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以來的圖谶，本質上是一種政治文化思想，到西漢初年，圖谶與正統經學結合，逐漸演變為谶緯思潮，遂形成以谶輔經、以谶釋經的思想路徑，通行兩漢四百年。随着兩漢政治、政權的演進變化，谶緯思潮與政治的關系，也發生了由批判到依違再到頌揚的遷變。兩漢的士人，就是在這樣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實踐中，謀求自己的生存之路。

谶是什麼意思？《說文解字》中提到：“谶、驗也，有征驗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谶，從言。”由此可知，谶的意思就是應驗的預言或者隐語。但是在古代，谶卻不是我們認為的靈驗的預言，谶是言災異變化和帝王受命方面的符命征驗之書。

緯的意思比較好理解，類似于地球儀上的經緯線，經緯相對，橫線曰經、縱線曰緯。古代的書大多成為經書，但是其實上還存在着緯書，而緯書就是解經的書，自《六經》以及《孝經》都有緯。用我們現代人的視角來看，經書相當于教科書，而緯書就是課外翻譯書。

兩漢的谶與緯都是為了神化儒學，是儒學宗教化的産物。“谶”更多的是體現了“谶緯”思潮的政治意義和社會意義，利用“谶”的宣傳容易得到社會各個階層的支持；而“緯”，多是儒者神化儒家思想，是讓“谶緯”思潮蒙上意識形态的外罩，維護王權的統治。在曆史中，“谶”與“緯”都是凸顯了神學的性質，神化王權，神化儒學。

《谶緯論略》中說：“鄒衍和董仲舒都是谶緯的思想淵源”。兩漢時期的谶緯思想主要吸收了鄒衍的陰陽五行說以及董仲舒的天人感應說，這是谶緯思想的主幹。

陰陽五行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滲透在人們生活中的各個方面，尤其是在政治方面。陰陽和五行本來屬于兩個系統，到了戰國末期，兩者逐漸融合。鄒衍的核心思想就是在“陰陽消息”的基礎上實現“五德轉移”，其轉移的次序是照着五行相勝的原理規定的。因為木克土，故木繼土後，金克木，故金繼木後。換言之，新朝之起必因前朝之德衰，新朝所據之德必為前朝所不勝之德。

董仲舒迎合漢武帝的“大一統”，吸收各家的思想改造儒學，陰陽五行思想占很重要的地位。董仲舒用五行相生來論父子尊卑有序，由此推到君臣尊卑有序上。他的陰陽五行思想影響了漢代的很多儒生，這種思想也繼續被改造，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劉向和劉歆父子，他們奠定了谶緯的陰陽五行思想的基礎。

“天人感應”思想，對谶緯有深遠的影響，既是谶緯政治思想的又一源頭，也是谶緯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谶緯”繼承了這個思想，更多的是在“祥瑞”、“災異”方面發揮作用。

天人感應說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說皇帝代表天意，要人民服從皇帝，這就是所謂“君權神授”。另一方面要皇帝尊天保民，不要胡作非為，這就是所謂的“神道設教”。在具體的形勢，多表現在“天降祥瑞”和“災異遣告”。

兩漢谶緯政治思想的主體是谶緯的造作者和谶緯流傳中的參與者。造作谶緯可推至春秋時，流傳于西漢後期，東漢中葉達到極盛狀态。谶緯是由簡單地預言變成與“經義”糅合的神學，由方士化儒生或儒生化方士造作和傳播，到士人階層争相學習和研究，由民間的随意造作，到官方的認可和定型。在這個過程中，谶緯的政治思想自覺或不自覺地随之形成和發展。

（一）谶緯思想的形成：儒生與方士的互動

谶緯的制造者難有定論，因為它不是某個人主導的，也不是一時而為，不見署名，也沒有文獻記載。根據史料判斷，谶緯的造作者應該是一個群體或者是幾個群體，它們之間既有思想上的延續，又有思想上的交融。

首先是方士這一群體。谶緯中有與鄒衍相似的學說，雖不能确定鄒衍參與造作，而從史料中看，繼承其學說的方士則是造作谶緯的主要群體。《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

“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軍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

制造谶緯的另一大群體是儒生。儒生之所以熱衷于将始祖孔子與漢家王朝牽連在一起，目的在于使儒家學說成為漢王朝的正統意識形态。方士利用“經義”來文飾“谶”，來谄媚讨好統治者；而儒生引“谶”附會“經義”，神化孔子，鞏固儒學統治思想的地位，也是為統治者服務。

（二）谶緯思想的流行：君主與士人的推動

谶緯的興衰與皇權是密不可分的。谶緯流行的主要推力來自君主或是争奪君位者。谶緯的流行與君主的推力之間的關系，是谶緯政治思想形成的關鍵因素。

王莽信符命，符命的性質和谶緯一樣，也可以說符命等同于谶緯。王莽謀篡劉漢政權，符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是當時慣用的證明自己承受天命和籠絡人心的重要手段，王莽算是始作俑者。光武帝劉秀在起兵反王莽、稱帝建國、統一天下的過程中，谶緯都是重要的角色，影響着光武帝的行動。《後漢書•光武帝紀》說：

“莽末，天下連歲災蝗，寇盜鋒起。宛人李通等以圖谶說光武雲：劉氏複起，李氏為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兄伯升素結輕客，必舉大事，且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遂與定謀，于是乃市兵弩。

光武帝劉秀非常了解當時天下的大勢，再加上其兄劉伯升的影響，那麼“圖谶”可能也就是起到了一個引子的作用，是一個堂而皇之的理由，并借此宣傳其起兵的合理性。

四、谶緯思潮與士人心态變遷

谶緯的本質屬性，是一種政治文化思潮，因而它不僅必然地與兩漢正統經學發生思想關聯，也必然會對其時士人的思想和行為産生實質的影響。兩漢谶緯思潮發展，大體可分為三個時期：漢初至哀帝時期；王莽（含平帝）、劉秀時期；明帝、章帝至漢末時期。

（一）漢初至哀帝時期：谶緯的政治批評與士人遭懲

漢朝立國之初，在延續先秦以來谶驗觀念的同時，伴随着經學的确立，以谶“緯”經、經谶牽合互釋，開始形成為一種新的思想文化現象。但漢初至武帝時，此類思潮并未觸及政權核心利益處，因此并沒有引起當權者太多的注意，谶緯與士人群體的思想、命運的關系也還不是很普遍。

昭帝之後的情況就不同了。外戚專權、中宦沆瀣、君權旁落，造成政治失序、政局多變的混亂局面。因此，谶緯的政治批判精神空前高漲，開始深度幹預政治，甚至危及政權根本，因而遭遇政權的強力打擊，宣揚谶驗的士人學者受到嚴懲。

《春秋》學者眭弘因自然異象，而建議昭帝禅位給“匹夫賢人”以應天命，從根本上否定了當朝政權，最終因“妄設祅言惑衆，大逆不道”而被殺。這個階段，并未從根本上否定當朝政權的谶緯學者，也往往持政治批評态度，批評矛頭往往指向擅權的中宦和外戚，同樣也遭到政權的懲戒。

（二）王莽、劉秀時期：谶緯的依違政治與士人分化

王莽（含平帝）、劉秀時期，政局混亂，國家政權兩度更替，還有公孫述、劉盆子等多人先後擁兵割據稱帝。這個時期的谶緯思潮，除存續此前的經、谶牽合特征外，其更為突出的主流趨向，是谶緯學者不再像哀帝之前的士人那樣站在政治批判立場，而是轉身為政權、政治的合謀者，以谶緯迎合某種政治需要。

谶緯思潮的此種轉變，使它在整體上呈現出與前一時期不大相同的面貌，即：與經典牽合互釋的“學理色彩”相對淡弱了，而直接迎合某種具體政治訴求的“實用色彩”則極為鮮明，這是亂世争雄的社會政治環境所決定的。

士人的分化可以從他們對待漢室的态度上可以看出：王莽篡漢後，士人學者大多“不仕王莽”，或不應征召、或逃離退隐。到劉秀複漢，他們又紛紛出仕。總的來看，王莽時期是谶緯及谶緯學者與政權、政治進入了碰撞交融的磨合階段，而劉秀複漢之後，天下一統、經、谶牽合互釋的思想路徑複興，開始全面融合過渡。

（三）明、章二帝至漢末時期：經谶牽合思潮與士人歸宿

經過明、章二帝的大力推進，以章帝建初四年白虎觀會議之結晶《白虎通》為标志，确立了經、谶牽合互釋的思想綱領，影響并成為了整個東漢時期的基本思想特征。東漢士人，也在這一思想綱領的指引下，走上了經谶兼修以謀祿途的軌道。

劉秀之後的經學發展頗有起伏，概括來說：明、章二朝尊師重道，經、谶并舉；章帝更是以國家法典形式《白虎通》把經、谶互釋的思想模式确定下來，并且經谶、今古并重，經學視野極為開闊，“網羅遺逸，博存衆家”，氣魄弘大，是整個東漢經學最興盛的時期。到了和、安二朝，經學則頗受冷落，至順帝朝，經學重又得到重視：繕起太學，增加太學生名額，史稱“孝順初立，時髦允集”。但是在桓、靈二朝，中宦弄權，政治腐敗，尤其兩次黨锢之禍使“高名善士多坐流廢”，長期禁锢，甚至“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經學遂衰敗。

東漢經學發展大勢雖然有起有伏。然而就谶緯思潮來說，無論正統經學如何起伏，谶驗觀念、經谶牽合互釋的思路均普遍存在。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士人的命運便與之息息相關，随着這股思潮的變化而起伏。

小結

兩漢時期，谶緯思潮有了新的發展，以陰陽五行說和“天人感性”為基礎的谶緯思想開始在士人間出現，并在君主的推動下逐漸流行。各個時期谶緯發展狀況及其政治地位不同，與士人的關聯度也不同。

哀帝之前，谶緯思潮基本與政權對立，更多具有諷谏甚至政治批判精神。所以此期谶緯學者或不被重視，或遭罷黜、入獄甚至殺戮。王莽、劉秀時期，谶緯被政權充分利用，其主流轉而論證現政權的合理性。此時的谶緯學者，如能迎合政治需求，往往得以拜官封爵；偶有與政權利益沖突者，則會遭受冷遇甚至嚴懲。而明帝、章帝之後，經、谶牽合互釋成為官方正統思想，士人學者往往經、谶兼修，以為祿途常道。

相關參考資料：《後漢書》、《史記》、《谶緯論略》、《谶緯文獻與漢代文化構建》

,

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tft每日頭條，我们将持续为您更新最新资讯!

查看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