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電影網專稿《人生大事》上映四天，票房累計突破3億。貓眼9.6，淘票票9.6，豆瓣7.5的評分，口碑不俗。這是導演劉江江的首部長片，第一次出手，就拍出了這部炒熱當下市場的電影。

他對1905電影網表示，自己萬萬沒想到寫的這個本子能讓他從拍電視欄目劇變成電影導演，更沒想到能邀請朱一龍當主演，沒想到電影最終能擴大到這麼大的院線片規模。

“人生除死無大事”，《人生大事》以殡葬題材講生死，在三哥和小文沒有血緣關系卻近似父女關系的情感裡；在三哥送别父親、承父業的成長叙事裡，诠釋出普通人對生存和死亡的思考。

這部獲得不錯反響的火熱之作如何創作出來？導演劉江江說，從各方面做到“深情、可信”，再到“有情、有趣”，是他們把握住的秘訣。

《人生大事》導演劉江江

電影打造煙火氣

人物口音有細節，“莫三妹”藏彩蛋

“選拍攝地的要求是三個關鍵字：煙火氣。”

劉江江說，《人生大事》選擇在武漢取景拍攝，是因為武漢和主創想追求的影像和故事上意象嚴絲合縫，特别貼近，有一種“在人間”的感覺。

電影對人物也要求有煙火氣，希望三哥一出場，就讓人意會到，“我有一哥們兒就是這樣，他就是這麼走路，他就是這麼抽煙，他就是這麼蹲着，他就是這麼說話。”

導演在華北農村長大；拍電影前做過民生記者；在電視台做了七八年的欄目劇《村裡這點事》，接觸的全是農村老百姓的故事。改拍電影，他在潛移默化裡就擅長捕捉、構建這種有煙火氣息的現實生活和草根人物。

武漢是一座彙聚許多外來人口的融合型城市，電影裡的主要人物也特别設置來自不同地域——三哥是武漢的；小文是四川的；建仁是廣西的；白雪是東北的。

如果仔細注意，會發現三哥的口音有很多變化細節。這對朱一龍的表演提出了更多要求。

朱一龍本身是武漢人，在片中跟家裡人和本地人，得說純正的武漢話，但對外來的人，他就要說“彎管子”的普通話，“其實他的口音是有至少兩到三個程度的變化。”

電影注重真實細節，小到一個煙盒，一副手串，都得做到從生活中來，符合人設和故事邏輯，不純粹為了奇觀。連電影裡的人物名字也藏有巧思。

很多觀衆不理解為什麼三哥本名叫“莫三妹”，導演解釋，這是電影設下的“彩蛋”。從他的角度說，一方面三妹不是“妹”，從名字上可以反襯人物性格，同樣小文也不“文”。

另一方面從這個名字可以反映出，三哥一直誤以為他爸、他姐看不上他，但恰恰這個溫柔的名字，襯托出家人對他的寵愛和疼惜，更好地表現出三哥與家人的羁絆關系。

朱一龍有變臉式的演技

楊恩又的表演“紮”到心裡

對比以往角色，朱一龍的這次表演突破性很大。他個人溫文儒雅、謙遜有禮的形象氣質，與滿身痞氣、滿嘴“老子”的三哥相比差别很大，導演起初也對兩者的适配度有些擔憂。

為塑造角色，朱一龍剪寸頭、塗黑、增重，學殡葬師的入殓手藝，學“街溜子”的說話和行為風格，由外入内地改變自己。一到片場，投入到戲裡，一下子完全消除了劉江江的顧慮，“我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他真的是一個很牛的演員。”

劉江江認為朱一龍是“變臉式的表演”，突破了在劇本階段、預拍階段能夠想象的上限，“就像孫悟空一樣有七十二變，真的是驚喜，是出乎我意料的那種舒服。他整個人賦予了這個人物一個靈魂的外延。”

三哥是典型的硬漢柔情，他逢陣必輸，但總有一顆仗義出手的心，導演形容他就像國産的當代堂吉诃德。他被父親、大姐、前女友、老六和小文等人不斷拉練，好比孫悟空曆經八十一難。

朱一龍拍這部戲也是一個不斷拉練的過程。比如一場在天橋上奔跑的戲，在武漢最炎熱的天氣下，兩個攝影師輪着拍他，就連續拍了近40條素材。

從起初哭鬧找外婆、處處闖禍的“小哪吒”到體貼設想幫助三哥、心思細膩的“小大人”，小文和三哥那種表面執拗、内心柔軟的性格有相似之處。楊恩又和朱一龍的表演同樣是相輔相成。

劉江江沒有讓他們在拍戲前培養人物感情關系，“就怕太熟了”。電影不是順拍，往往前一場戲，他們要像父女一樣親密，下一場戲就要演兩人互不對眼。

在導演看來，兩位演員很神奇，好比有開關，一開拍就能馬上進入到該有的情緒裡，一喊卡兩人就變好朋友。

他對拍三哥和小文互動戲的要求是要拍到驚喜，“如果今天沒有驚喜，可能這場是不成功的。”

楊恩又的表演就帶給大家很多驚喜，“幾次情緒我們想要的點位，她基本上沒有一次讓我覺得這個勁兒不對，能給出來幾種。”

有時候，楊恩又的走位是錯的，反應也不是原先設定的，“但是她那個戲演出來就紮到你心裡去了。”導演想了想，這也是對的。

沒設定哭片，但每次看都會落淚

希望電影有共鳴感

《人生大事》是一部“好哭”的電影嗎？

劉江江坦言，他沒有刻意設計催淚戲，也沒有明确把本片設定為“哭片”。不過的确，他在拍片時看三哥和小文的戲，時常會動容落淚。“經常拍着拍着一回頭，發現場記在抹眼淚，制片人也在抹眼淚。”

現在他已經看過很多遍電影了，“但是每次看的時候，還是能看到讓我落淚的地方。”比如三哥給小文過生日、小文離家後與三哥重逢的戲，都讓他印象深刻。

可以說，《人生大事》的題材和品相和《你好，李煥英》《送你一朵小紅花》《我的姐姐》等家庭親情片屬于同一序列。這類電影在這幾年的電影市場裡，無論是口碑還是票房都有優異表現。

劉江江認為，中國人有中國人的情感和觀影需求，這類電影的成功之處就是讓中國觀衆有共鳴感。如同他對《人生大事》的明确定位：一部大衆化的商業電影，有好看的故事，讓大家看完有感觸。

這種共鳴感的初始點，首先源自導演本人。是一種難以忘懷的童年記憶和一次迸發靈感的偶遇時刻，催生他想拍出這部電影。

劉江江生于木匠家庭，家裡會制作棺材。小時候他經常偷偷躺在棺材裡，渾身蓋滿刨花，他說太陽一照，尤其是松木、柏木那個味特别好聞。小孩子看待生死的視角，從這裡萌芽。

還有一次是他在傍晚時分，看到一家殡葬店，一輛面包車在門口倒貨，一個小女孩在店裡寫作業，爸爸在幹活。小女孩桌上有一個暖色的燈，照亮着這家殡葬店，那種在角落裡也有春天的感覺擊中了他。

以家庭去理解生死的視角，也從這裡誕生。很快，劉江江寫出了電影劇本的第一稿。

如今電影拍完上映了，雖然是喪葬題材，劉江江認為中國人對待葬禮的态度是浪漫的，是彩色的，就像電影裡的“茄子和黃瓜”，就像三哥讓父親的骨灰沖撒在高空，綻放成煙花。

“我們想輸出的那種情緒是，讓大家覺得應該享受生活，應該珍惜生命，應該好好的去見我想見的人，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很多觀衆對《人生大事》的評價不是好哭，是笑中帶淚，是悲喜間有暖意。“無論命運的坦途溝坎 / 總有溫暖的夜”，好比《人生大事》主題曲這樣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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