饒宗頤

饒宗頤與季羨林

關注饒宗頤先生很久了。記得很多年前電視台采訪饒老，知道他是位大學者，讀書過目不忘，兒時曾被稱為“神童”。饒老書畫作品價格，近年來一路上漲，我失去多次機會，今偶得饒老書法“書名題簽”一張，題簽内容為：“香港近現代文學書目”。

“南饒北季”——饒宗頤先生和季羨林先生

季羨林說：我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

餘秋雨說：香港有了饒宗頤，就不是文化沙漠。

饒宗頤，字伯濂，号選堂，1917年生，廣東潮州人，于1949年遷居香港，對敦煌學、古文字學、詞學均有研究，精通梵文。

饒宗頤先生是一代鴻儒，國際矚目的漢學泰鬥，是亞洲文化的驕傲。香港大學和潮州建有“饒宗頤學術館”。2011年饒宗頤被推選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饒宗頤先生對于曆史、考古、文學、經學、教育、書畫等不同領域均有涉獵，又是傑出的翻譯家。他學術範圍廣博，凡甲骨文、敦煌學、古文字、上古史、近東古史、藝術史、音樂、詞學等，均有專著，出版書40種，學術論文過300篇。藝術方面于繪畫、書法皆有成就。

饒宗頤精通古琴，善于詩賦，書畫作品清逸飄灑，自成一家。饒對古文字有很深的認識和研究，可以随手寫出古文字，而書寫出來的古文字相比其他書法家更為流暢。饒宗頤能把古文字寫得流暢，除了因為對古文字有所研究外，亦因為他在幼時便學寫宋人的行草，不斷練習寫碑文，《張猛龍碑》更是寫了逾三十遍。

饒宗頤的書法，是學者的書法，亦是書法家的書法。饒宗頤幼年即從唐人歐陽詢及顔真卿之楷書及宋人行草入手，在此基礎上，他锲而不舍地學習古人，轉益多師。另一方面，因他對甲骨學、敦煌學、簡帛學及古文字學有所鑽研，故能寫出這些古文字，并把古代一些非書法家所寫的字，變成個人風格的古文字書法作品。此外，饒宗頤對前人書畫藝術有觀察力及轉化能力，既能寫出各種不同形象，又能保持個人面目，故他的書體被稱為“饒體”。

饒宗頤學貫中西，于史志、楚辭、詞曲、音樂、甲骨文、簡帛、梵學、敦煌學、宗教、詩詞……等方面無不貫通其原委，因而在潛移默化中，其學者之文思便融會于筆下，形成了一種揮灑自如而不失曠達恬靜的學者書風。

近代以來，此類學者書家代有才人，遠至章炳麟、陳垣，近至啟功、于省吾，無不自出機杼，豐神獨具，饒宗頤與諸家相比較，則未遑多讓。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饒宗頤教授内心的甯靜與學識的滋養，在其書法中不自覺地流露出一種沖和平靜的書卷之氣。正如他抄錄的康有為一副對聯所示，“但見花開落，不問人是非”。在這樣的心境下，他能心無旁骛地潛心搦管，人書俱老，形成特有的書風。很顯然，這不是從臨池中可以輕易獲得的。

饒宗頤的書法在娴習諸帖之後，并未為前人藩籬所囿，幾乎在其書作中找不到任何一家的影子，但卻不失深厚底蘊，這便是作為學人的饒宗頤書法的特出之處。在縱覽曆代文人之畫後，饒宗頤教授對明代文人尤為推許，他認為，“其時，文人崇尚書、畫、詩三藝兼備。他們大都以山水為園林，以翰墨為娛戲，以文章為心腑，而以畫幅為酬酢”。饒宗頤教授正是以此為津梁，心向往之。

事實上，在饒宗頤教授的學術生涯和藝術生涯中，他不僅詩、書、畫三絕，更是學富五車。作為一個享譽海内外的漢學大師，饒宗頤以其特有的如椽大筆，為人們留下了隽永深味的書畫佳作，無論就其影響，還是所展現出的文人内涵，已經遠遠超出了他所心儀的明代文人，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值得驕傲的學界楷模。

饒宗頤平生最欽佩莊子的“參萬歲而一成純”。這句話出于莊子的齊物論，齊物論的主要思想是将多與少、一萬年和一瞬間，都看成同一回事，把一萬年的精華提煉為純度很高的一瞬間。

饒宗頤在書畫創作上也運用了很多齊物論思想，比如說在一般人看來，臨摹畫和創作畫是兩碼事情，但是從齊物論思想來說，他認為，臨摹本身就是一種創作。他在臨摹過程中，也有自己的構型、用筆，每一筆是他自己創作出來的。

他有一套自己的“饒功”,是一種瑜伽，一種打坐方法，有空就會在家練習。他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地，當我閉眼的時候，我就讓自己的思想任意翺翔，可以想到幾萬年、幾千裡之外，此時我同天地融為一體，我已敲開了莊子的門。

他常對人言，做學問和做人要耐得住寂寞，要有平常心态，要“守株待兔”，不能急功近利。“積極追兔子的人未必能夠找到兔子，而我就靠在樹底下，當有兔子過來的時候，我就猛然撲上去，我這一輩子也不過就抓住幾隻兔子而已。”

有人說，他有三顆心，第一顆叫好奇心，第二顆叫孩童心，第三顆叫自在心，一顆比一顆高。持着這三心，饒宗頤在智慧的求索中執着，而不為執着所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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