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四庫：乾隆朝晚期的學者與國家》 ［美］蓋博堅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初入治學門徑的我，曾于撰寫論文時使用“四庫本”。對古代文學研究者而言，“版本”是極重要之事。在古書的長期留傳中，不同版本質量差異很大，一般稱好的版本為“善本”。當時我以為“四庫”聲名在外，必然值得信賴；然而導師卻“善意”地提醒我：千萬不要再用這個版本了，它的訛誤并不少。

這件事引起我的疑問與好奇——“四庫本”為何質量不佳呢？直到我讀到美國學者蓋博堅的《皇帝的四庫：乾隆朝晚期的學者與國家》，方知關于“四庫”的來龍去脈。不得不說，作為一項文化工程，《四庫全書》的編著，頗有些意味深長之處，值得“咀嚼”。

“四庫全書”項目的緣起，系大臣朱筠奏折。乾隆帝于1771年诏谕，決定開展這一項目，1773年設立專門機構，前後700餘人參與，曆時22年，共錄圖書3000多種，計36000餘卷。乾隆在康熙、雍正兩朝基礎上，适時地吸納漢族知識分子加以任用。主要表現是推行官方學術，針對整個學者群體，看重朝廷與其關系。

從編纂動機看，清代帝王雖是滿族，但自皇太極以來，都極度重視學習漢文化，這一點在乾隆身上表現得淋漓盡緻。乾隆是一位自視甚高的領導者，自诩才華拔群，平生詩作四萬餘，愛好古玩，他一直企圖在文化修養上超越明代，乃至超越前人。他的雄心壯志更體現在——标榜自己的文化成就，實現思想政治統一。

除個人追求外，考察曆史不難發現，國家在學術中應該發揮重要作用。著述和統治在中國文化中一直是一體兩面，相輔相成，可上升至“道統”與“政統”的辨析。一個政權的“正義”，并不純粹源自民族出身，而是“道德仁義”，“四庫全書”正是思想道德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有德者居之”的觀念，恰恰有鞏固滿族統治的意義。

從編纂過程看，采集圖書靠地方設置書局，書局設置的地方教官，一般由舉人擔任。藏書家将藏書帶到書局，國家會視情況回饋一些報酬。不過，藏書家也害怕書籍上繳刊印導緻書籍跌價，後來，也确有館閣人員私自抄本外賣的情況。

“四庫全書”固然存在很多問題，但最核心的是：進度過快。據統計，由于皇帝要求的時間急迫，進度異常緊張，編纂人員每人每月需要閱讀2000至3000頁書籍。更“危險”的是，四庫館臣業績由輯佚和整理的圖書數量決定，質量和重要性倒成為次要追求。這顯然不是嚴謹做學問的态度。皇子永瑢曾上奏反映“進度太快”，于是後來又制定規則，對出現及發現錯誤的地方，分别進行獎懲，然而因為獎懲力度不夠，所以效果不佳。

從編纂人員看，“總纂官”親自編纂，是所有館臣實際工作的領導者，比如我們熟知的紀曉岚，因為乾隆欣賞他的學識和文筆，命其撰寫“提要”；更高一級的“總閱官”負責全局工作，系純粹監管職責；最高級的“總裁”是王公貴族，隻挂名而已。“館臣”是“四庫全書”工作的主要承擔者。“四庫”伊始，館臣共50人，40人供職翰林院，23人是翰林學士，中位數是31歲，年齡較大者如戴震等，系學術地位所緻。

值得一提的是，文學才華、人際交往、行政能力是清代選拔人才的重要标準。“四庫全書”的委任使翰林學士有更大幾率、更年輕達到三品及以上的官職。這些人的政治生涯不是直接受“四庫”影響而上升，而是獲得“叙議”的權力，即晉升的機會。此外，被任命為館臣，意味着能引起權力核心軍機大臣的注意。

從編纂審查看，大緻分三個階段，1772至1774年，采集圖書少有毀禁；1774至1780年，審查運動迅速開展，違禁圖書定義不明确，舉報圖書回報很高，很多人開始告發，誇大其詞，勢頭猛烈；1780至1796年，中央政府介入，系統鑒定和采集書籍，盡量減少社會動亂。

有觀點認為，“四庫全書”導緻“文字獄”爆發。應當說，“治罪”行為确實大量存在，但動因絕非皇帝單純對漢族知識分子的思想轄制。所謂“文字獄”至少分三類，其一，官員競相采集禁書，競争政府職位。乾隆對禁書沒有給出明确定義，曾認為江西巡撫海成查禁圖書之事“辦得好”，海成的策略就是支付兩倍價格收可能的“禁書”，于是江南各地官員效仿，其下辦事官員更是不遺餘力。其二，巡撫通過“花招”，避免皇帝譴責。比如王爾揚和黎大本的案例，很可能是巡撫為完成皇帝催促，報告大量意義不大的案件，保持辦事高效的形象。其三，地方紳士通過舉報，開展報複。所有案件中，士紳互相指控占三分之一，60%導緻定罪。知識分子追求自己利益的過程中，促成這項駭人的運動，單純以種族差異、思想轄制定性“四庫全書”導緻的案件，實在過于片面。

蓋博堅認為，“四庫”編纂體現了乾隆晚期的治理風格：将事物委托給相對較少的人，讓這些人親自對措施的成敗負責。“四庫全書”這般國家重大項目，是乾隆派給軍機大臣的諸多重大活動之一，投入大量資源。但這類項目，體現了不耐煩的皇帝和過度擴張官僚體系的困境：要麼承認自己無法執行皇帝意圖，帶來災難性後果；要麼隐瞞失敗，可能被揭發受到責罰。這是時代政治氛圍帶來的弱點。

“四庫全書”文化價值有限，但也絕非一無是處，乃至被視作毀禁圖書的罪惡暴行。其用意固然是為統一思想，而非學術發展；是政府工程而非個人項目。但筆者不認為這是它最大的問題，這一事件更值得反思的是——乾隆急于求成的性格，以及炮制好大喜功文化工程的行為。本質上，它和營造宏偉建築、發動無用戰争同屬一類，都是統治者“想當然耳”的舉動，為自己所謂“名垂青史”的虛妄，急功近利，剛愎自用。

（原标題：四庫全書：乾隆的意氣用事？）

來源 北京晚報

作者 趙慕宇

流程編輯 劉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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