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唐封葉|葉話文史公衆号

《簡說西周史》系列第21

引子：西周虞國是公爵國？兩件青銅器的銘文證明它是侯國。

那是1979年，當時的山西省文物商店收進一件西周晚期青銅壺。該壺器型和紋飾都不算特别。但是其内頸部有24字銘文，倒是颠覆了很多人的一個認識：

唯王二月初吉壬戌，虞侯政作寶壺，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有人會不解，颠覆了什麼？唐封葉就給大家挑明了：按照自古以來很多人的認識，周代杞國、宋國（先王之後）和虞國（周文王二伯父虞仲之國）、西虢國（文王三弟虢叔之國）都是公爵國，但該銘文卻明确表示，西周後期虞國國君的稱号隻是侯而已！

有人說，會不會是虞國國君原本是公爵，某代子孫因犯事被降爵了呢？應該不是。因為之前在1954年時，鎮江丹徒出土了一件一般被認為是周康王時期的青銅器——宜侯夨（zè）簋，該簋記載了周康王将“虞侯夨”改封到宜國的史事，顯然西周前期的虞國國君也是侯。

宜侯夨簋和虞侯政壺的銘文加在一起，證明虞國在整個西周階段都是侯爵而非公爵！既然虞國國君不是公爵，不由得讓人深思，西周真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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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文獻記載其實很混亂。

說起周代爵位制度，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想起“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因為一般認為是輯錄戰國資料篇章、成書于西漢時期的《禮記·王制》篇有如下記載：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此外，成書于漢代的《周禮》中也有類似說法。《禮記》《周禮》一直被認為是儒家的重要經典，所以自古以來一直到近代，學者對上述說法都深信不疑，認為這樣的等級差别和順序是至少從西周初年就由王朝頒定的。但其實多看看古籍，儒家亞聖孟子說的都跟這不太一樣。

北宮锜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轲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孟子·萬章下》

由《萬章下》的對話可知，孟子他老人家作為戰國時期的大學問家，都說因為諸侯們銷毀資料，自己對周代爵位知道不多，而且他大略聽聞的“五等爵”是“天子、公、侯、伯、子男”這五等，跟《禮記》所說稍有不同。

如果說孟子說的還跟“二禮”差不多，那一般認為成書于戰國後期的《左傳》，裡面記載的爵位等級則遠遠超過五個：

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左傳·襄公十五年》

《左傳》的叙述中，有“公、侯、伯、子、男”不假，但還有“甸、采、衛、大夫”，又多說了4個，也即除了“王”還有九等。

再往前找文獻資料，西周初年的文獻、《尚書》中較可靠的早期篇章中說的商周外服諸侯體系，跟《禮記》《孟子》則完全不一樣了。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尚書·康诰》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裡居，罔敢湎于酒。——《尚書·酒诰》

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尚書·召诰》

（康）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唯予一人钊報诰。——《尚書·顧命》

以上各篇，有的說“侯甸男邦采衛”、有的說“侯甸男衛邦伯”，有的說“侯甸男邦伯”（以上均為周成王時），有的說“侯甸男衛”（周康王時），學者的斷句也不一樣。但總歸共同點是都有“侯甸男”，不同點是有的加了個“邦伯”（也有人認為邦伯不是一類稱呼，而是指前面侯甸男諸國的國君），有的加了個“衛”，有的加了個“采”，總歸就是沒有“公侯伯子男”這樣的排序。

由以上資料可知，目前存世的周初文獻中，爵位一般是固定的“侯、甸、男” 不固定的“采”或“衛”或“邦伯”。“公、侯、伯、子、男”的說法出現的時代較晚，是戰國、秦漢時期的說法。《左傳》的說法“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九等說，好似是周初的說法和戰國的說法雜糅在一起拼湊出來的。

二、在西周金文裡，外服諸侯的等級隻有“侯甸男”。

到了近現代，随着考古資料層出不窮，甲骨文、金文、簡帛書不斷問世，自傅斯年、顧颉剛、郭沫若、童書業等大家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對周代是否有過《禮記》所說的整齊劃一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産生了懷疑。

相傳1929年河南洛陽出土的作冊令方彜（一般認為是昭王時期），其中銘文說：

隹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受卿事寮。丁亥，令夨告于周公宮，公令出同卿事寮。隹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出令，舍三事令，眔卿事寮、眔諸尹、眔裡君、眔百工、眔諸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既鹹令，甲申，明公用牲于京宮……

在上述銘文中，也沒有“公侯伯子男”的說法，而隻有“諸侯侯田（甸）男”。很明顯，按金文的說法，西周昭王時期諸侯隻有三等即侯、甸、男。這種說法與《尚書》中的周初篇章是很接近的。

作冊令方彜銘文—諸侯侯田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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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字形和概念細說商周時期的“公”、“侯”、“伯”、“子”、“男”。

1.“公”一直是尊稱，很多人認為是“公爵國”的諸侯國并非公爵國。

“公”字，東漢許慎在《說文》中解釋道：

平分也，從八從厶。八猶背也。

許慎的解釋是“背厶為公”，但是上述說法恐怕并不符合造字原意。因為在甲骨文中，“公”字的底下不是“厶”而是“口”。

在甲骨文裡，“公”也沒有公正、無私之意，而隻是在商人提到先公時用到。一些學者認為，甲骨文“公”的字形像一個口上邊長兩撇八字胡，也就是老公公的意思。周人的先祖中也有很多叫“公”的，如“公劉”、“公亶父”，可能是因為部族首領多是族中長者，所以稱“公”。西周時期的公是何意？《春秋公羊傳》雲：

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

西周金文顯示，西周王朝的卿士也即執政大臣都叫某公，如周公、召公、祭公、明公、益公、武公等。《逸周書·王會解》中尊稱杞侯為夏公，尊稱宋君為殷公，

除此之外，諸侯或大夫在其本國内、本家内也可以被下屬尊稱為公，這就是學者所說的“境内稱公”。如當代香港收藏家藏有一件周初晉國覐公簋，覐公本是唐國（晉國）的一個臣子，頂多是個大夫級别，但銘文裡做器者也稱其為公。

諸侯死後的谥号可以叫某公，無論生前何爵，如魯國為侯爵，但死後谥号可稱魯隐公、魯桓公等。

但西周時期的公并不是爵位。

首先西周時王朝卿士并不世襲，而所謂的公爵一般認為是世襲的，所以“三公”的“公”僅是尊稱。

至于虞國和虢國，筆者唐封葉第一節已經解釋，根據西周宜侯夨簋和虞侯政壺記載，虞國其實是侯爵。而西虢國，目前金文中發現有虢伯某、虢仲某、虢叔某、虢季某等稱呼，卻沒有單稱“虢公”的；虢國青銅器中雖有“虢文公子段”、“虢宣公子白”等字樣，可“文”和“宣”顯然是谥号。而且據《今本竹書紀年》，虢文公擔任過王朝卿士，他活着時稱公也僅是屬于“天子三公稱公”這一範疇。尤其虞國作為周文王二伯父的封國，爵位都是侯而已，西虢國作為周文王弟弟的封國不大可能超過虞國被封公爵國。

最後說“先王之後”。

杞國在《春秋》上就是侯爵國，君主先是被叫杞侯，後來又因行夷禮被貶稱杞子。有人懷疑杞國是否原來是公爵，後來被降爵，但僅是猜測。在殷墟甲骨文中，杞國君主就被叫做“杞侯”。清末在今山東新泰出土了大批杞國青銅器（一般認為年代為春秋時期），銘文中杞國國君卻被稱作“杞伯”。所以《逸周書·王會解》中稱杞侯為夏公應僅是尊稱。

而宋國，雖然文獻上稱其君主為宋公，目前出土的春秋戰國時期的宋國青銅器銘文上也有“宋公戌”（宋平公）、“宋公栾”（宋景公）等名稱，但一來春秋戰國時期稱公已經泛化（秦國傳統認為為伯爵，但秦國青銅器中大都自稱“秦公”），二來也不能反映西周時期情況。2011年，流失海外的青銅器疑尊、疑卣在法國參展，上面的銘文對宋國國君又另有稱呼：

唯仲羲父于納鄂侯于盩城，誕贶臣于宋伯。

疑卣、疑尊一般被認為是周初成王時器皿，上面對宋國國君的稱呼卻不是宋公，而是宋伯，說明至少周初宋國國君應沒有公的爵稱。何況《左傳·昭公二十五年》中宋國大夫自稱“我于周為客”，拒不按當時霸主晉國的指令向周天子納貢，晉國也無力反駁，可知宋國作為前代之後，在周朝應該不被納入諸侯體系，是個極為特殊的存在。所以退一步講，即便宋國國君在西周中後期也被外界尊稱公，也是個特例。

2.“侯”是西周諸侯中的一個重要等級，但很多文獻上的伯爵國、子爵國其實在西周卻是侯爵國。

“侯”在甲骨文中像箭射在靶子上，所以商周時期的“侯”是“善射者”之意，是為王朝擔任禦邊任務的武官，這沒有任何争議。在作冊令方彜中，也指明周昭王時期的諸侯即指“侯甸男”三類。因此在此筆者唐封葉不再贅述。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認為是伯爵的北燕國，金文中均作“匽（郾）侯”，《春秋》中的滕子、薛伯，其實金文也都作“滕侯”、“薛侯”。因此“侯”是西周諸侯最主要的爵位。

3.“伯”不是爵位，它在西周應用很濫，内外服但凡有封地、封國的君長都可稱“伯”。

“伯”字在甲骨文、金文中其實都寫作“白”，字形像個人頭（郭沫若認為像大拇指），本是首領的意思。所以甲骨文中有“雇伯”、“盧伯”、“盂方伯”等。

進入周代，“伯”作為非分封、僅是臣服的外服國家國君的稱呼一直存在，如過伯等，這跟商朝是一樣的。另一方面，周王畿内的封君也有很多叫“伯”的，如世家大族中的宗子、嫡長支，一般也稱伯，即“伯仲叔季”的意思。比如前面提到過，金文裡虢氏有虢伯某、虢仲某、虢叔某、虢季某，還有井伯、井叔等，以及伯某父的叫法。至于某仲、某叔、某季，自然是表示某氏的其它分支，但往往它們也是獨立的，也是一國之君。所以這樣一來情況就複雜了，西周的王畿和外服到處都有叫“某伯”的君長，那些叫“某伯”稱号的人，很多無法确切分清他稱号中的“伯”是偏向國君之意，還是主要代表“伯仲叔季”。

要說“侯”與“伯”的關系，那就是“侯”一般也能稱“伯”，因為從宗法角度講，一國諸侯一般是家族族長，所以某諸侯在強調其宗法身份時也可以稱“伯”；但是反過來，“伯”不一定能稱“侯”，因為“侯”是朝廷任命的地方軍事守臣，一個貴族家族的族長，不一定有“侯”的官職稱号，也有可能隻是畿内封君或外服的服國。

最後說說東周時期著名的“鄭伯”、“秦伯”。他們最初都是畿内封君，這個很多曆史愛好者應該知道，所以他們叫“伯”是因為他們沒有諸侯（侯甸男）的正式封号。

4.“子”不是爵位，是商人習俗及一種宗法稱呼。《春秋》中的不少子爵國，金文裡其實作“某伯”。

在甲骨文中，“子”的本意就是兒子，強調出身。在商代，商人貴族一般被稱為“子某”或“某子”，如蔔辭中有子畫，文獻中有微子、箕子等。

在西周，商朝那種“某子”的說法出現得較少（相比公、侯、伯而言）。筆者唐封葉以為西周的“子”應該有兩種用法：一是蠻夷小國之意。這種用法應是沿襲商人用法進而擴展而來的。因為商人和東夷人關系親密，有很多共同習俗，所以《左傳正義》說杞侯用夷禮而貶稱杞子。如周原甲骨文中有“今秋楚子來告”的字樣，新近問世的《士山盤》中有“荊子”的叫法。二是貴族的庶子、小宗的宗長，與“伯”相對，都是宗法角度産生的稱呼。如西周前中期有《沈子它簋》，銘文稱沈國國君為“沈子”，是周公之後。一些史學家認為沈國是從周公之子的封國魯國中分出來的，也有人認為是從周公之子的封國凡國中分出來的，總之沈國的始封君應是魯國或凡國的一個庶子。

5.“男”是爵位，但數量稀少。

“男”最早出現在商代，字形上田下犁。甲骨文中卻沒有可以确認為爵位的“某男”說法，但甲骨文中有“任”，是專任某職之意，很多學者認為通“男”。

前面提到，《尚書》和金文裡都說，西周時“侯”的等級實際包含“侯甸男”三級，“男”明列其中，所以“男”是西周諸侯爵稱是無可置疑的。不過周代男爵國極為稀少，傳世文獻中，西周加東周隻有許國和宿國等兩三國國君稱“男”；目前西周金文裡所見的“男”也隻有幾個而已（國名是冷僻字打不出，就不具體說了）。總之在西周時期“男”可能和商代一樣，是被周天子賦予某種專項任務的諸侯的稱呼（唐蘭認為是擔任種地任務），屬于比較低等的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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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探索西周爵位的真實情況，解析“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說是怎麼産生的。

從以上可知，周初的諸侯體系應是大體沿襲商朝，有侯、甸、男、采、衛等稱呼。其中衛的職能和侯近似，都是軍事職能；采應指采邑。一說采和衛都是指附庸。到了西周中前期也即周昭王時期，西周諸侯明确為侯、甸、男三等。西周後期諸侯等級不明，但據虞侯政壺可知連周文王二伯父之國都僅是侯，不大可能有其它諸侯是公爵。

西周時期，公，是尊稱（王朝卿士尊稱、王者之後尊稱、境内臣子對君主尊稱、谥号尊稱）；伯，是王畿内外大部分有土之君的通稱（從宗法講各國君主大都是嫡長子）；子，是殷人和東夷文化圈君長的稱呼，常用于蠻夷之君，又是貴族的庶子、小宗的宗長的意思。以上三者當時都不是什麼爵稱。

那為什麼春秋戰國以後會有“五等爵制”的說法呢？旅美學者李峰（著有《西周的滅亡》等）認為，這是平王東遷，導緻原西王畿畿内國也大批遷往中原所導緻。這時王綱失序，缺什麼想什麼，王朝卿士、畿内的衆多伯和東方諸侯（指周天子分封的國家）及普通服國（原有的舊國僅臣服于周朝）混雜在一起，經常會盟走動，就要給排個順序。王朝卿士尊稱“公”，那“公”就排第一了；“侯”是周朝的支柱力量，一般軍事強大，自然排第二；“伯”，無論是原來的畿内國還是外服沒有“侯甸男”稱号的普通服國，國力大都比“侯”小，就排第三；“子”，是貴族的稱号，但宗法上比“伯”低，又常用來稱蠻夷之君，就排“伯”後面；“男”，原本就是西周諸侯的末流，數量又稀少，當然排最後。至于原有的“田（甸）”，楊樹達認為其職能是狩獵（這個意思後來又寫作“畋”），東周時代狩獵已經不是各國的主要經濟手段，所以西周中期以後就慢慢消失了。這樣去掉“甸”排起來，就成了所謂的“公、侯、伯、子、男”。所以這樣的“五等爵制”即便有，也是東周以後的事情了。

其實在傳統文獻和出土的金文、簡帛書中，我們會發現有命某貴族為“侯”（注意包括甸和男）的記載（如《克罍》“令克侯于匽”、“清華簡”《封許之命》“令命汝侯于鄦（許）”），但從沒有發現周天子冊命某貴族為公、為子的冊命文書。史書上也有周天子命某人為伯的記載，但這裡的伯都是指方伯，即霸主之意，而非所謂“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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