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技術建構的世界中，技術不斷改變和塑造我們的觀念和生活方式。技術大行其道的今天，是否就意味着我們對技術有深刻認識，對其進行追問或反思已無任何意義？答案顯然是否定的。事實上，我們不僅沒有對技術進行細緻考察，對技術的認識也不全面，甚至導緻了衆說紛纭的局面。技術到底是什麼？在技術時代我們需要知道什麼？如何看待技術與人的關系？這些都有待回答。《什麼是技術》（胡翌霖著，湖南科技出版社2020年10月版）并未給技術下一個明确定義，而是通過回溯曆史對技術進行理解。

　　當代，我們總是從功用的效果看待技術，将技術看作科學的應用，即技術器具或技術裝置。因此，一般認為技術是中立的，進而忽略技術的意向結構，否定技術的價值取向。技術是外在于人的工具，不帶有任何目的，人是使用工具的動物。這種對技術和人的定義不能全面呈現技術與人的内在關系，因而無法為我們在技術時代正确處理人與技術關系、實現持續發展提供指導。

　　究竟什麼是技術？人與技術的關系是怎樣的？這并沒有一個明确或固定的答案，因為技術總是處在被建構和形成之中。人和技術有着複雜的關系。技術的内涵不斷變化，我們對技術的理解随着時代變化而變化，技術與人的關系也在時代發展中不斷呈現出新的關系。作者在書中強調，人不是直接同自然環境打交道，總是通過一定的媒介與周圍世界打交道。這裡的媒介就是技術。媒介既決定了内在意識的“表達方式”，也決定了外在對象的“呈現方式”。它不是中立透明的傳遞通道，而是參與了一切内外事物的塑造。人通過技術不斷在世界中展開自身，同樣，也在展開自身的過程中塑造自身。正如斯蒂格勒所言：人在發明工具的同時也在技術中自我發明。

　　基于以上對人和技術的理解，作者認為技術包含“内化”和“外化”兩層含義。所謂外化意味着把内在知識付諸外在的器具或産品，或者直接代指具體的裝置和器具。這是現代社會對技術的通常理解。内化意味着人可以通過學習将技能和技巧内化為個人能力。在此意義上，技術與人是相互構造的，人不斷構造蘊含價值的技術，技術又反過來決定人的存在。将人看作技術性存在，強調技術對人的決定意義，這是技術時代對技術與人關系的深刻認識。從這一角度理解技術與人的關系，否定了從本質主義立場對技術和人進行解讀，而是從演化的角度思考二者關系。因此作者得出，所謂的“技術”并不是鐵闆一塊的一個項目，而是有無數可能性、無數相對獨立的進路。

　　既然強調技術與人的互構性，那麼技術與人何以能夠互構？作者認為，技術之所以能夠規定人，是因為技術是“可學習的”或“可能學會的”東西。人先天具有學習的能力，作者引用柏拉圖在《美諾篇》中對知識的考察，認為我們在實際獲取關于某物的知識之前，就已經對此物有所了解。當然這種“先驗”的圖式并非是先天的，而是我們通過學習與成長，不斷重塑和改變我們的認知架構和先驗圖式。也正是學習的這種特征，将技術與人内在聯系起來。學習是人的身體與外在器物相會合的過程。學習的過程就是把這些外在的東西内化成自己的行為或習慣，同時也把自己的身體外化出去。整個學用技術的過程是一個由内而外、由外而内的雙向交互磨合。學習的本質就是不斷“内化”的過程，結果是不斷構建和改變觀念、習慣和定勢，塑造行為模式和認知架構。

　　作者以技術史的史料論證人是技術的存在，一部人類史就是技術史。之前我們未從技術角度對人進行理解，是因為技術自身具有隐蔽的特征，越是起作用的技術越容易被人忽略。如今，我們大規模地使用技術，技術的作用和産生的問題都一并顯現出來，我們不得不對技術進行深入思考。該書不僅從技術與人的關系角度對人和技術重新定義，而且将技術哲學和技術史緊密結合起來，提示我們在技術史中尋找救贖之路。書中指出，對技術史的追溯是反思技術的必要方式，我們必須回溯到技術剛起作用又尚未完全起作用時，才能全面追究技術對人類生活世界起到的作用。正是通過這一回溯，我們才能跳出日常的事務性工作，以不被卷入工具理性的陷阱中，不斷保持反思的能力，尋求救贖的道路。

　　作者将技術史和技術哲學融會貫通，把人看作技術的存在。同時，也對技術與藝術的關系、當下人類應如何參與對未來的塑造，以及文化多樣性對技術多樣性的意義等問題進行了有洞見的闡釋。

　　（作者單位：清華大學科學史系）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唐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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