}，但不用口講，隻要在心中詢問，〔乩手〕就會感應仙師回覆的答案，用〔乩筆〕在指定的乩盤寫出來，再由其他助手筆錄記下來，當〔乩手〕停筆之時，就表示完成。

扶乩，《辭海》的解釋是“一種迷信，扶即扶架，乩指蔔以問疑……，”也叫扶箕、扶鸾，與扶乩相似的法術，世界各地都有。另據《中華道教大辭典》解釋“扶乩是古代“天人溝通”術的一種，又名扶鸾……”。英文為Sciomancy或Planchette.Writing意即箕占、篩占、乩占等。扶乩的最早紀錄見于我國東晉時期，唐時傳入日本，由日本傳入荷蘭，再由荷蘭傳入歐美各國，在日本叫做“靈子術”，西方國家稱扶乩的闆為“維吉闆”，研究扶乩的組織叫“靈學會”，能夠組織扶乩和與神交流的人稱“神媒”或“靈媒”。美國前總統威爾遜生前笃信扶乩，有一次乩盤上寫出了許多古代希伯來文，當時在場的人都不認識；英國著名生物學家查理、達爾文的哥哥伊拉斯馬斯等都接觸扶乩。達爾文堅信扶乩，經常在自己家裡組織扶乩會，達爾文曾經參加了一次扶乩會，但中途退場了。達爾文的好朋友、著名生物學家赫胥黎對扶乩雖然持懷疑态度，但經常參加扶乩會，而達爾文的另一位好友、著名科學家華萊士卻是扶乩的堅決擁護者。

東晉哀帝年間（公元362至365年），江東一帶天師道盛行，時任護軍長史的許谧舉薦能夠通神的楊羲，到會稽王司馬昱（後為晉文帝）府上做事。許氏世代信奉天師道，他們在京都建業（今南京）設立乩壇，許谧為壇主，楊羲為乩手兼紀錄人，最初的道教《上清真經》31卷，就這樣出自他們扶乩之手，但後世學者多疑他們假托神明自己造作。至北周武帝天和年間（公元五六六至五六九年）時，有一位叫王靈期的道徒通過扶乩，增修《上清經》達到186卷，其中127卷已經印行，成為道教上清派的基本教義。

我國曆史上，民間扶乩多在正月十五日夜裡，迎請紫姑神，蔔問來年農耕、桑織、功名之事。唐代李商隐就有“羞逐鄉人賽紫姑”的詩句。

宋代民間流行扶乩，以文為盛。沈括《夢溪筆談》“近歲迎紫姑仙者極多”。宋代洪邁《夷堅志》詳細描述了扶箕的情形。陸遊在《箕蔔》詩描述說：“孟春百草靈，古俗迎紫姑。廚中取竹箕，冒以婦裙襦。豎子夾相持，插筆祝其書。俄若有物評，對不順臾，豈必考中否，一笑聊相娛。”陸遊以扶乩作為娛樂，一笑了之。扶乩的興起與科舉有關，讀書人臨考前心中空虛，就以扶乩祈求神示，陸遊在詩中說的“豈必考中否”就是預測科舉事。據記載，清順治年間，有個男子扶乩。“乩仙”降臨後，該男子問：仙從哪裡來？乩書曰：“兒家原住古錢塘，曾有詩篇号斷腸。”該男子又問：仙是何姓氏？乩書曰：“猶傳小字在詞場。”因為該男子不知道有《斷腸集》，看見乩文有“兒家”兩字，知道“乩仙”肯定是女子，便猜測道：“仙莫非是蘇小小嗎？”乩書曰：“漫把若蘭方淑士，”該男子還是不解又問：“莫非是李清照嗎？”乩書又曰：“須知清照易貞娘，朱顔說與任君詳。”該男子這才恍然大悟，知道是朱淑真降壇，于是一問一答，“乩仙”寫成《浣溪紗》等詞後離去。因為該男子不通詩文，不知道朱淑真的詩作《斷腸集》，所以這裡“乩仙”的文采，明顯高于該扶乩者，乩文由扶乩者造作的可能性幾乎為零。 曾有人扶乩，迎來呂洞賓降乩作詩雲：“此間雞犬亦神仙，信是桃源别有天。覺得春風都着意，綠楊如畫柳如煙。”似乎仙界也一樣的擁有雞犬、春風、楊柳等人情風物，炫耀之色溢于言表。另外傳說還有人在扶乩時，遇到譚嗣同降壇作詩：“亞陸已無華世界，輪回尚有淚汍瀾。這回莫問人間世，渺渺天風送玉鸾。”譚嗣同參與戊戌變法失敗遇害，死後似乎也陷入悲苦無奈的處境。

兩千年來，扶乩的用具幾乎沒有變化，一般有專用的木制沙盤和三角形、丁字形乩架，或笸籮、篩、籮等。随着時代變遷，降臨乩壇的角色有與時俱進的特點，據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江曉原考證：降臨乩壇的一般為鬼、神、仙等角色。清末民初，“在‘同善社’降壇的有孔子、老子、釋迦牟尼、穆罕默德、耶稣、拿破侖、華盛頓、托爾斯泰等等”。人們對扶乩的真假與否，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待扶乩的态度長期莫衷一是。另外，近年來在一些大學校園裡，流傳着碟仙、筆仙、銀仙、筷仙等，也是扶乩的不同表現形式。當然，早在1934年上海灘就曾經流行過碟仙。一般來說扶乩的方法是用乩筆在沙盤上寫字。乩筆就是兩根小木棒，釘成丁字形。沙盤是簸箕上放沙或米。進行扶乩活動時，燒香點燭，請神下凡，讓乩筆在沙盤上抖動。巫師就根據沙盤上的圖形說出是某詞某句，根據這個詞句預測吉兇。各地區各時期的扶乩方法大同小異。但在甘肅通渭民間扶乩的形式是由兩位老者，跪在地上雙手握緊闆凳的四條腿，每人握緊兩條腿，向神問世，如果不是，闆凳搖晃的非常厲害，兩人需要很大的力氣才能控制。這種形式的乩神隻能表達是與否而不能書寫文字。

古代學子以乩仙示題。《子不語》卷二十一記載了二樁偶合之事：“康熙戊辰會試，舉子求乩仙示題，乩仙書‘不知’二字。舉子再拜，求曰：‘豈有神仙而不知之理？’乩仙乃大書曰：‘不知不知又不知。’衆人大笑，以仙為無知也，是科題乃‘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三節。又甲午試前，秀才求乩仙示題，仙書‘不可語’三字。衆秀才若求不已，乃書曰：‘正在不可語上。’衆愈不解，再求仙明示之，仙書一‘署’字，再叩之，則不應矣。已而題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一章。”乩仙的手法很模糊，這是其高明處。學子很會聯想，以“不知”為“不知命”，以“不可語”為“不如好之”，“署”是四個“者”，這些都與考題應驗了。如果實在應驗不上，乩仙說的“不知”、“不可語”也算是實話。 學子還以扶乩問前程。《閱微草堂筆記》卷四記載：“姚安公未第時，遇扶乩者，問有無功名。判曰：‘前程萬裡。’又問登第當在何年。判曰：‘登第卻須候一萬年。’意謂或當由别途進身。及癸巳萬壽恩科登第，方司萬年之說。後官雲南姚安府知府，乞養歸，遂未再出，并前程萬裡之說變驗。”乩仙說：“萬年。”可以作多種解釋，遙遠無期；此途不能；萬歲（皇帝）開恩之時，因此求仙者必然可以與其中的一種解釋巧合。紀昀對這個故事論述說：“大抵幻術多手法捷巧……所謂鬼不自靈待人而靈也。蓍龜本枯草朽甲，而能知人吉兇，亦待人而靈耳。” 扶乩還教人們如何處世，戒貪、克淫，以謹慎行事。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記載：“海甯陳文勤公言：昔在人家遇扶乩，降壇者安溪李文貞公也。公拜問涉世之道，文貞判曰：‘得意時毋太快意，失意時毋太快口，則永保終吉。’公終身誦之。”由此可見，扶乩有時并不全是迷信。扶乩在明代最流行。《山西通志》記載：“太原府純陽宮在貢院東天衢，明萬曆年建。凡起造規劃，偕仙乩布置。内八封樓、降筆樓，亭洞幽雅，俱非人思意所及。即對額皆乩筆所題，碑記乃李太白乩筆也。用醉翁亭體，文甚奇俊。”乩仙成了建築師，李白成了乩仙，亭宇成了扶乩的産物。扶乩術受到統治者青睐。明憲宗時，李孜省為了拉攏勢力，通過乩仙說江西人赤心報國，啟用了一大批親信，顧王工以扶乩累官至太常少卿。

扶乩術曾用于官場上的明争暗鬥.

《明史·藍道行傳》記載：藍道行以扶乩術得幸，他為了搞垮政敵嚴嵩，“乩仙言嵩奸罪”，世宗于是遣放了嚴嵩。嚴嵩就與道士田玉勾結，田玉擅長扶乩術，誣藍道行，藍道行下獄死。另一個大臣徐階極力反對扶乩術，他對世宗說：“扶乩之術，惟中外交通，間有驗者，否則茫然不知。今宮孽已失，僅非道行所緻。且用此輩。孽未心消。小人無賴，宜治以法。”後來，世宗殺了田玉等人。明俞如楫的《禮部志稿》載有馬文升《複奏四事疏》：“宜令各該巡城監察禦史及五城兵馬司并錦衣衛巡捕官逐一搜訪，但有扶乩禱聖驅雷喚雨捉鬼耳報，一切邪術人等及無名之人，俱限一月内盡逐出京。”可見，扶戰術已經對社會發生很大危害，不然，馬文升怎麼會如此鄭重地上疏？

道教關于扶乩的認識

道教以“道”為最高信仰，“術”隻是弘道演道的一個形式，但是後世學道之人多重視“術”，忽略“道”，并且也有部分人假借神仙之名為非作歹者多。因此祖天師在《想爾注》說：“諸附身者，悉世間常僞伎，非真道也！”第四十三代張天師《道門十規》中說：圓光、附體、降将、附箕、扶鸾、照水諸項邪說，行持正法之士所不宜道，亦不得蔽惑邪言，誘衆害道！《太上天壇玉格》雲：“一切上真天仙神将，不附生人之體，若輒附人語者，決是邪魔外道，不正之鬼。”又說：“或稱上真降駕，憑附生人……遂為天魔外道五路大鬼侵入法壇。”故豈可不慎之！白玉蟾祖師曰："漢天師有雲：'今之學法之士，不本乎道，不祖乎心，人自為師，家自為學，以開光附體為奇，以影迹夢想為妙，其所召之将吏，則千百姓名；其所補之法職，則真人使相。或以師巫之訣而雜正法，或以鬼仙降筆而謂秘傳，問之則答為依科，别之則執為真授，嘻！邪師過謬，非衆生咎，一盲引衆，迷以傳迷。哀哉！'"

《道法會元》也有“師曰：附體、開光、降将、折指、照水、封臂、攝亡墜旛，其鬼不神，其事不應，皆術數也，非道法也。知此者，可明神道設教耳，知道者不為是也”。自此以後，扶乩多走向民間，道教中少見。

清代有扶乩世家，以扶乩為業。

《子不語》卷二十二記載：“乾隆丙午，嚴道甫客中州，有仙降乩鞏縣劉氏，自稱雁門田穎，詩文字畫皆可觀，并能代請古時名人，如韓、柳、歐陽、蘇來降。劉氏雲：‘有壇設其家，已數載矣。’中州仕宦者，感敬中信之。”

1945年夏初，重慶成立了國際宗教研究會，發起人為了撰寫宣言，便組織扶乩，請濟公降臨乩壇為研究會題寫宣言，曾經出任中國駐印度等國外交使節、信奉基督教的盧春芳先生，親眼目睹并記錄下濟公降臨乩壇題寫的乩文，濟公以“锺靈毓秀”為韻，題寫了中英文對照的《國際宗教研究會宣言》。

在現代，人們認為扶乩術有很大的欺騙性，焚香設祭，給人一種肅穆的感覺。根據沙盤紋路就斷言是某種詞句，以之預測事物是沒有科學依據的。解放後，政府取締了扶乩術。現在闾山道港澳台等海外華人圈還保留扶乩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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