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兵相合奇兵制勝?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黃樸民，下面我們就來說一說關于正兵相合奇兵制勝?我們一起去了解并探讨一下這個問題吧!

正兵相合奇兵制勝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教授 黃樸民

《左傳·成公十二年》有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西漢陸賈也說：“居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可見，文治與武功，是構成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體内容，而《論語》與《孫子兵法》所代表的正是文治與武功方面的理論指導之典範。它們既彼此獨立，又相互補充，“同歸而殊途，一緻而百慮”，遂使得中國古代的經國治軍活動能夠長期穩定有序地順利進行，并為今天的人們從事各類活動提供了彌足珍貴、足資啟迪的曆史文化資源。

西周末年史伯嘗雲：“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如果将《論語》與《孫子兵法》放在一起作通盤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它們之間的差異，恰好能夠體現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而不同”的優勢互補。這具體表現為以下幾點：

崇尚道德與追求事功的統一

儒家“留意于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作為其代表作的《論語》，其主導的價值取向自然是崇德尚仁，恥于言利。所以它主張“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強調“放于利而行，多怨”，反映出較為強烈的道德至上的傾向。而《孫子兵法》的主導價值取向則是承認功利，追求功利，主張以盡可能小的代價去換取最大的利益，“利”就像一根紅線一樣，貫穿于孫子的整個用兵指導思想，成為其指導戰争的根本動機，為此，其汲汲提倡“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主張“非利不動，非得不用，非危不戰”，“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把“兵不頓而利可全”視為從事戰争的理想境界。應該說，《論語》宣揚“仁德”與《孫子兵法》鼓吹“功利”，兩者均有一定的曆史合理性，但也不無其思維方法上的偏頗性：于前者不免乎“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迂遠而闊于事情”之譏诟，于後者，則多少有隻求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的局限，無怪乎後代有些人要斥責《孫子兵法》為“盜術”，認為“武稱雄于言兵，往往舍正而鑿奇，背信而依詐……故《詩》、《書》所述，《韬》、《匮》所傳，至此索然無餘澤矣”。話雖偏激，但多少言中了《孫子兵法》本身所存在的問題。所以隻有将兩者有機地加以結合，取長補短，讓它們“相滅亦相生”“相反而皆相成”，方能使經國治軍的實踐活動得到最好的理論指導，始終保持着健康發展的方向。

實施德治與推行法治的和諧

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是它的重要特色。因此推崇德治、王化，主張教化民衆，使廣大民衆歸心于仁，提倡通過道德修養來規範約束人們的思想行為，最終實現天下大治，乃是其學說的必有之義。這種治國馭民的基本理念，在《論語》一書中有着非常集中的體現。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遊于藝”；“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雲雲，即是這方面的突出主張。而古代兵刑一體，《漢書·刑法志》具體叙述兵制與法律之由來，稱道：“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讨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钺；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撲。大者陳諸原野，小者緻之市朝。”說明兵學與刑法同源，兵家必定講求法治。所以，《孫子兵法》基于兵刑同源一體的文化淵源，從敵我雙方生死角逐的層面考量，十分注重法治的地位與作用，将“法”與“法令孰行”列為決定戰争勝負歸屬的“五事七計”之一，強調“修道而保法”，“治亂，數也”；主張“令素行以教其民”，從而在治軍和作戰中凝聚軍心士氣，達到克敵制勝的目的。

《論語》與《孫子兵法》對“德治”與“法治”關注側重點的不同，結合在一起，恰好完整地體現了經國治軍所應遵循的正确方向，既立足于“法治”，又補充于“德治”。道理很簡單，沒有以“法治”為手段的“德治”，往往會流于形式，不能産生實質的效用，用孟子的話來講，就叫做“徒善不足以自存”；而沒有以“德治”為基礎的“法治”，則往往會失去正确的方向，同樣不能發揮積極的功能，“徒法不足以自行”，即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講求中庸守恒與推重詭詐權變的協調

中庸守恒是儒家對待事物運動規律的一般看法。對儒家而言，講求原則性，注重穩定性，是其積極追求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旨趣所在，即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作為儒家學說的奠基之作《論語》，自然要充分反映這個重要特色。因此，它一再強調凡事要堅持大經大法，做到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所謂“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吾道一以貫之”；“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雲雲，就是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具體寫照。《孫子兵法》則根據軍事鬥争的特點，而合乎邏輯地推重奇谲權變，主張兵不厭詐，計出萬端，靈活機動，因敵制勝。強調“兵者，詭道也。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卒待之”；“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與此相聯系，對“經”與“權”側重點關注的不同，使得《論語》更緻力于德行操守的養成，而《孫子兵法》尤其熱衷于謀略智術的修煉。應該說，這兩種傾向都是人生大智慧的表現。因為，堅持原則，“允執其中”，是經國治軍走向成功的基本前提；而因時變化，“因利而制權”，則是經國治軍走向成功的必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說，《論語》與《孫子兵法》的相輔相成，渾然一體，可謂是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

總之，《論語》與《孫子兵法》，一文一武，構建了中國古代曆史上經國治軍的最好方略，它們并存而共榮，相形而益彰，成為人們體認智慧的不竭源泉，追求成功的高明向導。這種價值，并不因時光的流逝、社會的變遷而有所減損，所以，在今天重溫這兩部不朽之作所蘊含的文韬武略，正确地認識兩者之間的異同并加以恰當合宜的互補，依然是十分富有意義的一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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