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說：說道家治國效果比儒家好，這個實在是有些誤會。

雖然《道德經》算是對王治天下的一些建言，但是在春秋戰國時期的大浪淘沙，各種思潮不斷試驗的結果下，隻有法家真正起到了強國并一統天下的作用。不過也由于法家過于嚴酷，導緻暴秦二世而亡，天下大亂。

所以西漢建立之後，統治階級吸取了暴秦速亡的經驗，選取了老子部分思想作為治國向導，即“無為而治”，讓天下百姓修生養息，國力迅速發展，百姓安居樂業，是為“文景之治”。而這一指導思想，取法老子，更扯上黃帝這個遠古偶像，稱為“黃老之學”。

很多人認為“黃老之學”就是老子的道家學派，所以才會有道家治國的說法。

我們知道，先秦百家以老子道家為尊，花開百枝，産生了各種不同的流派。在那個思潮澎湃的時代裡，各種學說都在探讨國家、王權、人民之間的關系，提出各自的治理國家的辦法。

這其中，老子對舊制度是完全失望的，批判甚至放棄努力；儒家則希望自上而下進行改革，維護不合時宜的舊制度；墨家與儒家針鋒相對，反對宗族禮法的“血統政治”；法家則主張制度管理，忽略對人性和人情的關懷，嚴酷無情。

這些學說各有閃光點，同時各自的思想局限性也是非常明顯的。所以戰國中期，以齊國學者為主的稷下學者們，開始重新思考和探讨。這種理念整理成文，就是稷下學派的《管子》。

稷下學派的思想，就是“黃老之學”。老子是思想主流，黃帝不過是扯來作大旗的虎皮。

其實“黃老之學”隻是以老子思想作為指導，來對前期各種思想流派的缺陷來進行糾正，特别是針對法家。因為老子、儒家、墨家都沒有進入政治決策高層，法家作為制度管理流派，在各個國家已經取得非凡成果，隻是太過嚴苛，不适合拿到台面上來講。

老子的《道德經》，到底是“道經”在前，還是“德經”在前？這其中涉及道家内部流派之争。

“道經”在前的學派，注重老子的哲學思想，被視為老子道學的真傳，比如莊子；“德經”在前的學派，則注重老子思想的實用部分，這一學派後來發展為法家。

“黃老之學”正是用老子思想來對“德經”部分發展出來的法家進行糾偏，已達到一種完美的國家、君主、人民之間的平衡。他們提出“道法”的概念，其政治邏輯是，隻有符合“道”的“法”，才是合理的法。也就是說，一切“法”必須符合“道”。這很明顯就是對法家的過于嚴酷的“暴政”進行柔和變通。

這種思想是非常先進的。即使在現代政治理念裡，法律法規也必須以人性為參照，是人性的制度化體現。

相對于老子以“無為”達到“無不為”和“有為”的狀态，“黃老之學”則是通過“有為”和“無不為”來達到“無為”的狀态。黃老之學的理想政治狀态是“無為”。而“有為”、“無不為”是手段，具體下來就是各種“道法”。

所以，“黃老之學”實際上隻是用老子思想改良的法家而已。

而強秦所遵循的暴力法家飛速成功後急速滅亡，正驗證了稷下學派“黃老之學”的相對正确性。所以西漢建立之後，高層統治者采用了更為切合實際，更為溫和的“黃老之學”作為建國初期的治國理論基礎。

到漢武帝時期，為了和信任黃老之學的窦太後内鬥，劉徹采用了經過董仲舒修改後的儒家學說作為政治理念。

實際上董仲舒搞的“君權神授”、“三綱五常”之類的東西，已經和先秦儒家相去甚遠，這完全是挂着儒家的牌子，對皇權進行神化，對階級地位進行尊卑劃分，這是适合漢武帝當時的執政需求的。所以“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從此上位，統治者放棄了“黃老之學”。

但這種放棄，隻是一種政治姿态，骨子裡依然延續着黃老學說。西漢就開始了“儒法并用”的手段，其本質是“儒表法裡”。

千百年來，中國曆史上王朝的統治手段都是如此，口裡說是“儒家”，其實手下做的都是“法家”。這兩種學說流派一明一暗，一剛一柔，上下左右，自圓其說。

還要改良的“黃老之學”何用？

跟老子的“道家”又哪裡有一分錢關系？

“儒家”也不過落了個名聲罷了，還得被罵成“僞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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