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和晚清皆有黨争，晚明更是亡于黨争。晚清雖然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黨争”，但總體上李鴻章和左宗棠；李鴻章和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盛宣懷與岑春煊等也可以稱為準黨争。整個晚清，黨争的核心人物就是李鴻章。

　　晚明的黨争，之所以亡國在于遍布中央與地方。晚清的黨争，則一直以中央與地方矛盾面目出現，所以，地方高官進入中央後形同明升暗降。

　　皇權的惡：清朝皇帝比明朝皇帝把握得更好 晚明的皇權已經失去制衡“黨争”的主體文官集團的作用，除了像朱元璋、朱棣那樣将“皇權的惡”展現得最淋漓盡緻的方法外，包括張居正改革（革新）在内，都無法擺脫文官裹挾，原因很簡單張居正本身就是文官，他的改革集團也就是文人集團。明廷基本被文官控制，因此，地方也受文人控制。

　　在晚明時期，崇祯之所以鬥不過文官，反而魏忠賢能夠壓制文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在利益面前，在晚明畸形化發展面前，儒家文人與閹人，他們所效忠的都已經不再是皇帝，而是阿堵物。因為閹人的權力寄托于皇帝，朱元璋、朱棣、朱瞻基三代皇帝所創立的“大明特務統治”，又使得閹人無法“至大無雙”，所以，皇權可以壓制文人。

　　但在儒家文化下，崇祯已經被儒家俘虜，沒有把“皇權至大”這種皇權的惡發揮到極緻。所以，崇祯反而無法抑制儒家文人在改變了信仰（以阿堵物為效忠對象）後的權力影響，最終“獨自”辛勞而越忙越亡的困境。更多内容詳見“皇權的惡：崇祯代替不了魏忠賢的根本原因”一文。

　　晚清的情況下則與晚明不同，可以說是基本相反。

　　從1840年開始清廷大一統下的鴉片戰争，再經太平天國運動、撚軍、西北西南民族起義的天下大亂，到了1860年代地方政權基本已經被漢精英控制。但請注意，在清廷層面，道光、鹹豐、慈禧一直控制着中央權力。任何地方督撫，你權力再大、威望再高，仍然需要清廷授權給你。

　　為何出現這種情況？這就是對皇權的惡的把控，清朝雖然學儒，但始終隻是将其作為工具而沒有被控制。他們内心仍然記着自己的政權是少數人掌控多數人，對權力失控的緊張一直存在。

　　晚清晚明大不同：地方大員進入内閣、軍機處權勢變換不一 在晚明時期，地方大員進入内閣，屬于提升。

　　在晚清時期，地方大員進入軍機處，則屬于明升暗降，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左宗棠和李鴻章。李鴻章一生沒有進入過中央，但卻不比任何軍機大臣權力小。左宗棠兩次進入軍機處，皆是明升暗降。

　　左宗棠第一次進入軍機處，是在“擡棺出征”後，慈禧在1881年為防止左文襄率軍與沙俄作戰，将其調入軍機處主管兵部。第二次進入軍機處，則是在中法戰争期間，兩江總督左宗棠要求自己親自率軍迎戰法軍未獲批準的情況下，左宗棠要求辭職回家，因為我軍軍情緊急，清廷害怕左文襄會“一意孤行”将其在1884年6月調入軍機處，主管名義上的八旗精銳、實質上的“玩家俱樂部”——神機營。

　　由此可見，左宗棠兩次進入軍機處都是清廷怕作為地方軍政主腦的左文襄，以“強悍”态度破壞其“妥協投降”戰略下的明升暗降。進入清廷後，軍機處其他人要麼是親王貝勒，要麼是八旗親信、久在京為官的漢精英。他們長期深谙京城政治，知道慈禧的态度和主張，一心以太後的主張為主張。所以，像左宗棠、彭玉麟等人，即使進入軍機處、進入兵部能做什麼？頂多在細節上提供建議！

　　和平時期，細節決定一切！

　　戰亂乃至變革時期，方向決定一切！

　　在晚清地方大員中，唯一能進入軍機處而權力不減輕的人就是李鴻章。他以淮軍為基礎，其淮軍系統的地方督撫官員非常多，其主管的北洋軍事轄區幾乎遍地都是淮軍系統的人，說句通俗的話，連守大門的、打掃衛生的人恐怕都和淮軍或淮人有關系。

　　李鴻章論地位，一生都沒有進過軍機處，不屬于“權力中樞”的人。但他的權力，卻遠遠高于1880年代後任何一位非親王級别的軍機大臣。

　　胡蘿蔔與大棒是皇權主要采用的手段 晚明的皇權在控制力上要比晚清更弱，特别是皇權的第一代表皇帝。皇權是一個“權力體”皇帝、後宮、閹人、外戚、王權都是其代表。在宋明清三朝，儒家思想逐漸成為“統治思維”。

　　宋朝作為奠基者引領千年曆史，但因為屬于奠基許多環節看上去皇權、皇帝并不彰顯。由此，明朝進行改革，利用特務統治制衡宦官。但最終，皇權仍然旁落。清朝又對此進行改革，利用儒家籠絡漢精英、利用八旗威脅漢精英，前者是肉後者是刀、前者是胡蘿蔔後者是大棒，在此情況下，清廷掌控住了中央與地方。

　　胡蘿蔔與大棒确實符合人的心理，但核心在于使用者要有絕對優勢，否則，胡蘿蔔、大棒都是沒有吸引力、威懾力的。這就是為何清亡何以出現的原因。大棒不在手，胡蘿蔔有啥用？

　　晚清洋務運動價值：左宗棠國産替代戰略與李鴻章買買買思維

　　明朝也有洋務運動，嘉靖成功、崇祯失敗

　　為大明于謙加幾件寒衣，抵擋那肆意陰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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