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是德國文學史上著名的“狂飙突進”運動的代表之一，被認為是僅次于歌德的偉大作家。但相較于歌德，席勒對陀思妥耶夫斯基和19世紀的俄國文壇影響更大。這不僅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出于個人閱讀偏好的選擇，而且要從德國浪漫主義哲學與文學總體上對19世紀40年代俄國知識階層的影響說起。席勒的詩學所展現的“美與崇高”理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中持續地激起回應。然而，在認清俄羅斯的現實之後，作家對此進行了重新思考。

席勒與陀思妥耶夫斯基。

當德國浪漫派遇上俄國知識分子

陀思妥耶夫斯基與19世紀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逐漸成熟起來的那代人一樣，受到當時錯綜複雜而又熱烈非凡的文化現象的影響。以謝林、費希特、赫爾德和施萊格爾為代表的德國浪漫主義哲學和以席勒、霍夫曼為代表的德國浪漫主義文學在19世紀40年代對俄羅斯知識階層中激起了回響，思想史家以賽亞·伯林因此評價道，“研究俄國思想史或者文學史的學者，其他方面無論如何分歧，有一件事，則似為諸家一緻——或者幾乎一緻：十九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間，對俄國作家産生主導影響思潮的是德國浪漫主義。”

以《白夜》為主題創作的油畫。這部小說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講述了一對年輕男女在愛情中的幻想與破滅，女主人公與男青年私訂終身并約定一年後見面，但最終男青年也未能出現。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中，《白夜》是少有的具有濃烈憂郁抒情氛圍的作品。

産生這種影響的原因大緻有以下幾種。首先是兩個國家在政治、文化、曆史語境上的相似。與在高揚的啟蒙理性下顯得活力四射的法國民族文化相比，德意志民族的文化萎縮為一種地方性文化，或者沉浸于頗為個體化的宗教世界。被阻礙、被隔離的德國政治所形成的德國精神滋養了德國浪漫主義的内傾性特征。與此十分類似的是，沙俄帝國雖然疆域遼闊，但龐大而嚴酷的帝國機器将知識分子壓得喘不過氣。而上流社會的奢靡生活與底層農奴的悲慘命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讓富有理想主義精神和人道主義情懷的知識分子們在道德上感到深深的負罪感。

第二是德國浪漫主義對形而上世界的探讨與俄國的宗教氛圍十分契合。德國浪漫主義哲學與詩學強調詩性對超驗性的洞察力與表現力，強調人與世界/宇宙的圓融一體，并堅持“美與崇高”的理想。這一方面為19世紀40年代俄國知識分子在尼古拉一世統治下帝國的殘酷卑下現實外别開高貴與安詳世界之門，另一方面使具有宗教情懷的知識分子有機會在啟蒙運動之後回歸基督教教義。這種将古老的宗教傳統與啟蒙之後的現代世界精神進行調和的實踐與俄羅斯深厚的東正教基礎是相協調的。

第三點，德國浪漫派對文化上民族性和自我身份定義的尋找也适用于當時的俄國知識分子。德國浪漫派裡對民族性特别重視的思想家是赫爾德，他認為每種文化都會擁有它自己的重心。而俄國40年代知識分子精神領袖别林斯基與赫爾德一樣對尋找文化上的民族身份非常看重，同時别林斯基認為這一任務主要在文學領域中得到實現。英美學者傑克遜認為，德國文化哲學和浪漫主義在塑造俄國哲學和文學意識并确定俄國自我身份的美學重心時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赫爾德認為偉大的詩歌是民族精神的産物；謝林将藝術提升為通過哲學在外部世界中表達自身，是自然和曆史之間的以及現實和理想之間的紐帶；席勒在他的詩歌、戲劇創作和文學批評中表達人通過審美的覺醒而獲得道德重生的觀點；黑格爾将藝術的最高命運與宗教和哲學等同。以上諸家德國浪漫派學者的觀點都對俄羅斯知識階層意識的成熟産生了十分重要的影響。

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席勒的閱讀與借鑒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事業是文學，因此與浪漫主義哲學相比，德國浪漫主義文學作為形象思維模式的一部分，首先對他産生了至關重要的影響。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席勒。從童年時期随父母一起觀看了席勒的戲劇《強盜》，到青年時期飽含深情地熱愛與閱讀席勒，直到生命的盡頭陀思妥耶夫斯基都被席勒作品所表現出的高尚理想鼓舞着。

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與以别林斯基為首的19世紀40年代知識階層關系十分緊密，雖然他并不完全認同别林斯基與其周圍的“文學貴族”的觀點，但他同他們一樣受到德國浪漫主義的影響，這種影響貫穿了他整個文學創作生涯，在他最後的作品《卡拉馬佐夫兄弟》中依然不斷出現大量席勒式的資料引文。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插圖。

青年時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工程學校求學，他像當時許多有志于文學創作的俄國青年知識分子一樣開始對席勒的作品進行認真的研究。在沙俄帝都聖彼得堡，陀思妥耶夫斯基認識了一個名為希德洛夫斯基的年輕人，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在一起熱烈地讨論德國浪漫派的哲學和文學。從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真正進入了席勒的文學世界。從希德洛夫斯基那裡接受的浪漫主義價值觀再次引起了《約伯記》在幼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内心深處所引起的宗教焦慮。而希德洛夫斯基的主要作用是幫助陀思妥耶夫斯基實現了其早年宗教信仰向成熟的現代模式的轉變，德國浪漫主義文學正是這一轉變的載體。

陀思妥耶夫斯基從童年開始就浸染在濃郁的東正教氛圍裡，哪怕在青年時期一度被黑格爾左派思想所吸引而對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但是他從來就沒有走向過無神論。從這一點而言，德國浪漫主義近似于神學的神秘主義傾向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保持終身的東正教情結十分合拍。

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給兄長的信中将席勒看作一位基督教詩人，這點在當時比較特别，因為他的同胞往往将席勒看作異教徒詩人。埃德蒙·科斯特卡在《俄國文學中的席勒》一書專門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章節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席勒的這一定義顯示了在俄國基督教與藝術之間執著的關系，從青年時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對德國詩人的熱情可以看出，毫無疑問是席勒與他的美學，以及他對美與善的無可動搖的信念，激發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對美學問題的全身心投入。”

席勒在19世紀初期的俄國文化中影響很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1年寫道：“是的，席勒确實成為俄國社會有血有肉的組成部分。……我們被他的作品振奮喚起，他成為我們的一部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對我們的成長産生了影響。”晚年他在《作家日記》中這樣評論席勒，盡管“人類的朋友席勒曾被一七九三年的法國國民公會授予法國榮譽公民的稱号”，但是，“與法國相比”，他“在民族和血緣上更接近野蠻的俄國人”，而且，“他滲入了俄國人的靈魂，并在上面留下了印記，幾乎開辟了我國發展史的一個新紀元。”（1876）

我們再來看一處陀思妥耶夫斯基給兄長信件中對席勒的評價：

聖彼得堡 一八四零年一月一日

給米哈伊爾·陀思妥耶夫斯基

……你來信說我沒有讀過席勒的作品。你錯了，哥哥！我把席勒的詩背得滾瓜爛熟，談話時引用他，夢呓時也提到他；而且我以為，命中注定在我生活的這樣一個時期了解這位偉大的詩人最合适不過了……席勒的名字于我十分親切，它是某種能引起許多幻想的奇妙音響；這些幻想是痛苦的，哥哥；這就是我不和你談起席勒以及他所引起的印象的緣故；我隻要聽到席勒的名字便會感到痛苦……

從這封信裡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兄長透露的席勒觸動其内心深處心弦的那種溫柔又震顫的感情，是十分動人的。一個異域詩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中産生了這樣的作用，除了作家本人對偉大的世界文化遺産的敏感性以外，也體現了席勒所探讨的問題之重要性與普世性。

一脈相承于康德，席勒認為人的自由意志高于自然。而“美和崇高”是對自由的感性實在的表述。在審美尺度下，世界呈現為理想。審美的國度是自由的，而自由的本性則在于自我規定。在席勒看來，自然是冷漠的，或許有着因果聯系，但卻是一種反複無常，時常愚弄人類命運的力量。而人具有道德，能夠辨别欲望與意志，責任與利益，正當與錯誤，能夠采取行動，即便行動有可能會觸犯自然。這一核心觀點通過席勒的許多悲劇體現出來，例如《強盜》、《華倫斯坦》、《瑪麗·斯圖亞特》等。

《鬼》，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譯者：婁自良，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1月。

然而，不同于康德的嚴謹但較為折中的理論，席勒希望人更多承擔自由的責任。他認為人必須居于主動位置，去選擇、去承擔。某種程度而言，對19世紀歐洲文學影響深遠的偉大的罪人原型就濫觞于席勒的戲劇作品。可以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說中偉大的罪人同樣源于席勒的理論和詩學形象。這類人認為社會無可救藥，必須由一類偉人将之徹底摧毀，為此可以跨過血泊，做任何犯罪的事情。這種“撒旦”式理論顯然并不符合講求理性運用和制度建立來改良社會的啟蒙思想。而《強盜》或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接觸此類思想體系，并對他産生影響。我們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在思考席勒在作品中所提出的這些主題，如偉大的罪人，人的責任，道德力量，以及超驗的神。

現實進入理想，理想觀照現實

然而，随着年齡的增長與生活的磨練，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漸對滲入其心靈深處的席勒思想有了新的思考。他青年時期那些天真幼稚、華而不實的浪漫主義陳詞濫調逐漸轉變為具有真實生活特征的動人的悲劇性藝術，而這是在多年艱辛痛苦的磨練和對現實的深切洞察基礎上形成的。

在前往工程學校路途的驿站中，政府信使毆打趕車人的一幕深深地烙在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腦海中。那時的他正深深癡迷于席勒作品中所宣揚的“美與崇高”。但是這一幕作為俄羅斯不堪現實的象征讓陀思妥耶夫斯基明白了席勒的“美與崇高”離他們多麼遙遠，并顯得如此虛幻。随後，他投身于另一種浪漫主義，成為了法國空想社會主義的信徒，并因參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組而經曆了假死刑與流放。這段殘酷的經曆進一步擊碎了青年時期德國浪漫主義帶給他的某些幻象，這其中包括席勒的作品所激發的某些理想主義成分。于是，他不得不對席勒的“美與崇高”理想進行重新思考。

同時，去僞存真，德國浪漫主義精神的許多優秀影響卻從未消失，而是與他一生在文學作品中所探讨的神學、哲學、人學主題緊密纏繞。陀思妥耶夫斯基後來在作品中表現出來對席勒的态度，看起來是非常矛盾的。在《地下室手記》（1864）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對席勒式的理想主義進行了嘲弄，對他青年時期的偶像同時也是對自己青年時期的某些理念進行再思考。

“我越是意識到善和所有這一切‘美與崇高’，便越深地陷入我的泥潭，越是難以自拔。但是，主要的問題卻在于，在我身上，這一切似乎并不是偶然發生的，而倒像是理應如此的。似乎這便是我最正常的狀态。”

《少年》，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譯者：嶽麟，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1月。

在《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罪與罰》以及《少年》中，席勒式的理想主義者同樣被用尖刻的反諷語調所對待，然而，這種諷刺并不是直接指向席勒本人的。相反，當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9年從西伯利亞返回後，他還在自己的《時代》雜志上反擊當時一篇攻擊席勒的文章。

認清了俄羅斯的真實境況之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創作中去除了席勒思想中不符合俄羅斯實際的虛假的理想主義，專心于将“美與崇高”與俄羅斯東正教理念結合，意圖創造與席勒的“美麗的靈魂”（Schöne seele）相契合的“更高意義上的人”（higher man）。例如，在他晚年的作品《卡拉馬佐夫兄弟》中，與席勒相關的印記是非常明顯的。據學者統計，席勒被提到了32次，而莎士比亞則為5次，普希金是6次。除了私生子斯麥爾加科夫之外，所有的卡拉馬佐夫都曾引用席勒。

而席勒思想也與人物内心的鬥争與精神世界的成長緊密相連。例如，德米特裡在對阿廖沙忏悔時引用了席勒的詩歌。事實上，德米特裡仿佛席勒《強盜》中的卡爾·穆爾，而非老卡拉馬佐夫所言是弗朗茲·穆爾。《強盜》中，席勒塑造了對上帝和父輩進行激烈反抗的卡爾·穆爾。卡爾出于正義的羅賓漢之舉讓他變成了強盜的首領，但他對弟弟弗朗茲的渎神弑父的罪行感到很震驚。弗朗茲卻用十八世紀唯物主義憤世嫉俗的學說為自己的罪行進行辯護，這與陀思妥耶夫斯基抨擊的俄國虛無主義十分相似。德米特裡對“美”之驚異性和雙重性的感歎和闡述裡回響着席勒創造的“偉大的罪人”所展現的美與崇高，并且其中并不帶什麼諷刺語調。盡管如同來自地下室的“哲學家”，德米特裡陷入了卑鄙和堕落的深淵，但他完全意識到了自己的堕落。這種意識到自身邪惡的能力賦予他力量，從沾滿污垢的深淵攀升到宗教的靈性。就像《強盜》中的卡爾·穆爾，德米特裡發現自己卷入了崇高的理想和卑下的現實之間折磨人的争鬥，即他口中聖母瑪利亞的理想和索多瑪的理想之間的争鬥。德米特裡和卡爾·穆爾一樣看到了真實生活惡劣的一面，卻同樣理想主義地追求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追求人性更為高貴的一面。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塑造德米特裡這一人物的時候顯然不僅僅從席勒那邊汲取影響，當德米特裡進而追問：“問題是我将如何進入與母親大地的永恒連接之中？”讀者可以清晰地聆聽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提倡的具有俄羅斯特色的“根基主義”的回聲。

《白夜》，作者：（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譯者：榮如德/周樸之/翁文達，版本：上海譯文出版社2015年1月。

雖然，從初涉文壇到創作高峰期，再到晚年的《作家日記》的編輯出版，德國詩人席勒的痕迹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一直存在，而對于“美與崇高”的矛盾的态度也一直貫穿着作家的創作生涯。但是，創作成熟時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傾向于将這種對普遍的“美與崇高”的追求與展現了真切的基督形象的獨特的俄羅斯理念結合起來。

總體而言，德國浪漫主義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受到了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人們用以努力表達那些古老的宗教疑惑的新方式。而席勒的“美與崇高”為他提供了一些範例，席勒作品的感染力則長久地在他的作品中回響。然而，對現實深切的洞察使他的意識發生了轉變，轉向憐憫與愛這些基督教價值觀的實際應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虔誠地關注着永恒的價值，另一方面積極地響應着現實的需要，前者着重于滌淨靈魂的内心鬥争；後者則是與具有腐蝕作用的殘酷環境進行搏鬥。時至今日，“美與崇高”所體現的這兩個層面依然具有重要價值和深遠意義。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力圖結合兩者所創作出的作品也同樣值得今天的讀者再次閱讀與思考。

他心頭突然掠過一陣奇怪的、出于意外的痛恨索尼娅的感覺。仿佛這種感覺使他感到驚訝而害怕似的。他猛然擡起頭來，目光定定地看着她；但他碰上了她那驚慌不安的、對他深為關切的目光，這是愛情；他的憎恨感幻影般地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這不是那種感情，他把一種感情當作另一種感情了。這隻是意味着，那個時刻已經來到了。

——《罪與罰》

作者 | 俞航

編輯 | 宮子

校對 | 薛京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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