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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逝世80周年

出走是一種逃離，但又何嘗不是一種追求？逃離荒涼的故鄉、冷漠的家和痛苦的感情生活，逃離種種不甘心與不情願，追求屬于自己的精神空間和寫作自由。

原文 ：《蕭紅：在路上》

作者 | 中山大學 郭冰茹

圖片 | 網絡

1942年1月19日，蕭紅躺在香港瑪麗醫院的病床上，長期的貧困、疾病早已拖垮了她原本就羸弱的身體，此時的她更因為被誤診為喉瘤，切開了喉管而緻使病情雪上加霜。也許是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終點，蕭紅有些怆然，也有些不甘。她示意陪在身邊的駱賓基拿來紙筆，留下了這一生最後的文字：“我将與藍天碧水永處，留得那半部《紅樓》給别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那一年，她隻有31歲，還那麼年輕，那麼才華橫溢。

在“物”的層面上對人性的拷問

就在蕭紅離世的前半年，她完成了《呼蘭河傳》這部回憶自己家鄉和童年生活的長篇小說。在《呼蘭河傳》的第一章，蕭紅用冷靜卻不乏悲傷，調侃卻不乏憤怒的筆調詳細地描寫了東二道街上的一個大泥坑。這個大泥坑給過往的路人帶來的不光是不便，更多的是危險。曾有個孩子掉了下去，所幸被人救起，可是人們議論紛紛的不是怎麼想辦法填平這個泥坑，而是抱怨學堂設在廟裡，沖撞了龍王爺。呼蘭縣城裡的大泥坑長長久久地呆在那兒，泥越來越厚，坑也越來越大。它目睹着鄉民們一茬茬地生，也一茬茬地死；它吞噬了王寡婦、團圓媳婦、有二伯和其他許許多多小人物的種種悲劇。這大泥坑仿佛一個隐喻，滋養着人們的惰性和麻木，使人們對别人的悲劇冷眼旁觀，對自己的悲劇逆來順受。這就是蕭紅筆下“荒涼”的故鄉，一個充滿了冷漠、無知、愚昧和麻木的小城。

想必當時熟悉蕭紅的讀者和評論家對《呼蘭河傳》的書寫風格并不陌生，因為早在1935年，蕭紅的小說《生死場》就以同樣的方式描述過一群喪失了精神上的崇高感，隻是為了生存而活着的農人們。在這片“生死場”中，女人在生産，田野裡農人在流汗，窗外的牆根下母豬在生小豬，而那些死去的人們常常被草草地掩埋在亂墳崗上，然後又被野狗刨出來撕食。人，無非就是直立行走的兩足動物，大自然食物鍊中的一環。人與人之間毫無憐惜，那種被詩裡贊過、歌裡唱過的愛情和親情全都簡化成了獵犬和獵物、大獸和小獸之間撕咬和争鬥。當然，農人們也有感情，隻不過這感情都投向了果菜和他們豢養的牛、馬、羊，所以，蕭紅說：“農家無論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過人的價值。”

1921年蕭紅逃離了荒涼的故鄉，從呼蘭縣到哈爾濱、到青島、到上海、到日本，之後再回上海、去武漢、赴重慶、到香港，短暫的一生始終在路上。我一直記得她在《商市街》中的那段描寫，寫她如何緊緊貼着門闆，努力不去“偷”隔壁門前放着的“列巴圈”和牛奶，然後在腸子的轟鳴聲中挨過一天的情形。其實，在蕭紅的漂泊歲月中，饑餓和貧困是她生活的常态，即便成了作家，有了稿費收入，也不足以衣食無憂，甚至連好好調養一下羸弱多病的身體都是奢望。

因為對貧困有着切膚之感，蕭紅在“物”的層面上對人性的拷問就顯得格外真切。在她未完成的長篇小說《馬伯樂》中，蕭紅始終以“錢”的名義來審視人際關系，哪怕是在父子和夫妻之間。馬伯樂就常發感慨：“人若能變成金魚多好！金魚隻喝水，不吃飯，也不花錢啊！”因為戰事臨近，也因為沒本事賺錢在家裡得不到尊重，他隻身逃到了上海，這個十裡洋場更讓他感覺到沒錢的難堪。在龌龊不堪的地下室裡，他一面安慰自己逃難之中一切從簡，一面盼着日本人早點打進來，馬太太早點逃難到上海，好結束自己的貧困生活。後來，當然，馬太太來了，馬伯樂得救了。

不知為什麼，馬伯樂讓我想起了《傾城之戀》中的白流蘇，一個城市的陷落成就了一段原本充滿心機和算計的愛情；一個城市的陷落讓一個窮困潦倒的人脫離了苦海。在張愛玲看來，天長地久的愛情是虛無的，靠得住的也隻是自己腔子裡的一口氣。在蕭紅看來，救亡可能也是虛妄的，無論戰争是否存在，是否延續，“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總是起着作用。這樣看來，在那個民族大義高于一切的戰火紛飛的年代，蕭紅是獨特的，不論是為文還是為人。

堅持自我又不斷超越自我

蕭紅的《生死場》在魯迅先生的幫助下出版，魯迅關于“北方人民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紮”的闡釋和胡風關于“不但寫出了愚夫愚婦的悲歡苦惱，而且寫出了藍空下的血迹模糊的大地和流在那模糊的血土上的鐵一樣重的戰鬥意志”的總結，也幾乎奠定了此後《生死場》的評論基調。但蕭紅筆下的“戰鬥意志”似乎沒有那麼“重”，農人們的反抗大多出于冒險、投機或是求生的本能，而非信念和意志。尤其當金枝說出“我恨中國人呢，除外我什麼也不恨”時，給讀者帶來的心靈震撼恐怕是“戰鬥意志”難以涵蓋的。或許蕭紅想追問的是，反抗成功了，日本人被打跑了，農人們的生活會有所改變麼？生命會得到尊重麼？像金枝這樣的可憐女人會擺脫男人的侮辱和損害麼？……

蕭紅正式開始發表作品的時候，“左聯”已經成立，她被魯迅引薦進入文壇，進而與左翼文人交誼深厚。一般而言，一個剛剛在文壇上嶄露頭角的青年作者若能進入一個實力雄厚的文學社團，對他個人的寫作生涯無疑是大有裨益的，就像當年文學研究會之于冰心，新月社之于林徽因、淩淑華一樣。但是蕭紅并沒有加入包括“左聯”在内的任何社團。

1937年，日本侵華戰争全面展開，民族危機加劇。蕭紅和其他革命青年、文人學者一樣面臨選擇，是繼續留在淪陷了的上海，還是前往武漢、重慶或是延安，此時的選擇對所有人而言，不僅是個人生活道路的選擇，更是寫作方式的選擇。同為作家的丁玲建議蕭紅去延安，不過，蕭紅還是決定跟端木南下武漢，進而是重慶和香港。有人說蕭紅固執，不願受約束，她與聶绀弩的那段著名的對話總是被研究者引用，當聶绀弩認為蕭紅是個優秀的散文家時，蕭紅為自己的寫作辯駁說：“有一種小說學，小說有一定的寫法，一定要具備幾種東西，一定要寫得像巴爾紮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樣。我不相信這一套，有各式各樣的作者，有各式各樣的小說。”蕭紅對自己寫作風格的堅持可見一斑。或許正是這種固執與堅持，讓她不肯停下漂泊的腳步。

蕭紅是一個始終在路上的人，出走是一種逃離，但又何嘗不是一種追求？逃離荒涼的故鄉、冷漠的家和痛苦的感情生活，逃離種種不甘心與不情願，追求屬于自己的精神空間和寫作自由。一個始終在行走的人，注定是一個無法樂天知命的人、一個總想遠離紛擾人事的人，這讓作為女人的蕭紅格外的不幸；一個始終在行走的人，也注定是一個有個人追求和獨立個性的人、一個堅持自我又不斷超越自我的人，這讓作為作家的蕭紅成就了一世文名。1986年，哈爾濱呼蘭縣的蕭紅故居重新修葺，辟為蕭紅紀念館，蕭紅曾就讀過的小學也更名為蕭紅小學。19歲那年出門遠行的蕭紅終以另一種形式回到了她的故鄉，結束了她的漂泊。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821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内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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