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文經出版社授權摘編自《煤氣燈效應》，心理治療師羅賓·斯特恩在文中解釋了為什麼“煤氣燈操縱”在如今的親密關系中越來越常見。

《煤氣燈效應》， [美]羅賓·斯特恩著，劉彥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6月版。

什麼是“煤氣燈效應”？

過去二十年，我一直在私人診所裡擔任心理治療師，同時是伍德哈爾道德領導學院的教師、領導力培訓師、顧問和研究員。我幫助開發并推進了針對各個年齡層女性的培訓項目。因為工作關系，我不斷接觸到堅強、聰明、成功的女性，但我卻總聽到同樣的故事：不知為何，很多像這樣原本自信且成就極高的女性卻困于令人沮喪的、充滿破壞性的、使人困惑的關系當中。盡管朋友和同事都認為她們很強大，她們卻覺得自己很無能，因為她們既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也不相信對這個世界的認知。

這些故事有着令人厭惡的熟悉感，而且我漸漸意識到，這樣的故事不僅僅是我在工作中接觸到的案例，也反映了朋友和我在現實生活中的經曆。一名貌似強大的女性由于愛人、伴侶、朋友、同事、領導或家人的原因，變得無法相信自己對現實的認知，她感到焦慮、困惑和失落。這樣的關系尤其令人震驚，因為這些女性在其他領域是如此強大且遊刃有餘。但總有這麼一個特殊的人——愛人、領導或親戚，能夠牢牢控制她。盡管他越來越過分，她卻總想獲得他的認可。最後，受到老電影《煤氣燈下》的啟發，我終于給這種痛苦的狀态找到了一個名字：煤氣燈效應。

電影《煤氣燈下》（1944）海報。

這部1944年的經典電影，講述了年輕脆弱的女歌手葆拉（英格麗·褒曼飾）的故事。葆拉嫁給了充滿魅力又有些神秘的年長男子格雷戈裡（查爾斯·博耶飾）。但她不知道的是，她親愛的丈夫為了侵吞她繼承的遺産，一直企圖把她逼瘋。他不停地說她得病了、很虛弱，而且經常變換房間裡的擺設，并賴到她頭上。最陰險的是，他刻意操縱煤氣，讓她看着煤氣燈莫名其妙地變暗。在丈夫邪惡計劃的實施下，葆拉開始相信自己失去了理智。因為感到困惑和害怕，她變得歇斯底裡，結果真的成為格雷戈裡口中那個脆弱的、迷失方向的人。她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越懷疑自己，就越困惑、越歇斯底裡。她極度渴望獲得丈夫的認可、聽到他說愛她，他不但不肯，還一再表示她已然精神錯亂。直到後來，一名警探向她保證他也看到了煤氣燈變暗，她才一步步恢複理智和自信。

通過《煤氣燈下》我們可以明确看出，煤氣燈操縱式的關系總是涉及兩個人。格雷戈裡需要通過不斷引誘葆拉上當來感覺自己的強大和掌控局面的能力，同時葆拉也渴望被引誘。她過度理想化了這名強壯帥氣的男人，拼命地想相信他會珍惜并保護自己。當他開始實施精神虐待的時候，她不願去責怪他，也不想重新審視他，而是固守着頭腦裡那個完美丈夫的浪漫形象。她對自身的不安感和對丈夫的理想化想象給他的操控行為提供了完美的切入點。

在電影《煤氣燈下》裡，煤氣燈操縱者追求的是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他刻意逼瘋妻子，這樣就可以奪取她的财産。現實生活中很少有如此邪惡的煤氣燈操縱者，但他們行為的效果可能也是邪惡的。不過，從煤氣燈操縱者的角度來看，他隻是在保護自己。煤氣燈操縱者的自我認知存在嚴重缺陷，以至于他不能容忍别人對他的觀點進行絲毫的質疑。無論他如何理解世事，你也必須持有相同的看法——不然你就是故意讓他陷入無法忍受的焦慮之中。

電影《煤氣燈下》（1944）劇照。

假設你在派對上對一名男士微笑，這讓你的伴侶感到不舒服。非煤氣燈操縱者可能會說“是的，我是容易嫉妒的類型”，或者“親愛的，我知道你沒有做錯任何事，但是看到你和其他男士玩得那麼開心，我還是覺得很抓狂”。他願意承認他的不舒服可能源自當時的具體情境或他自身的不安全感。即使你真的在調情——即使你調情的程度已經很過分——非煤氣燈操縱者還是願意承認你的初衷并不是讓他感覺糟糕，雖然他可能對你的行為表示反感，甚至可能讓你立即停止這種行為。

反之，煤氣燈操縱者絕對不會考慮自身的問題，比如他的嫉妒、不安或多疑。他一定會堅持他的理解：你太喜歡調情，所以才搞得他不開心。僅僅是自己知道這一點還不夠，他必須得到你的認同。如果你不認同，他會發脾氣、冷落你、惡語傷人或者有理有據地批評你，一連好幾小時。（“我不懂你怎麼會看不出來你傷害我有多深。我的感受對你來說難道一點都不重要嗎？”）

探戈是場雙人舞。隻有當一名把煤氣燈操縱者過度理想化，并極其渴望獲得其認可的角色，也就是自願被操縱的人出現時，煤氣燈操縱行為才可能發生。如果你拒絕參與，當你的男朋友錯誤地指責你跟别人調情時，你大可以哈哈一笑，對這種無謂的批評置之不理。但如果你無法忍受男朋友這樣評價你呢？那麼你可能會争辯，試圖改變他的看法。（“親愛的，我并沒有調情。那隻不過是一個微笑而已。”）就像煤氣燈操縱者竭力讓女友道歉一樣，被操縱者也竭力想獲得男友的認可。她可能不惜一切代價修補和男友的關系——甚至接受他負面的、吹毛求疵的批評。

電影《煤氣燈下》（1944）劇照。

“煤氣燈操縱”如何成為了一種流行病？

為什麼煤氣燈操縱如此普遍？為什麼那麼多聰明、堅強的女性陷在削弱自己身心力量的關系裡出不來？這甚至讓20 世紀50 年代情景喜劇裡的婚姻都顯得那麼明智。為什麼那麼多男性和女性苦苦掙紮，仍舊不能擺脫明顯在操縱他們、經常對他們甚為殘忍的雇主、家人、伴侶和朋友？為什麼這些關系的真相變得這麼難以看透？我相信煤氣燈操縱流行起來有三個主要原因，它們在我們的文化中發揮着巨大的作用，而這并不是我們個人決定停留在煤氣燈操縱關系裡造成的。

女性角色的深刻變革

說到男女兩性在情感和工作上的關系，有一點很重要：女性扮演的角色突然而迅速地發生了變化。女性角色上一次發生巨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時男性紛紛參軍打仗，大量女性進入職場，從事以前屬于男人的工作。好萊塢很快對女性擁有财權的新現象做出反應，拍了幾部“煤氣燈操縱型”的電影，這其中就包括由英格麗·褒曼和查爾斯·博耶領銜主演的《煤氣燈下》。在這些電影裡，強勢、有魅力的男性成功地欺騙了優秀但脆弱的女性，讓她們放棄自己的觀點。這種關系似乎和當時社會上對兩性的期許及兩性彼此經曆的突然轉變有關。無論是20 世紀40 年代還是我們今天所處的時代，女性都在工作和個人生活裡突然擁有了新權力——而這種角色的轉變可能讓她們自己和她們的伴侶都覺得受到了威脅。盡管女性開拓了一片新天地，可以自由工作、競選公職、廣泛參與公共生活，但是很多女性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渴望擁有傳統的兩性關系——找一個可以依靠的強壯男性，給自己提供指引和幫助。很多男性在某種程度上對女性同時在公共和私人領域裡追求平等的權利感到不安。

微博截圖。“煤氣燈效應”成為熱搜之後，一些明星也參與讨論之中。

在我看來，結果就是一些男性被堅強、聰明的女性吸引，但同時又想控制她們。同時一些女性主動地“重調程序”，讓自己扮演小鳥依人的角色，這不僅僅是為了獲得伴侶在精神上的支持，更是為了實現她們對自己的認知——“我在這世上到底扮演什麼角色？”于是，全新一代的煤氣燈操縱者和被操縱者就這樣誕生了。

矛盾的是，給女性帶來更多選擇的女權運動同時也迫使我們很多人必須做堅強、成功、獨立的女性——從理論上來說，就是對任何男性的虐待都免疫的女性。結果，處于煤氣燈操縱式關系或其他形式的虐待關系中的女性自然會感到加倍羞愧：首先，她們為自己處在一段糟糕的關系裡感到羞愧；其次，她們為沒有達到自己設定的強大、獨立的标準而羞愧。于是出現了頗具諷刺意味的情形：女性可能用原本支持自己的想法說服自己放棄尋求幫助。

遍地的個人主義，

以及随之而來的孤立

傳統社會可能給個人發展提供的空間很有限，但在讓大多數人紮根于一個安全穩定的關系群這一點上做得很好。我不是說女性在以的婚姻關系裡從未被孤立過，但通常來說，她們确實可以接觸到更為廣泛的家庭關系，以及讓她們成為更大群體中的一分子的社交活動。即使在現代工業社會，就在最近的幾十年之前，男性和女性都可以接觸到更為廣泛的社交網絡——工會、教堂、社區小組、少數族裔團體，等等。至少從某種程度上而言，相較于獨處，人們都在更大的世界裡。任何個體——即便是伴侶或雇主——都可以被放到一個更大範圍的環境裡來看待。

如今，随着高度的個人流動性和社會對消費主義的關注，從社交層面而言，我們相比以前更被孤立。我們把大量的時間花在工作上，還經常更換同事。業餘時間一般都以比較私密的方式度過——跟伴侶或幾個朋友共處，而不是參與到教堂、工會或社區組織的活動裡。在這樣的背景下，任何人都可能對我們産生巨大的影響，因為我們被孤立了，接觸不到其他的信息來源和反饋。伴侶似乎成了我們唯一的精神支柱；直屬領導似乎對我們的職業前途和自尊擁有無盡的掌控權；密友似乎成了我們忙碌、孤立的生活裡寥寥無幾的人情紐帶之一。結果，我們把自己希望得到外界認可的需求全都寄托在這些關系上，并指望通過這些關系來給自己下定義，完成自我認知。在傳統社會裡，我們可以通過一系列廣泛的精神紐帶來獲得安全感；而在現代社會裡，我們往往隻能依靠一個人——伴侶、密友或某位家庭成員。但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的理解和共鳴不是任何單一的關系可以滿足的。正是因為迫切地想要證實我們是優秀的、有能力的、招人喜愛的，加上越來越孤立、很少與其他人聯系，我們成了煤氣燈操縱的首先對象。

《隐形人》電影截圖。

煤氣燈操縱文化

在今天的環境下煤氣燈操縱能找到更多的追随者，因為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焦慮。我們不停地被一大堆新聞和信息轟炸，而我們也知道這些内容不一定準确——有些甚至可以稱為“假新聞”或“另類事實”。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對自己能相信什麼不再那麼确定，因此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容易進行煤氣燈操縱。

2016年3月的一起事件戲劇化地說明了煤氣燈操縱的巨大能量，以及它在我們文化裡的普遍性。當時，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的競選經理科裡·柳安道斯基遭受指控，說他在布賴特巴特新聞網女記者米歇爾·菲爾茨走近特朗普進行提問的時候，用力拉扯其手臂。《華盛頓郵報》記者本·特裡斯目睹了整個事件，當地警察随後公開的錄像也證實了這一點，于是警方最後控告柳安道斯基毆打罪。特裡斯對該事件進行了報道，但他的稿子還沒發表就被人在推特上洩露了。

2016年特朗普競選總統期間，女記者米歇爾·菲爾茨事件的相關新聞報道截圖。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立刻宣稱該事件從未發生，堅持說菲爾茨得了“妄想症”，并且提供錄像證明。這就是典型的煤氣燈操縱行為：菲爾茨和特裡斯都開始懷疑自己對現實的認知了。而菲爾茨的确遇到了這場意外，當時特裡斯近距離目睹了整個事件，而且對菲爾茨表示了同情。

2016年11月特裡斯寫道：“我上周跟菲爾茨通話的時候，她說自己後來都懷疑她對事件的描述是否準确了，盡管她手臂上的瘀傷可以證明那件事的确發生過。”特裡斯承認，他也一度開始懷疑自己。他在《華盛頓郵報》裡對毆打事件及其後續的報道用了這樣一個标題：“特朗普競選團隊對現實的攻擊令我懷疑自己看到的真相：三月的一起意外如何預示了長達數月的煤氣燈操縱行為。”

在私人關系裡發生的煤氣燈操縱行為已經足夠痛苦，抵抗起來也頗具挑戰性。在這個案例裡，許多政客和某些記者聯手企圖說服大家某件事并沒有發生——盡管警方有可靠的目擊證人，甚至有事發當時的錄像。那些煤氣燈操縱者擁有如此強大的說服力，以至于親曆事件的當事人都開始懷疑自己的認知——由此可見，大小層面的煤氣燈操縱彙集在一起，給我們的文化帶來了一股令人不安的力量。

通過煤氣燈操縱來實現政治目的已經是很可怕的現象，但問題還不止于此——它已經滲透到我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有些方面看起來似乎是個人的事，但實際上已經被社會的總體文化深深影響。正是這種文化不斷地鼓勵我們去相信那些明顯不是事實的想法。廣告不斷地向我們灌輸，女性隻有擁有完美的二号體型和化好妝的漂亮臉蛋，才會受到男性的青睐。但我通過個人經曆和觀察，清楚地知道事實并非如此。學校一邊鄭重其事地告訴我們的孩子，學習是有意義的，一邊又提醒他們，如果沒有好成績和理想的SAT分數，就進不了夢寐以求的大學。政客們一會兒給自己的行為找一個理由，一會兒又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給出另一番解釋，而且從來不承認新的“政黨路線”跟之前的不是一回事。由此看來，我相信我們已經生活在“煤氣燈文化”之下。我們本應被鼓勵去發現或創造自己的真相，但事實上我們被無數強大的指令狂轟濫炸。所有這些指令都要求我們無視自己的感受，反而把當下市場上主推的需求和觀點看成自己的需求和觀點。

作者｜ [美]羅賓·斯特恩

摘編、編輯｜李永博

導語校對｜盧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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