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這種文學體裁，大約出現于隋代，原是當時興起的以漢族民間音樂為基礎、糅合少數民族以及外來音樂而形成的新聲“燕樂”（“燕”通“宴”，在宴會上演出，故而得名）的歌詞。由于所配合的音樂比以前的“雅樂”與“清樂”更優美動聽，文學結構也比其他詩歌體裁更繁複精巧，故為人們所喜聞樂見，并吸引了越來越多的詩人和音樂家參與創作。經過四五百年的發展，終于在宋代達到了巅峰：創作隊伍不斷壯大，創作視野不斷開闊，創作技巧不斷變新，像地下伏流終出峽谷，一瀉千裡。

結束了五代十國的戰亂，北宋初年的穩定環境為休生養息奠定了基礎，随着生産力的不斷恢複和發展，社會日漸繁榮。這時候的市民階層已大部分在滿足口腹之欲後，有了新的精神方面的追求，他們和早已得利的士大夫階層一樣，對于文學有了新的要求。由于這兩個階層的藝術主旨并不一緻，所以在北宋初年的詞作上也表現得大相徑庭。

最初的時候，幾乎是士大夫們的詞作一統天下，并在宋仁宗時期達到了巅峰。代表人物有晏殊，歐陽修，他們都官至宰輔。他們的詞作主要反映的是士大夫階層悠閑自得的生活和流連美景傷感時序的情懷：詞作大都詞筆清麗，氣度悠閑，言情纏綿而不輕薄，達意明白而不發露，詞風近南唐馮延巳。晏殊的幼子晏幾道也擅長小令，與其父并稱“二晏”。由于其個人經曆門庭衰落，從錦衣玉食的貴公子降到寒士，經曆了人世滄桑，故其詞高華之中深寓悲涼。雖然論時代他已經在北宋末年。但詞風依然是晏殊，歐陽修之流派。

随着時間的流逝，市井平民中的詞人也開始不斷湧現，直到出現了一個自稱“白衣卿相”的柳永。柳永一生漂泊，沉淪下寮，較為接近底層人民，所作多描繪市井風光，傳寫坊曲歡愛，抒發羁旅情懷，内容比晏、歐詞豐富，語言也俚俗家常，頗為符合市民階層的口味。柳永精通音律，長期混迹于秦樓楚館，與民間樂工、歌姬合作創作了不少新腔，大多是表現都市生活的慢曲長調。柳永将六朝隋唐小賦的技法引進到填詞的領域。他擅長用層層鋪叙處處渲染淋漓酣暢的寫法，迥異于崇尚含蓄、講究韻味抒情詩般的傳統詞作作法。得益于較為新鮮的時代風貌，通俗易懂，所以具備了較為廣泛的群衆基礎，故而風靡一時。赢得了“凡有井水處，即能歌柳詞”（宋葉夢得《避暑語錄》）的盛譽。

這一時期，還有一位善用“影”的詞人張先，沒錯，就是那個被蘇東坡寫詩嘲諷為：“一樹梨花壓海棠”的張先。張先其人，做過官，但沒有晏、歐那麼大的官，但又不想柳永那樣一生仕途坎坷。其詞風“适得其中，有含蓄處，亦有發越處”（清陳延炤《白雨齋詞話》），大約處于兩派之間。

宋詞發展到柳永這裡，終于完成了第一次轉變。但這轉變是有限的，隻是翻新了詞的音樂形式而已，并沒有從内容本質上突破“豔科”的藩籬。因此，從更高的層次來給宋詞劃分流派的時候，人們還是将柳永與晏殊，歐陽修等一并劃入“婉約派”的陣營。宋詞中拓寬意境，擴大表現詞的表現功能，并實現像寫詩一樣自由的變革，則寄托于即将出現并發展壯大的“豪放派”。

“豪放派”的始祖可以追溯到與晏殊歐陽修同時期的範仲淹。範仲淹出身貧寒，發達後不忘本，具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博大胸懷。他曾經親率宋軍抗擊西夏的武裝入侵，又主持過”慶曆新政“，後又因故被谪貶，在洞庭湖畔寫下千古雄文《嶽陽樓記》。範文正的詞僅五首傳世，卻頗有新意：如《漁家傲》寫邊塞風光、軍旅生活，以悲涼為看慷慨：《剔銀燈》借詠史發洩政治牢騷，于诙諧中見狂狷。這些在當時以風月為主的詞壇上無異是震耳發聩的雷鳴。

時間進入北宋後期，改革家王安石，一方面在創作上步範文正之後，一面又在創作理論上向詞必須合樂的傳統觀念發出來挑戰。他說認為：“古之歌者皆先有詞，後有聲，故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合聲“，如今先撰腔子，後填詞，卻是永依聲也。”這句話實際上是以破為立，”豪放派“的創作綱領已經呼之欲出了。”豪放派“要解放詞體，打破“詩言志”而“詞言情”的題材分工，沖開“詩莊詞媚”的風格劃分，就必須松開束縛着此的音樂枷鎖，這一點上比王安石略晚一點的蘇轼走的更遠。

蘇轼把詞當作句讀不葺的新詩體來創作，所以“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聲律”（陸遊《老學庵筆記》）。他在詞作裡懷古傷今，談玄論史，抒愛國之志，叙師友之誼，寫田園風光，記遨遊情态，“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清劉熙載《藝概》）。蘇轼的詞時而豁達開朗，時而慷慨激昂，時而悲涼沉郁，時而平易随和，“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不可止”（蘇轼《答謝民師書》），蘇轼是“豪放派”當之無愧的奠基者，宋詞的第一個高峰終于出現了。

雖然“豪放派”已經有了蘇轼這樣的大家，但北宋末年的詞壇依舊是以“婉約派”為主，就連蘇門中最受蘇轼喜愛的秦觀也是“婉約派”，詞風學的是柳永。在北宋後期的婉約派詞人中，秦觀是藝術造詣很高的一位。秦觀的詞特點鮮明，隻需用中音清唱，以淺墨淡抹旋律卻有一種沉重的詠歎。他的佳作既達到了“雖不識字人亦知是好言語”（宋人吳曾《能改齋漫錄》記晁補之語）的贊賞，也赢得了士大夫們的交口稱贊。

北宋晚期的另外一個“婉約派”重要的代表人物則是掌握朝廷音樂機關的周邦彥，他在繼承柳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婉約詞的藝術形式。其詞作表現出以下幾個特點：1、嚴格的規範性。其詞作字句較整饬，呈現為格律化的定形。2、音律的繁複性，作為朝廷最高音樂機構的掌門人，周邦彥的詞作往往在一曲中多次轉調，這就必須處處留意字聲，平上去入，陰陽輕重，各用其宜，不容相混。王國維在《清真先生遺事》中說讀周詞“覺拗怒之中，自饒和婉，慢聲促節，繁會相宜，清濁抑揚，辘轱交往”。3、柳永的詞大多平鋪直叙，大開大合，而周邦彥的詞刻意出奇，人為地制造曲折回環。

作為同一時期的婉約派高手，大概是秦觀之詞作大多輕靈醇正，而周邦彥的詞作則是凝重老辣。北宋婉約詞人，周邦彥最晚出現，集婉約派之大成，開格律派之宗風。

與秦觀、周邦彥同輩且并駕齊驅的還有一位詞中雄傑賀鑄賀鬼頭。他是北宋唯一從武官裡脫穎而出的著名詞人。所作詞取材廣泛，風格也不拘一隅，婉約豪放兼收并蓄，如雜花釀蜜，自稱滋味，合金鑄劍，别有鋒芒。

時間流逝，北宋在靖康恥中被終結了，此時的士大夫們愛國的仁人志士們迅速聚集到了豪放派的旗下，宋詞最輝煌的一頁在鐵與血的澆灌下終于來臨。最早的愛國詞作者很多都是戰鬥在抗金一線的名城戰将，民族英雄嶽飛就是他們的傑出代表。其詞作流傳至今僅剩下三首，但首首都與抗金相關，字字玑珠。尤其是那首壯懷激烈的《滿江紅》，光昭日月，氣吞山河，不僅唱出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更是在後世中華民族抗擊外來侵略的時候激勵過千百萬人。

南宋早期愛國詞人中藝術成就較高的是并稱“二張”的張元幹和張孝祥。高宗紹興年間，張元幹不畏誅連，寫《賀新郎》為因反對議和請斬秦桧而迫害的胡铨餞行，竟因此獲罪，受到銷籍除名的處分。“興隆北伐”失敗後，投降派得勢，遣使向金人乞和，張孝祥滿懷悲憤地在健康的留守宴上賦《六州歌頭》，使主戰派大臣張浚傷心罷席。

怒浪排空的愛國詞作潮，至辛棄疾出而達到巅峰。出生在北方的淪陷區的辛棄疾，青年時期就參加義軍，獻身于抗金複國的大業。南歸後，卻始終得不到朝廷信任，仕途坎坷，壯年竟然被閑置與鄉裡達二十年之久，北伐宏願蹉跎成空，一身文韬武略無處發揮，一腔忠憤隻能盡托于詩詞。無論是登樓遠眺、寒窗夜讀亦或旅途書壁、歸隐題軒，無論是移官留别、餞客贈行亦或元夕觀燈、中秋賞月，無論遣興寫懷、侑殇祝壽亦或撫今追昔、論史談經，他那橫戈躍馬以恢複中原為己任的豪情壯志、那長期郁郁不得志的壓抑之情，都随時随處一觸即發：擊築悲歌，不讓荊轲《易水》，揭喉高歌，不輸劉季《大風》。

辛棄疾那渾厚蒼涼之氣，那支雄奇奔放之筆，不但音樂曲子束縛不住，連詞最起碼的句度也無法範圍了，浩歎沉吟，喜笑怒罵皆成文章。他比蘇轼的“以詩為詞”更進一步，幹脆解放詞體，“以文為詞”，從此散文句法在填詞中也行得通。辛棄疾詞作的特點遠不止于此，作為一個北方金國占領區的“歸正人”，頗受猜忌，動辄得咎，所以一些複雜的感情和過激的言論便于直接吐露，又由于他飽讀詩書，胸藏萬卷，學識博大精深，所以在詞作裡大量用典，甚至于生僻典故、經史子集都能信手拈來，往往還有出神入化之妙，這種詞作法無疑擴大了詞的意蘊容量和藝術張力。

與辛棄疾同時的愛國詞人，長者有陸遊，平輩有陳亮，後進有劉過。陸遊是南宋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而不以詞作特别著稱，劉過學辛棄疾而唯有突出的個性，故不做介紹。隻說陳亮，他是辛棄疾的密友，人才相若，唱和之作頗多，詞風亦相近。所不同者，辛棄疾為朝廷命官，不能直言無忌，因此詞作多化剛為柔，更見沉郁頓挫；而陳亮身為一介布衣，無拘無束，所以敢于大聲疾呼，直抒胸臆，他以策論、檄文為詞，橫放肆虐，痛快淋漓，雖不及辛棄疾詞作雄渾雅健，但自有黃鐘大呂之音。

南宋早期的“婉約派”，出名的隻有一位出類拔萃的易安居士，她也是中國古代曆史上最優秀的女作家。李清照一生和創作橫跨兩宋，她的詞作在藝術上的造詣主要是能“用淺俗之語發清新之思”（清彭孫遹《金粟詞話》），詞淡而味醇厚。為此，她獲得了“男中李後主，女中李易安，極是當行本色”（清沈謙《填詞雜說》）的高度贊譽。

南宋中後期，詞壇風氣又如北宋中後期一樣，在一派歌舞升平的假象裡“婉約派”又開始大行其道，最著名的莫過于姜夔和吳文英，他們是格律派的僅存的兩顆碩果。姜夔吳文英二人都是遊走于豪門貴族的清客詞人，他們都精通音律，長于言情詠物。詞作格律嚴謹，音韻響亮，措辭高雅，造句新穎，深得周邦彥之真傳。就技法而言，姜夔受“江西詩派”的影響，顯得峭拔，而吳文英受晚唐詩風影響，顯得密麗；就風格而言，姜夔似疏梗白荷，幽香冷豔，而吳文英則如千葉牡丹，複瓣濃熏。他們雖然在南宋詞體和辛棄疾成三分鼎立之勢，但不如稼軒那樣國家前途民族命運息息關心，所以，名氣還是較稼軒弱上幾分。

南宋晚期，有不少文人雅士是沿着姜、吳的道路繼續向前走的，其中周密和張炎兩家值得注意。周密号稱草窗，詞風接近吳文英，因吳氏号稱夢窗，後人遂有“二窗”之稱；張炎詞集名《山中白雲》，遵從姜夔，姜氏号白石，後人便以“雙白”并稱。

從藝術的角度來看，南宋晚期，“豪放派”中沒有産生能和姜夔吳文英抗衡的大家。可圍繞着抗擊金人和蒙古南侵的鬥争，愛國詞人們一直在呐喊，他們中較為出色是劉克莊和陳人傑。劉克莊和劉過号稱“二劉”，同屬辛派嫡系，氣詞風酷似稼軒，但功力未逮，渾厚不足，粗豪有餘。陳人傑詞作僅存《沁園春》等三十一首，但多為憂時憤世之辭，鋒芒畢露，大有陳亮遺風。

南宋在南渡一百五十年後，終為元蒙所滅，在徐徐落下的時代大幕下，不同流派不同氣質的詞人們，同台演完了宋詞曆史上最後的一曲悲劇。此間名家，大約有文天祥、劉辰翁、蔣捷等。諸人處境有别，性格迥異，故詞風各有不同。文天祥孤軍抗元，兵敗被俘，英勇不屈，從容就義。劉辰翁在宋亡後不肯俯首伺仇，所做詞多為痛掉故國，骨骼堅遒。蔣捷周密入元後隐居不仕，保持了民族氣節。就在這立體的多重奏中，宋詞完結了她三百多年的曲折曆程。

作為一個宋詞愛好者，此文僅抛磚引玉，目的是消除部分讀者對于宋詞的誤解和偏見，引起大家對宋詞的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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