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嶽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嶽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晖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嶽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潇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号，濁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樯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遊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裡，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慶曆新政”失敗後，範仲淹自請下調到陝西前線，負責國防事務。

此時他的朋友滕子京，正在湖南嶽陽做知州，而始建于東漢的“江南三大名樓”之一嶽陽樓就在這裡。

嶽陽樓緊靠洞庭湖畔，登樓而上，便能下瞰洞庭、前望君山。滕子京在政事之餘，抽時間重修了嶽陽樓。

然後，滕子京畫了一幅《巴陵勝景圖》（嶽陽古稱“巴陵”），并寫信請範仲淹為嶽陽樓寫一篇“記”。

範仲淹當時在陝西前線，軍務繁忙，就沒有寫。等轉過年，範仲淹又被下放到了河南鄧州，可能有點閑暇了，于是寫了這篇《嶽陽樓記》。

想來，範仲淹不可能抛下鄧州的行政工作，專門跑到那麼遠的湖南嶽陽寫篇文章。

他是根據圖畫、資料，還有想像，完成了這一千古名篇。

有意思的是，嶽陽樓是滕子京主持重修的，天天見、天天看，肯定對嶽陽樓有很深的感情和熱愛。

而滕子京自己也會寫文章，他也親自寫過嶽陽樓、洞庭湖，寫得怎麼樣呢：

“東南之國富山水，惟洞庭于江湖名最大。環占五湖，均視八百裡；據湖面勢，惟巴陵最勝。瀕岸風物，日有萬态，雖漁樵雲鳥，栖隐出沒同一光影中，惟嶽陽樓，最絕。”

（滕子京《嶽陽樓詩集序》）

寫景狀物，流于平面，從傳播度和認可度來說，滕子京這篇文章遠不及範仲淹的《嶽陽樓記》，不是沒有原因的。

滕子京還為洞庭湖寫過詞，說實話，也不怎麼樣：

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嶽陽城。

帝子有靈能鼓瑟，凄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芝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臨江仙》）

其它就不說了，一共六句詞，上阙結尾的“氣蒸雲夢澤 波撼嶽陽城”用了孟浩然的名句，下阙結尾的“曲終人不見 江上數峰青”來自另一位唐朝詩人錢起的《省試湘靈鼓瑟》，等于有兩句都不是自己寫的。

可見，文章并不是簡單的客體反映，更需要主體的表現。

《文心雕龍》裡說：“目既往還，心亦吐納。”

但如果心裡沒有感受，反複觀察也無用；若心裡有儲備，就是不親眼看，也可以寫出好文章來。

範仲淹自然是那種心裡有儲備的人。

《嶽陽樓記》一開篇，他就寫“予觀夫巴陵勝狀”，“予觀”不是寫實，是“想像”，但想像來得“理直氣壯”，沒有絲毫猶豫。

接着便寫洞庭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晖夕陰，氣象萬千”，這是“嶽陽樓之大觀”，氣勢恢弘。但“前人之述備矣”，前人誇的已經夠多了，就不多說了。

不說地理形勝，那說什麼呢？

他把文人雅士，還有政治上受打擊的人，都寫到嶽陽樓來了，說“遷客騷人，多會于此”。然後幹嘛呢？

是想看看大家的“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就是登臨賞景之後，會有什麼與衆不同的感受。

這就是範仲淹的思路，他要寫的不是俗套的地理風物，而是來到這裡的遷客騷人情感的特殊性。“覽物之情，得無異乎”的重點不在“覽物”，在“之情”，更在于 “異”。

接下來，範仲淹就寫了三種感受，這是文章的脈絡。

第一種感受：

“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号，濁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樯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這段寫的是覽物而悲者，由天氣的惡劣寫到人心的凄楚。

範仲淹形容此時的洞庭湖“濁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嶽潛形”，說湖水非常浩蕩，甚至遮蔽了日月星辰的光輝，山川也被遮擋不見了形迹。

範仲淹沒去過，所以不知道洞庭湖的真實樣貌。但有一個叫袁中道的，明代人，他去過。他說洞庭湖其實沒有那麼浩蕩，甚至在秋冬時，湖水少的就像一條小河，隻有在春夏之交，湖水才會大一些：

“洞庭為沅、湘等九水之委，當其涸時，如匹練耳；及春夏間，九水發而後有湖。”

——袁中道《遊嶽陽樓記》

範仲淹是蘇州人，來自太湖邊，他發揮自由想像的藝術感受，把他對太湖的印象和自己内心的氣魄，在《嶽陽樓記》裡賦予了洞庭湖。

它可能不符合實際，但作為抒情散文來說，它符合範仲淹自己。他就是一位氣魄豪邁的将軍。

還有接下來的“薄暮冥冥，虎嘯猿啼”，也非常精彩。“猿啼”本來是悲涼的聲音，諺語都說“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凄厲的猿聲常常引起行客的思鄉之情。

但把“虎嘯”和“猿啼”結合在一起，“薄暮冥冥，虎嘯猿啼”，這感覺就不一樣了，這種悲情帶上了豪邁，帶上了範仲淹自己的烙印。

天氣雖陰霾，但波濤洶湧，能把天上的星月和地上的山川淹沒。

當把悲傷放在極度宏偉的空間裡，悲傷也悲得神氣、雄偉了，這是範仲淹作為大政治家、大軍事家的心胸和氣概。

再看第二種感受，“由悲轉喜”：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遊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裡，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這段寫的是覽物而喜者。到了“春和景明”的時候登樓，便打開了一個陽光燦爛的畫面。

“登斯樓也”，心境也變成了“寵辱偕忘”的超脫，和“把酒臨風”的自如。

寵辱不驚是一種中庸的處世心态。既不自命清高，也不妄自菲薄；既不清心寡欲，也不聲色犬馬；既不吹毛求疵，也不委曲求全。

要對人生路上的一切順利與挫折都抱有這種超然的心态，是很難實現的，但這是範仲淹追求的精神境界。

而這，還不夠。

範仲淹覺得，在“淫雨霏霏”的天氣就“感極而悲”，在“春和景明”的天氣就“其喜洋洋”，這樣的境界是不夠理想的。“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或者有品德高尚之人的思想，能不同于以上兩種心情。

于是他寫出了第三種感受，是更高的追求和境界：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這段是全篇的重心，兼有抒情和議論，筆調激揚。這種更高的思想境界，是不因個人遭遇而悲喜，在朝廷做官就為百姓憂慮，被貶谪下放就在遠方為國君憂慮。“進亦憂，退亦憂”，無論政治上失意與否，都是憂慮的，這是很理想化的人格。

下面的話好像更不可思議——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是說，要在天下百姓還沒感到憂愁之前，先感到憂愁，這個不難；但怎麼才能确定天下百姓都安樂了呢？這是永遠不可能的。

這意味着，有這樣人格追求的人，等于取消了自己在任何條件下快樂的權利。

這樣的标準，平常人達不到，範仲淹自己達到了嗎？似乎也沒有。

“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這是範仲淹身在西北邊塞時因想家而寫的詞。他說要“不以己悲”，隻憂百姓、憂其君，可想家想得哭出來的時候，不就是因為自己在悲傷嗎？他也沒做到。

但可以理解範仲淹在《嶽陽樓記》裡所寫的，那不是說大話。

一來那是他對自己的勉勵。在政治上失意、被貶谪下放的時候，他對自己提出了更高、更嚴苛的要求，即便做不到也要這樣鼓勵自己，讓自己的精神不被壓制下去。

二來，詩詞裡的範仲淹和散文裡的範仲淹，是可以有區别的。詩詞是個人的東西，可以寫兒女情長；但這篇散文是要公布在嶽陽樓上給大家看的，承擔着社會功能，所以更嚴肅、更道德化、更理想化。

身居江湖，仍心憂國事；雖遭迫害，仍帶着頑強意志追求理想化的人格。

所以《嶽陽樓記》的著名，從不是因為嶽陽樓的雄偉、洞庭湖的美麗，而是因為作者思想境界的崇高。

有了獨放異彩的思路，和清晰流暢的脈絡，是不是見過實物、寫的是不是實景，就沒那麼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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