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個周成王統治初期，楚人自其國君熊繹以下似乎都努力扮演着忠臣赤子的角色。然而，很快他們卻淡出了人們的視線，而當曆史的聚光燈再次照到在他們身上之時，卻已然是周昭王姬瑕大張旗鼓的 “南征伐楚”之時了。

雖然從現有史料來看，我們并沒有找到周、楚關系緣何迅速急轉直下的直接證據。但是發生在周成王統治中期的一起政治風暴，卻似乎與之有着極為密切的聯系。那便是至今仍衆說紛纭的 “周公奔楚”。

“周公奔楚”的故事不見于 《尚書》《左傳》 《國語》等先秦史料。司馬遷卻言之鑿鑿地将其記錄于 《魯周公世家》及 《蒙恬列傳》之中。雖然叙述的角度略有不同，但上述兩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卻基本一緻。都是說在周成王親政之後，有人趁勢攻擊曾經身為攝政的周公旦，周公旦為了避禍，不得已逃往楚國。

雖然 “周公奔楚”一事的真實性，至今仍廣受争議。但如果站在當事人的角度來看，面對着本就對自己頗為猜忌、眼下又聽信了讒言的周成王，周公旦第一時間嘗試着進行解釋顯然很難奏效。反倒是暫時離開風暴中心，讓雙方有時間和空間進行冷靜思考較為安全。

那麼在衆多的諸侯國之中，周公為何獨獨挑中楚國呢？站在後世者的角度來看，周公或許是從以下三個方面去考慮的。首先，從遠近親疏的角度出發，他如果前往以自己兒子伯禽所在的魯國或其他姬姓宗室封國，那麼勢必會加劇周成王的猜忌，引發又一場諸如“三監之亂”那般的内戰。而東夷、西戎諸國又與周王朝有着血海深仇，周公旦不敢貿然前往。唯有楚國地位特殊，既非姬姓宗親、又乃周氏股肱，正好用作臨時避難所。

其次，楚國國都丹陽位于鎬京東南，地利位置相對便利。抵達丹陽之後，周公可以從容地根據政治形勢的發展，進而選擇自己下一步是折向洛邑、還是東去魯國、甚至逃亡東夷，

最後，之所以選擇楚國出奔，或許還因為在周公和大多數周王室的眼中，以熊繹為首的楚國貴族，老實巴交、任勞任怨，即便遭受了不公正待遇，也不敢公開發作。俨然是一個可以任意揉捏的軟柿子。周公旦相信自己跑到丹陽之後，楚國人既不敢将自己拒之門外，也不敢将他送回鎬京。如此一來，自己便可以坦然擺出一副 “去國避嫌”的姿态，坐看風雲變幻。

雖然 “周公奔楚”最終以周成王在周公的府邸發現了這位叔叔早年間為生病的自己祈福、甘願以身代死的禱書，深受感動之餘，命人從楚國請回了叔叔而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号。但是經曆了這番政治風波之後，楚人的内心卻似乎久久難以平複。他們既對卷入周王室的宗室内讧倍感後怕，也對周公這種毫無先兆便引來災禍的方式出離憤怒。

啟尊，西周昭王時期青銅器，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

這種不安和憤怒逐漸發酵，令楚人急切地想要擺脫遷都丹陽後這種寄人籬下的感覺。然而，在成王姬誦及其子康王姬钊統治時期，兵強馬壯的周王朝征戰四方，無往不利。弱小的楚人想要脫離其控制，談何容易。直到姬钊去世，周王朝的第四代君主昭王姬瑕登基，楚人才依稀看到了一絲希望的曙光。

作為生前武功赫赫的周康王姬钊的繼承人，以27歲壯年繼位的姬瑕自然也渴望成就一番自己功業。然而，由于其父康王末年曾連續對東夷和鬼方大規模用兵，姬瑕要想青史留名，不僅需要耐心等待此前虛耗的國力緩慢地恢複，更要需要尋找到一個合适的新戰場。

為了積聚力量，姬瑕統治的前14年裡周王朝似乎并沒有主動卷入大規模的戰事之中。然而，看似四海升平的背後卻是暗流湧動。公元前982年四月，中原地區突然遭遇了長時間 “恒星不見”的陰霾氣候。當年，魯國境内更發生了國人暴亂、襲殺宰臣的惡性事件。

這些天災人禍對周王朝的社會秩序造成了極大的沖擊，更令姬瑕的統治威信搖搖欲墜。為了轉移内部矛盾，姬瑕急需一場對外戰争。為了制造戰争借口，公元前980年，姬瑕駐跸于洛邑成周，召集天下諸侯和方伯前來觐見。迫于周王朝強大的軍事壓力，除了本就從屬于周王朝的各方勢力之外，連被周人視為東夷和南夷的華東和華南地區亦有26位酋長千裡迢迢地趕了過來。

這般 “萬國來朝”的景象，不僅極大地滿足了姬瑕的虛榮心，更令其對正在計劃中征服漢水流域的戰争充滿了信心。随着朝見活動的正式結束，姬瑕随即便以漢水以南的 “虎方”未來觐見為由，命宗室将領的南宮氏作為王師的前鋒向着南方進發。而在各路諸侯的兵馬集結完畢之後，姬瑕更親率大軍一路高歌猛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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